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与严峻性急剧上升，“韧性”已从一个工程力学与生态学概念，演变为国家治理与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核心关键词。体育旅游作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业态，不仅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载体，更是释放消费潜力、助推产业链重构与优化升级的关键抓手[1]，其韧性水平直接关系到产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战略落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为体育旅游韧性突破脆弱性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自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到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培育体育产业增长点要开展商旅文体健联动，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通过资源互通、业态创新与场景再造，体育旅游市场规模已达1.79万亿元[3]，显著拓展了产业空间与消费动能，成为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与适应性的潜在路径。然而，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极端气候频发，使体育旅游系统面临冲击，凸显其内在的脆弱性与系统韧性不足的短板。如何在抵御外部冲击的过程中，增强自身抵抗、恢复和转型升级能力，已成为保障体育旅游创新活力和可持续性的核心议题。
体育旅游韧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层面：1）基于体育旅游韧性，学者在构建体育旅游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测度并评价其准则层的耦合关系[4-5]，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探讨体育旅游韧性的时空演变规律和障碍因子[6]，提出相应提升路径；2）基于体育旅游影响因素，学者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分析等常规的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影响体育旅游景区[7]、体育旅游精品项目[8]和体育旅游资源[9]空间分布的因素；3）基于韧性的组态路径，学者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TOE框架等，运用动态QCA、fsQCA等方法探究城市韧性[10]、经济韧性[11]和旅游韧性[12]提升的组态路径。综上，既有研究从体育旅游韧性测算、体育旅游影响因素、韧性提升的组态路径出发，为本研究奠定重要的研究基础和逻辑起点。但多聚焦论证单一因素的净效应，忽视了多重并发冲击下不同要素间如何通过非线性互动、组合生效以实现韧性的“黑箱”机制，未能系统揭示多因素交互作用对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影响。
据此，本研究摒弃传统回归分析的净效应思维，引入组态视角与动态分析，构建“技术-组织-环境”三维组态框架，选取2019—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动态Q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实证分析影响高体育旅游韧性的要素间协同互动关系，旨在全面量化检验关键条件，寻找提升体育旅游韧性的组态路径，为体育旅游韧性的科学评估与提升提供坚实依据。本研究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引入韧性理论，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复杂因果关系，将研究视角转向多元组态联动效应，揭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殊途同归”路径，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提供多种可选择的差异化路径；2）考虑时间维度选取跨年份案例和动态QCA方法，探究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复杂因果关系的动态演化特征，明晰组态路径在多时段间的演变规律；3）研究发现高韧性存在“多元等效”实现路径，为不同资源禀赋的省域提供可对标的多类型发展模板，精准赋能区域体育旅游韧性协调发展的治理升级。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TOE理论框架由Tomatzky和Fleischer提出，最初用于分析企业或组织采纳新技术的影响因素[13]，该框架的核心思想为技术、组织与环境三类要素共同作用于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其方法论本质是通过对应用情境的系统分析，揭示影响特定对象的关键因素或解析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作用路径，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体育产业[14-15]、体育企业[16-18]、经济韧性[19-20]等研究议题。