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滥用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强制隔离戒毒是中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戒毒措施之一，旨在通过法律和药物治疗使毒品成瘾者戒除毒品。虽然强制隔离戒毒能在短期内有效控制毒品，但由于过于依赖药物治疗和法律约束，这种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戒毒人员在心理和社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导致复吸风险依然较高。《2023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现有吸毒者89万6 000人，同比下降20.3%，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4‱，但新型毒品滥用问题加剧，毒品形势依然严峻复杂[1]。复吸是指戒毒人员在成功戒断后再次使用毒品的行为[2]。而复吸倾向是指复吸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倾向性越高，说明复吸可能性越大[3]，是复吸的操作性定义[4]。在此背景下，单一的药物治疗和法律干预措施已无法完全解决戒毒人员的复吸问题，迫切需要探索新的综合性干预措施。
1 理论基础与假设
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已被作为描述和预测改变行为动机的理论框架[5-6]。SDT 中有3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性、胜任力和相关性。自主性是指一个人对特定行为的积极选择，以及基于行为与自我意识的一致性直观地执行特定行为的意愿；胜任力是指适应变化、掌握环境和发展新技能以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相关性是指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被他人接纳，需要爱他人并照顾他人，也需要被他人爱和关心[7]。Chan等研究者发现，增强内在动机和心理连接可以有效促进药物康复，并减少复吸的风险[8]。Lee等研究者发现，自我决定理论中的自主性（如身份感）、胜任力（如自我效能）和相关性（如社会隔离和意义感）等因素通过灵魂伴侣体验对戒毒产生影响[9]。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在体育锻炼过程中对能力提升的需求会激发其内在的自我决定动机，进而促进其整合内部资源，持续自我调节以维持锻炼行为。通过体育活动获得的能力发展和成功体验，会增强个体的自信心。体育活动能满足SDT中的基本心理需求，从而增强参与者的内在动机，促进其心理健康和行为调节。体育活动中的社会互动和团队合作可以促进参与者的归属感，有助于消除人际关系中的困扰和孤独感。增强的社会支持网络能改善戒毒个体的心理状态，减少复吸倾向。
1.1 体育活动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影响
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健康的行为模式，在关于戒毒人员的复吸影响方面的研究中成为热点。体育活动是指导致能量消耗的任何身体运动[10]。也有学者在一项戒毒研究中发现，体育活动是在戒毒所内从事的一切体育运动，包括集体运动、个人运动、有氧运动、无氧运动等[11]。有研究表明，体育活动可以通过增加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含量，调控紊乱的大脑奖赏系统，从而促进机体对抗外源性毒品的不良奖赏刺激，降低毒品渴求[12]，有助于缓解戒断症状[13]，从而实现对药物渴求冲动及心理始动作用下复吸行为的有效抑制。欧阳一毅等学者构建的结构模型证实，身体活动既可通过直接路径，也可通过内在抑制力、用药渴求的中介作用和内在抑制力-用药渴求的链式中介作用等间接路径影响强制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14]。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H1：体育活动对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1.2 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自我效能感[15]、自我控制[3]、自尊[16]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认知行为的中介作用，如变化阶段、自我效能感和决策能力可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行为，包括成瘾行为和促进健康的行为。尽管现有文献并未直接体现出自我接纳对复吸倾向的影响，但通过分析其相关因素，可以间接推导出自我接纳对防止复吸起的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接纳与自我效能感、自我控制、自尊等均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且息息相关[17-19]。体育活动与自我接纳呈正相关[20]，而自我接纳与自我控制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21]，自我控制水平的提高能有效减少男性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22]。一项关于大学生烟瘾的研究显示，自我控制在体育锻炼和吸烟依赖中存在中介作用，体育锻炼通过提高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烟瘾[23]。体育活动有助于个体建立自尊和自信，并在不使用物质的情况下创设愉快的情境，从而防止成瘾行为的复发[24]。自我接纳是通过全面认识和接纳自身的优点与不足，改变负性认知模式，有助于戒毒人员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和接纳态度[25]。因此，这种自我接纳的能力有助于个体在面对挑战和挫折时保持心理稳定，使个体在接受自己的同时更容易自我调节行为和控制行为，并且接受自我可以减轻自责和负面情绪，从而降低抑郁水平和焦虑，还可以使个体更有信心面对和战胜挑战。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H2：自我接纳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时产生中介作用。
1.3 心理困扰的中介效应
男性在过去一年酗酒和终身使用任何非法药物都与心理困扰风险高有关[26]。有研究表明，心理困扰与复吸倾向密切相关，许多戒毒者和戒烟者在经历心理困扰时更容易复吸[27-28]。心理困扰被定义为以抑郁、焦虑、功能或躯体症状等症状为特征的情绪痛苦，即个体在心理健康症状方面的困扰程度[29]。而体育活动能有效缓解心理困扰[30]，并且这些心理困扰与抑郁[31]、焦虑[32]、精神障碍[33]、负性情绪[34]等因素相关。抑郁、焦虑对复吸倾向具有预测作用[22、35]。一项针对饮酒成瘾的研究表明，心理困扰可以正向预测复发行为，复发风险随着心理困扰的增加而增大[36]。也有研究者发现，高强度体育活动与吸烟量减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负性情绪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37]。有证据表明，体育活动对吸毒者的治疗效果要明显优于对酒精和尼古丁滥用者的治疗效果[32]。据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H3：心理困扰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时产生中介作用。
1.4 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的链式中介效应