体育旅游作为一个由多元主体构成、与外界持续互动的复杂适应系统，其韧性本质上是系统在多重扰动下抵御冲击、维持核心功能、实现适应性转型的能力，符合TOE框架倡导的技术-组织-环境三元互动逻辑。其中，技术维度为系统提供智慧响应与创新动能，组织维度赋予系统制度保障与市场活力，环境维度则构成系统运行的内需基础与开放边界。TOE框架突破了传统线性思维的局限，以系统论视角统摄多要素间的非线性耦合与组态效应，能够有效回应体育旅游韧性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如何通过技术赋能、制度保障与市场牵引的多元协同，实现殊途同归的韧性提升路径。因此，该框架不仅为解析体育旅游韧性的复杂生成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为揭示其多元等效路径奠定了方法论支撑，将TOE框架应用于体育旅游韧性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适切性。
1.1 技术维度
技术维度包括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1]和区域创新能力[12]两个变量，体现为双轮驱动体育旅游韧性提升。数字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以数字经济培育体育旅游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赋能内部要素数字化改革成为推动体育旅游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基础操作轮，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缓冲与恢复能力，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提供效率与稳定性，既是体育旅游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也是实现体育旅游现代化发展的应然之举。另一方面，高水平的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协同体育旅游价值链的多元主体进行价值共创，共同响应消费需求，强化价值链各环节的增值能力，激发体育旅游多业态、强融合、高渗透等内生优势，为体育旅游韧性持续提升提供内生动力。依据熊彼得创新理论，作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创新引领轮，区域创新能力的本质在于推动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与新方法或新工具的运用，为体育旅游进化与变革提供核心动力。通过培育新动能、塑造核心竞争力，赋能体育旅游结构优化与高级化演变，降低体育旅游脆弱性[22]，增强其抵御内外部风险的能力，为体育旅游韧性的巩固与跃升提供持续且关键的变革性动力。
1.2 组织维度
组织维度包括政府干预水平[23]和产业绩效水平[12]两个变量，集中体现为双“手”赋能体育旅游韧性提升。政府干预水平作为“有形的手”，为韧性提升提供秩序、资源与战略引领，保障系统性的缓冲与恢复能力，是塑造体育旅游韧性的关键外部驱动力。制度理论强调，组织的行为与生存能力深受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制约。政府干预作为外部冲击背景下体育旅游韧性的重要来源[21]，是规则制定者、资源分配者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高水平的政府干预主要以政策倾斜、财政补贴、降低税收等为途径，积极干预体育旅游市场、快速凝聚分散的市场主体，在危机时维持产业基本运行框架，并在恢复阶段通过定向刺激政策引导产业重构与升级[12]，为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提升体育旅游的增量、流量、体量[24]，推动体育旅游韧性稳步提升。产业绩效水平作为“无形的手”，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提供资本与活力，驱动自主性的适应与进化能力。产业规模作为衡量产业基础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大小直接关系到产业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稳定性与冲击过后的恢复力[12]。规模化的产业群落会形成良性的竞争市场，并正向促进体育产业能值提升，进而增强抵抗恢复力；高水平的产业效率可以促进要素的合理配置、产业协调能力的提高和新型体育旅游业态的培育，在面临冲击时有效提高体育旅游的适应和更新能力[12]。
1.3 环境维度
环境维度包括居民消费水平[14]和对外开放水平[23]两个变量，体现为双循环促进体育旅游韧性提升。具体而言，依据市场需求理论，居民消费水平作为经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断升级能有效盘活体育消费市场，促进体育消费业态迭代升级，从而促进体育产业链整体消费量增加[25]。这既是国内大循环主体和经济内循环的重要组成，也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提供原生性市场需求动力。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体育旅游系统是一个通过与外部环境持续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以维持动态发展的复杂系统，对外开放水平作为外循环动力，与体育旅游之间存在紧密关联[26]，是塑造体育旅游韧性的关键外部驱动因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地区拥有更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通过吸引外资投资和推动服务国际化，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提供增量空间、创新要素与升级压力，有利于形成体育旅游发展标杆[27]，拓展体育旅游韧性的广度与进化潜能。
综上所述，基于TOE框架选取的影响体育旅游韧性的指标之间并非孤立并存，而是呈多维互动、协同共生的复杂关系（图1）。①数字经济与对外开放构成互补效应，二者协同放大了体育旅游市场的辐射广度与响应速度；②政府干预与居民消费呈阶段性替代关系，市场培育期政府主导、成熟期消费驱动，形成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动态演进；③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绩效水平互为支撑，二者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反哺创新的正向循环。此种多维互动关系决定了体育旅游韧性提升不可能依赖单一要素的线性驱动，而必然呈为多要素组合的组态效应，进一步夯实了TOE框架与组态分析方法应用于本研究的核心逻辑基础。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NCA与动态QCA相结合
体育旅游韧性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社会系统，传统回归分析难以处理多重等效路径的复杂性。QCA方法基于集合论的思想研究因果关系的充分性与必要性，关注如何通过多种可能的条件组合导致特定结果的发生，适合分析因果复杂现象[28]。但该方法仅能从定性角度评估前因变量是否为结果的必要条件；杜尔提出的“程度型”的必要性方法，即NCA方法，可通过设定瓶颈水平从定量角度分析前因变量达到何种程度时才成为产生结果的必要条件[29]，弥补了QCA只能定性判断必要条件的不足，二者构成从定性识别到定量精细化的递进式分析流程；动态QCA则是在传统QCA基础上，通过计算组间、组内一致性调整距离，捕捉组态路径的时间稳定性与动态演化。因此，本研究首先通过NCA识别具有程度约束效应的瓶颈条件，再通过QCA检验单一条件是否构成定性必要条件，最后利用动态QCA揭示组态路径的跨时稳定性与演化规律，系统性探究中国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复杂因果机制。
2.2 变量测度
2.2.1 结果变量
体育旅游韧性（STR）。借鉴相关研究[4-5,30]，以可得性、代表性及系统性为原则，选取体育旅游经济韧性、体育旅游生态韧性、体育旅游社会韧性作为体育旅游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准则层。继而选取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体育旅游R&D经费支出（用R&D经费总额乘旅游产业总收入占GDP比重来表示）等28个指标作为指标层进行测算并采用CRITIC法确定指标权重（表1）。准则层权重结果显示，体育旅游经济韧性（0.386 5）>体育旅游社会韧性（0.316 6）>体育旅游生态韧性（0.296 9），三者共同建立了体育旅游韧性“三性共生”平衡模式（图2）。其中，经济韧性起主导作用，为系统的有序运行及发展活力提供保障；社会韧性起缓冲作用，是系统高质量发展及韧性建设的核心表征；生态韧性起约束作用，成为体育旅游韧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前提。该权重分配反映了在短期至中期的韧性响应序列中，经济与社会维度的主动抗逆能力优先生态维度的基础承载条件，共同形成了体育旅游韧性三角形的动态稳定状态，与韧性理论强调的“系统优先调动高能动性资源应对冲击”的层级逻辑高度一致[31]。该结果变量能够较为真实地刻画体育旅游系统在面对冲击时的“抵抗—恢复—创新”能力，为后续NCA与动态QCA分析提供了具有理论合法性的因果推断基础。
2.2.2 条件变量
2.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9—2023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含港澳台）为研究样本，主要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国家体育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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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变量校准
本研究遵循方法规范、数据参照的原则。首先参照QCA主流做法[35]并借鉴相关研究[33,36-38]，采取直接校准法将结果变量体育旅游韧性、条件变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绩效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以样本的75%分位点、50%分位点和25%分位点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其次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公共财政学共识，采用间接校准法将政府干预水平按照财政支出占GDP比重≥40%、样本中位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15%的标准分别作为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锚点。此外，因动态QCA分析中会自动删除0.5的条件值，故以0.501替换校准后为0.5的条件值[39]。校准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校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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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体育旅游韧性时空演变特征