以上综述显示，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分别对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产生影响，并且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过程中分别起到简单中介作用。国内较早的一项研究证实，强制戒毒者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越好，其心理症状就越少，心理健康状况就越好，这说明个体对自己持有某种过度乐观和积极的态度，有利于心理的健康[38]。自我接纳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并且是预测心理困扰的重要因素，即高水平的自我接纳会降低心理困扰的程度，从而起到保护作用[39]。有学者提出，自我接纳是一种潜在的机制，可以解决羞耻、内疚和物质使用障碍的周期性问题，改善情绪失调、心理健康，并激活物质使用障碍恢复的改变过程[40]。戒毒人员参与体育活动后，身体健康水平和自我效能感提高，自我认知更积极，接纳自身的能力增强，更高的自我接纳水平使个体在面对挫折和挑战时，更能宽容自己，不容易产生过度的心理困扰，并能减少个体使用成瘾物质作为逃避或应对手段的需求，从而降低复吸倾向。基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假设H4：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时可能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目前关于体育活动对戒毒人员心理和行为影响的研究较多，但系统探讨其通过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如何影响复吸倾向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对此领域深入探讨，丰富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复吸倾向之间的关系模型。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男性戒毒人员为研究对象（以下简称为“男性戒毒人员”），在康复训练中心的帮助下以各大队为单位，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随机发放395份问卷，所有问卷均当场全部收回，在对无效作答、漏答问卷进行排除后，剩余有效问卷381份，问卷有效率为96.46%。被试均为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知晓了问卷填答的真实性和保密性。被试年龄为21~64岁，平均年龄为（44.95±9.66）岁。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n=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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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
2.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the physical activity scale-3，PARS-3）是由日本心理学者桥本公雄研制、武汉体育学院梁德清（1992）修订，量表重测信度为0.82[41]。运用该量表对本研究中的男性戒毒人员参加身体锻炼的情况进行调查。该量表从锻炼强度、1次锻炼的时间和锻炼频率这3个方面测算个体的体育活动量,并以体育活动量来衡量其身体锻炼参与水平。其计分方法为：体育活动的得分=锻炼强度得分×（1次锻炼时间得分-1） ×锻炼频率得分，每个题目有5个选项，记分范围为1~5分。体育活动量得分最低为0分，最高为100分。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619。
2.2.2 自我接纳量表
自我接纳量表（self acceptance questionnaire，SAQ）来自国内专家高文凤与丛中编制的《自我接纳问卷》[42]，主要是基于自我认可展开心理评估，从情感和态度上评估对实际自我的悦纳程度。该问卷共16项题目，每项题目采用4点等级计分，正向计分为4、3、2、1，反向计分为1、2、3、4。问卷包括自我接纳与自我评价2个因子，每个因子由8个题项评定，其中的自我接纳因子采用8个题项的总分作为因子分，两因子分相加总和为量表总分。量表总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自我接纳程度越高，反之越低。该量表本次施测中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7（自我接纳因子）和0.894（自我评价因子），整体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907。
2.2.3 症状自评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选用Derogatis等研究者编制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43]。该量表共有10个维度，分别是躯体化症状、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敌对症状、恐怖症状、偏执症状、精神病性和其他（睡眠与饮食），所有90个题项评分之和为症状自评量表（SCL-90）的总分，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总体心理困扰水平，其所得分数越高，代表着心理困扰水平越高，反之亦然[44]。该量表在本次施测时的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93、0.877、0.872、0.929、0.928、0.872、0.866、0.855、0.927和0.850，整体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987。
2.2.4 复吸倾向问卷
以相关研究中的《复吸倾向问卷》中的戒毒意愿分量表[45]对戒毒人员的主观戒毒意愿进行评估。共有11道题，采用6（0~5）级评分，总分为55分，总分越高，说明复吸倾向越强，戒毒意愿越低；总分越低，说明复吸倾向越低，戒毒意愿越强。此次施测所得Cronbachα系数为0.949。
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和“AMOS26.0”对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其中，人口特征采用描述性统计，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文化程度和戒毒所戒毒次数在各变量上的差异。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方法检验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由于先前相关研究中并未体现出自我接纳在体育活动和复吸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所以本研究将自我接纳设置为潜变量，有助于深入揭示其复杂作用机制。其余变量均选取可观测变量代入方程。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将各变量标准化，并将控制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用“AMOS 26.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运用Bootstrap检验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全部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确定为α=0.05。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运用Harman单因子法（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46]对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和复吸倾向的所有测量项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共有19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被提出，并且第一个最大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38.05%，小于40%的标准，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人口特征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检验文化程度和戒毒所戒毒次数在各变量的差异。如表2所示，在文化程度维度，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男性戒毒人员的心理困扰（F=2.645，p<0.05）有显著差异，经事后检验，大学学历的男性戒毒人员的心理困扰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男性戒毒人员（p<0.05）。在戒毒所戒毒次数维度，戒毒1次与戒毒1次以上的男性戒毒人员在体育活动（t=-3.654，p<0.05）、复吸倾向（t=2.827，p<0.05）上有显著差异，并且戒毒1次的男性戒毒人员的体育活动水平较低，且复吸倾向较高。