基于时间演变，2019—2023年中国体育旅游韧性呈小“V型”波动恢复特征（图3），揭示了韧性理论视角下体育旅游系统在遭遇扰动时维持核心功能、吸收冲击并通过学习与重组实现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动态响应与自适应过程。以2019年0.407 9的初值构成基准参照，2020年由于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体育旅游系统核心功能遭遇结构性中断，韧性骤降至0.377 6；2021年至2022年系统进入适应性调整阶段，通过资源重组与供需结构微调逐步恢复基础功能，但始终受制于外部不确定性与组织惯性的双重约束，韧性在低位徘徊回升缓慢；2023年韧性提升速率加快，韧性水平跃升至0.447 3，体育旅游系统在长期承压中通过学习与转型形成了新的功能组织方式与资源配置模式，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制度创新与业态重构的驱动力，完成从被动恢复到主动转型的质变。该时序演变特征表明我国体育旅游韧性并非线性恢复，而是经历了冲击、适应与超越的动态过程，且区域间的非均衡性持续存在。
基于空间演变，2019年至2023年中国体育旅游韧性呈显著的“东高西低、梯度分异”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凭借经济基础雄厚、体育旅游资源富集、消费市场成熟及政策响应敏捷等综合优势，始终处于韧性高值区，形成稳定的引领极核；中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外溢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过程中韧性水平逐步抬升，西部地区则受制于资源可及性、市场发育程度及公共服务配套等因素，韧性水平相对滞后，整体表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逐级递减的阶梯状空间格局。进一步空间关联性检验显示（表4），2019—2023年各年度体育旅游韧性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显著性检验（p<0.01），即中国体育旅游韧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该结果支撑了体育旅游通过客源流动、赛事协同、品牌共建及相邻省份间的资源互补形成的涓滴效应，反映了体育旅游天然的跨区域关联属性。
表4 2019—2023年中国体育旅游韧性全局莫兰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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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明确的是，QCA方法以案例为独立分析单元，其核心目标在于识别结果产生的条件组合与等效路径，而非估计变量的平均效应或空间依赖强度，且由于体育旅游的特殊性，相邻省份间也存在某些韧性互动。因此，将空间溢出效应定位为区域异质性的情境解释变量而非直接纳入QCA条件组合，既承认了空间依赖的客观存在，也维护了QCA分析在方法论层面的适用性。本研究在组态结果解释中，结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区域空间格局进行差异化讨论，以部分回应空间异质性问题，空间溢出与组态路径的交互机制，则留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探索。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NCA必要条件分析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检验是否存在任何单个前因条件构成了实现高体育旅游韧性的必要因素（见表5）。一般情况下，判断是否构成必要条件主要依据效应量（d）和p值，效应量（d）的取值范围为0到1，当d>0.1且p值显著（p<0.05）时，通常认为该条件具有必要性，且0<d<0.1为低效应，0.1≤d<0.3为中等效应，0.3≤d为高效应[33]。根据上限回归分析（CR）的结果，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1）、区域创新能力（X2）、居民消费水平（X5）和对外开放水平（X6）的效应量均大于0.1且p值显著，表明四个条件为实现高体育旅游韧性的重要必要条件。其中，以CR方法为准，4个条件变量均为中等效应量。
表6进一步分析了必要条件的瓶颈水平，即为达到特定水平的体育旅游韧性各个必要条件所需达到的最低水平。当期望的体育旅游韧性水平较低时（Y<40%），各条件均未显示出瓶颈约束，若要达到40%的体育旅游韧性水平，对外开放水平（X6）至少需要达到2.5%；要达到100%的体育旅游韧性水平时，几乎所有条件都为瓶颈，至少需要80.1%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88.7%的区域创新能力、0.4%的政府干预水平、6.3%的产业绩效水平、78.1%的居民消费水平和83.8%的对外开放水平。该结果表明上述条件虽不在“是否”层面构成定性必要条件，但在“多少”层面对韧性水平形成阶梯式制约，该发现为后续组态分析提供了重要前提，即实现高水平体育旅游韧性是一个寻求多重要素共同约束的协同组态过程，任何单一条件的短板将限制体育旅游韧性水平的上限。
表6 NCA必要条件瓶颈水平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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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表采用上限回归分析CR；NN表示不必要 |
4.2 QCA单一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表7 中国体育旅游韧性必要条件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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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是布尔逻辑运算符非，表示相应条件不存在（下同）。 |
表8筛选了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大于0.2的因果组合情况。结果显示：①情况2、3、4、5、7、8、9的组间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故不构成必要性关系；②情况1虽在2023年的组间一致性大于0.9且组间覆盖度大于0.5符合初步认定必要条件的标准，但借助绘制X-Y散点图发现（见图5），该条件变量接近三分之一的案例点分布在对角线以上，未通过不相关性检验，故不构成必要条件[40-41]；③通过绘制2019—2020年情况6的散点图发现（见图5），该条件变量的大多数案例点分布在右侧Y轴附近，也未通过必要条件检验[40-41]。由图6展示的情况1和情况6的组间一致性水平变化趋势可以发现，随着数字技术的更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提升体育旅游韧性的作用中越来越突出，此变化趋势也印证了NCA必要条件分析中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为实现高体育旅游韧性的重要必要条件的结论。
4.3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为考察不同条件变量组合如何影响结果变化，在进行组态分析时，可借助充分性一致性水平作为判断标准。首先，借鉴以往研究并结合本研究的具体情况，以一致性阈值为0.8，PRI阈值为0.7，案例频数阈值为1的标准构建真值表[42]；其次，由于体育旅游韧性区域发展不平衡，且现有研究针对各个条件变量对体育旅游韧性的影响方向尚未取得一致性结论，难以判断某单一条件变量是否为组态中的核心或边缘条件，因此在组态分析时不做前因条件的方向设定。由于复杂解和中间解是一致的，所以本研究以中间解为主，简单解为辅找寻核心与边缘条件，最终得到组态分析结果。
4.3.1 汇总结果分析
表9 高体育旅游韧性组态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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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或者•表示该条件存在，☒或者⊗表示该条件不存在；●或者☒表示核心条件，•或者⊗表示边缘条件；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下同。 |
第一，数字创新协同型。该组态类型由S1和S2构成，充分体现了技术维度要素在体育旅游韧性构建中的核心作用。其中组态路径S1以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区域创新能力和低政府干预水平为核心条件，低产业绩效水平为边缘条件，一致性达0.919，可解释34%的案例。该路径表明，在数字基础设施完善、创新生态活跃的省份，即使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机制与技术要素的协同作用仍能有效驱动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组态路径S2说明，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区域创新能力和低政府干预水平为核心条件，高居民消费水平为边缘条件时亦可提升体育旅游韧性，其一致性为0.88，可解释55%的案例，是解释力最强的主导路径。该路径揭示当数字技术与创新能力形成核心驱动力后，强化了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的牵引作用，进一步强化体育旅游系统的抗风险能力与恢复力。此类组态的典型省份主要集中在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河北等东中部地区。江苏省近年大力推进智慧体文旅建设，依托“苏服办”“苏心游”等数字化平台，整合全省体育赛事、健身休闲与旅游资源，构建起覆盖赛事报名、票务预订、智能导览、实时监测的全链条服务体系。2023年，江苏省体育产业总规模达6 415.5亿元，占全国比重超过六分之一，且数字体育消费占比持续攀升。在创新能力方面，依托南京体育学院、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持续推动体育旅游产品创新与模式创新，培育了体育+互联网、体育+康养等新业态。值得注意的是，S1与S2路径中低政府干预作为边缘条件出现，表明在数字经济与创新能力高度发达的地区，政府角色已从直接的资源分配者转向制度环境营造者，通过制定数据开放标准、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为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向创新主导的治理转型。
第二，内生创新驱动型。组态S3表明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区域创新能力、低政府干预水平和低对外开放水平为核心条件时，也可有效提升体育旅游韧性，其一致性为0.917，可解释24.3%的案例。该组态反映了在对外开放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政府直接干预相对有限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创新能力的内部协同成为驱动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核心引擎。该组态特征呈鲜明的内循环导向，通过数字化手段打破地理空间限制、优化资源配置、拓展服务半径，将本地特色体育旅游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与服务，从而实现以内生动力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韧性构建。典型省份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以河南省为例，该省地处中原，虽不具备沿海省份的开放优势，但近年来依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平台，以制度创新带动体育旅游发展。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积极推动体育+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依托少林武术、太极拳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打造少林武术节、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并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进行全球传播，将线下赛事流量转化为线上品牌价值。河南省体育旅游发展的政府角色呈适度干预、精准引导的特征，政府更多扮演平台搭建者与资源链接者的角色，而非直接替代市场主体进行资源配置。通过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主题线路，将体育赛事与景区资源进行精准匹配，实现了赛事“流量”向旅游“留量”的有效转化。这一实践表明，在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可有效激发体育旅游系统的内生动力，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韧性提升路径。
第三，“创新-政府-开放”多核并发型，由组态路径S4和S5共同构成。其中S4路径以高区域创新能力、低政府干预水平和低对外开放水平为核心条件，低产业绩效水平为边缘条件，一致性达0.882，覆盖度24.9%；S5路径则以高区域创新能力、低政府干预水平和低对外开放水平为核心条件，高居民消费水平为边缘条件，一致性高达0.944，覆盖度17.3%。典型省份主要集中在安徽、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湖南省依托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等创新平台，持续推动体育旅游产品创新，培育体育+文化、体育+康养等新业态。在政府引导方面，湖南省体育局联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出台《湖南省“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将体育旅游作为全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体育旅游项目建设。依托本地山水资源与创新资源，湖南省成功打造了长沙马拉松、湘江毅行等品牌赛事，形成了具有湖湘特色的体育旅游产品体系。2023年该省体育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35.2%，其中省内游客占比达68.7%，揭示了在对外开放程度有限的条件下，创新能力与政府引导的协同作用能够有效替代外部开放红利，形成具有区域适应性的体育旅游韧性提升路径，为中西部地区等非沿海省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范式。
4.3.2 组间结果分析
为突破时间盲区问题，进一步探究组态路径的稳定性，本研究借助组间一致性和组间覆盖度变化情况探讨组态时间效应（见图7）。五条组态路径的组间一致性调整距离均小于0.2（见表9），表明不存在明显的时间效应，即高体育旅游韧性路径并非特定年份的偶然现象，而是在整个研究周期均保持了高度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因果机制。通过绘制各条件组态2019—2023年组间一致性水平变化趋势（见图7），进一步探索时间维度下高体育旅游韧性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2019—2023年高体育旅游韧性组间一致性水平在0.82~1之间波动，且五条组态路径均于2020年出现下降趋势。其中S1~S4于2019—2021年持续下降达到低值后强势回升，此类路径的波动反映了公共卫生事件对数字创新驱动型路径的非对称冲击。数字技术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线下场景受限的冲击，但体育旅游的体验属性决定了其难以被完全线上化，导致主导路径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韧性承压。随着消费场景恢复，数字创新协同型和内生创新驱动型路径渐回常态轨道。组态路径S5于2020年达到最低值后稳步上升，此类稳定性源于创新能力在危机情境下的核心驱动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展现出较强的内生恢复力。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体育旅游内循环系统，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均冲击体育旅游韧性发展。伴随宏观经济发展慢慢复苏，《“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关于恢复和扩大体育消费的工作方案》等国家政策的出台，组态路径整体态势向趋稳好。虽五条组态路径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并不影响组态整体解释力度，对于正常的高体育旅游韧性衡量仍具有参考价值。
4.3.3 组内结果分析
组内一致性变化可反映各条件组态在省份层面是否存在空间效应。通过观察五个条件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发现大部分省份的一致性水平高于0.75，具有较高的普适性。但仍有少数省份可能适合不止一条路径实现高体育旅游韧性。譬如，在组态S1中，重庆、陕西和东北三省的一致性水平较低，但陕西在其余四个条件组态中的一致性水平很高，最高达到1。又如在组态S2中，天津的一致性水平较低，但该省份在其余四条组态路径中的一致性水平均达到1。因此，有必要对不同区域在不同年份的适宜性路径进一步深入分析。
区域组态覆盖度均值所示（见表10），第一类数字创新协同型组态所能解释的案例区域大多覆盖于东北地区，其次在中东部地区，代表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安徽等。相较于西部地区，该区域具有较强的数字基础设施覆盖能力与创新资源集聚效应。以北京为例，其在“双奥”遗产转化过程中，依托数字文旅平台与智慧体育系统，实现了赛事场馆、旅游线路与用户数据的全链路整合，显著提升了体育旅游系统对外部冲击的响应速度与恢复能力。此种类型的组态路径通过数字技术与创新能力的高度协同，在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区域之间形成技术收敛效应，推动体育旅游系统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适应的韧性跃迁。第二类内生创新协同型路径以环境维度为核心驱动力，突出居民消费水平与对外开放水平对体育旅游韧性的双重拉动效应，此条路径解释的案例集中在东北地区，其次为中部地区，典型代表省份为安徽、江西等。如江西萍乡武功山国际帐篷节依托智慧体育平台着力打造“体育+”“数字+”消费矩阵，符合人民群众层次化、多样化体育旅游消费需求。以系统性创新激活全域资源、以多维消费矩阵承接市场需求的路径，形成覆盖全龄段的体育旅游服务生态，构建具有江西特色的内生型体育旅游韧性体系。该类组态揭示出在技术或制度要素相对滞后的区域，需求侧的结构性优势同样能够成为体育旅游韧性的关键支撑，体现出韧性提升路径的多样性与区域适配性。第三类“创新-政府-开放”多核并发型组态路径所能解释的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吉林、湖北、山西等省份为此类路径的典型代表。此类组态创新提供动能，政府保障制度稳定性，开放拓展资源配置边界，三者相互强化共同构建体育旅游系统韧性。以湖北为例，其在公共卫生事件后的体育旅游恢复过程中，依托“十四五”体育产业规划明确政府引导角色，结合武汉光谷科技创新资源与“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开放优势，推动体育旅游项目向数字化、国际化转型，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韧性构建模式。该类组态表明，在多要素并发条件下，体育旅游韧性不再依赖单一驱动因子，而是通过制度、技术与市场的嵌套融合，实现系统应对复杂风险能力的整体跃升。
表10 区域组态路径的组内覆盖度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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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三类组态路径的组内分析可知：数字创新协同型依托技术与创新的深度耦合，在东北及中东部地区形成技术收敛效应；内生创新协同型则以内需为锚、创新为翼，在东北与中部地区形成需求侧驱动的韧性支撑机制；“创新-政府-开放”多核并发型通过制度、技术与市场的嵌套协同，在东北与中部地区构建多元共治的韧性结构。三类路径共同揭示出体育旅游韧性提升路径的区域异质性与要素适配性，为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韧性提升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4.3.4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首先基于学界公认方法，通过改变一致性水平和调整校准阈值对高体育旅游韧性的条件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41]。若改变一致性水平或调整校准锚点后呈现的组态与原组态间具有清晰的子集关系，则视为结果稳健，若组态截然不同则不稳健。其次，基于本研究数据来源的缺失性，通过对比插值前后组间一致性水平变化，证明结论的稳健性。
1）调整一致性水平。将一致性水平提高到0.83，高体育旅游韧性形成了4条组态路径（表11）。其中，A1与S1、A3与S4、A4与S5组态路径完全一致，A2与S3相比辅助条件虽发生细微变化，但解释机制类似。因此，在提高一致性水平后，新旧组态间呈子集集合关系，本研究的研究结论尚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结论稳健。
表11 改变一致性水平的组态分析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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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校准锚点上调10%的稳健性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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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校准锚点下调10%的组态分析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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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对外开放水平是提升体育旅游韧性的重要基础条件。实现高水平体育旅游韧性是一个多重要素共同约束的过程，单一条件的短板将限制体育旅游韧性水平的上限，不存在任何一个条件变量恒定地构成实现高水平体育旅游韧性的单一必要条件。
2）技术-组织-环境3个维度形成了驱动体育旅游韧性提升的多元化组态路径，具体可归纳为数字创新协同型、内生创新驱动型和“创新-政府-开放”多核并发型，证实了体育旅游韧性提升存在“多重并发”因果与“殊途同归”效应，不存在普适的唯一最优解，而应根据区域禀赋选择适配路径。
3）5条高水平体育旅游韧性组态驱动路径均未发现存在显著的、导致组态形态发生质变的时间效应，即高水平体育旅游韧性路径并非特定年份的偶然现象，而是在整个研究周期均保持了高度稳定性和有效性的因果机制，说明五条路径对高水平体育旅游韧性的驱动因素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较好的普适性。
4）各省份实现高水平体育旅游韧性具有多元路径，且各组态组内覆盖度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与要素适配性。其中，S1、S3、S4和S5所能解释的案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S2所能解释的案例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
5.2 建议
1）借力技术市场双轮，驱动数字创新协同
在以数字创新协同型主导的东北和中东部地区，应率先建设体育旅游数字孪生平台，集成赛事活动、客流轨迹、环境承载力等多源数据，实现风险预警、应急调度、恢复评估的全链条数字化响应。同时推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体育旅游体验深度融合，开发线上线下联动的云赛事、云徒步等新业态，以技术手段缓冲物理空间受限对系统的冲击。在治理层面，政府应退出微观资源配置，转而聚焦数据开放标准制定、跨行业协同平台搭建以及创新券等风险分担工具的应用，形成政府搭台、市场主导的韧性共治格局，与制度理论中规制性要素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赋能的演化趋势相吻合。
2）依托本土需求循环，锻造内生驱动路径
在以内生创新协同型为主导的中部省份，应系统梳理具有地域标识度的体育文化资源，运用短视频平台、直播电商、数字藏品等工具将其转化为可远程传播、可在线消费、可社区互动的数字资产，从而在物理流动受阻时仍维持品牌活力与用户连接，将外部依赖转化为内部生根。此外，针对开放水平较低的约束，应强化省内及相邻地市间的资源互补与客源互换，建立周末体育旅游圈、假期体育旅游专线等区域协同产品，政府可通过定向消费券、社区推广等方式激活本地及近域消费潜力，实现从被动封闭向主动内化的韧性转型。
3）嵌套制度技术市场，构筑多核并发网络
在以“创新-政府-开放”多核并发型为主导的东北及中部地区，应推动韧性治理从经验式应对走向制度化与常态化，通过拓展系统与外界的资源交换通道提升韧性进化潜能。由省级体育、文旅、发改、应急管理等部门联合成立体育旅游韧性建设专项工作组，建立覆盖事前预防、事中响应、事后转型全过程的绩效评估体系。同时实施创新飞地与开放窗口双轮驱动，在自贸区设立体育旅游创新飞地，吸引国际体育组织与跨国企业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在内陆地区打造国际体育旅游开放窗口，形成内陆创新—沿海开放—全球链接的韧性网络。
4）夯实数据区域协调，支撑共性保障机制
一方面，构建体育旅游韧性专属统计制度。建议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将体育旅游企业存续率、大型赛事延期恢复周期、危机期间体育旅游目的地的客流量波动系数等纳入年度统计公报，从而为各省精准诊断组态短板提供数据底座。另一方面，建立跨省域韧性协作联盟。鉴于体育旅游韧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相邻省份应签订韧性互助协议，共享应急物资储备库，互认体育旅游消费券，并联合开展品牌推广，最终实现路径各有侧重、风险共同应对的区域韧性共同体。
5.3 未来展望
本研究将动态QCA与NCA应用至体育旅游韧性，具有较好的边际贡献，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需在未来研究中予以突破。第一，空间效应的处理有待深化。未能将空间竞争效应纳入组态分析模型，未来研究可引入空间QCA方法，通过空间权重矩阵检验邻近省份的条件组合是否通过竞争或压力机制影响本地的路径选择。第二，评价指标体系有待完善。受数据可得性限制，部分反映体育旅游韧性的变量未能纳入，未来可通过问卷调查补充微观数据。第三，研究尺度可进一步细化。省级层面分析可能掩盖省内市域差异，未来研究可拓展至城市群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