表2 人口特征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检验结果（M±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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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表示p<0.05，下表同。 |
3.3 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及复吸倾向的相关关系
使用皮尔逊相关分析检验两两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如表3所示：体育活动与自我接纳因子和自我评价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180，p<0.01；r=0.153，p<0.01），同时与心理困扰、复吸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310，p<0.01；r=-0.234，p<0.01）；自我接纳因子与自我评价因子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469，p<0.01），同时与心理困扰、复吸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322，p<0.01；r=-0.220，p<0.01）；自我评价因子与心理困扰和复吸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关系（r=-0.230，p<0.01；r=-0.257，p<0.01）；心理困扰与复吸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r=0.342，p<0.01)。
表3 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及复吸倾向的相关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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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②表示p<0.01，下表同。 |
3.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提高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将自变量和因变量标准化处理、控制变量转化虚拟变量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1）以复吸倾向为因变量，以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因子、自我评价因子和心理困扰为自变量，以人口特征因素为控制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模型一只选取人口特征因素，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体育活动，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增加自我接纳因子和自我评价因子，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增加心理困扰变量。在人口特征因素维度，学历以大学为参考变量设置哑变量。在戒毒所戒毒次数维度，以戒毒1次为参考变量设置哑变量。2）结果如表4所示。在控制人口特征变量后，体育活动能解释复吸倾向的7.3%变异（F=4.880，p<0.001），且体育活动对复吸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214，p<0.001）；在增加自我接纳因子和自我评价因子后，模型能够解释复吸倾向的12.6%变异（F=6.701，p<0.001），其中，体育活动依然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β=-0.172，p<0.01），自我评价因子也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β=-0.166，p<0.05）；当增加心理困扰变量后，模型解释复吸倾向的变异度提升至18.0%（F=9.025，p<0.001），此时，体育活动继续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β=-0.108，p<0.05），自我接纳因子对复吸倾向未显现出显著预测作用（β=-0.047，p>0.05），自我评价因子仍显著负向预测复吸倾向（β=-0.146，p<0.01），而心理困扰则显著正向预测复吸倾向（β=0.258，p<0.001）。
表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n=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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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③表示p<0.001，下表同。 |
3.5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标准化后的数据在“AMOS26.0”软件对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和复吸倾向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为了分析体育活动与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复吸倾向的关系，检验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的中介作用，构建以体育活动为自变量、以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为中介变量、以复吸倾向为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型拟合度检验，得出模型拟合参数为：χ2/df=2.062<3.000；CFI=0.991、GFI=0.996、AGFI=0.968、TLI=0.956、IFI=0.991（均>0.900）；RMSEA=0.053<0.080；RMR=0.016<0.05。由此可知，结构方程模型的所有拟合参数均达到合理范围，中介模型拟合度良好，所有路径标准化系数均有显著性（p<0.05），模型标准化路径如图2所示。
使用Bootstrap程序检验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在体育活动与复吸倾向间的中介效应，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设定为95%，重复取样设定为5 000次，得出表5的结果：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复吸倾向的中介效应值为-0.053，95%置信区间CI为[-0.143，-0.007]，占总效应的22.8%；体育活动→心理困扰→复吸倾向的中介效应值为-0.048，95%置信区间CI为[-0.088，-0.015]，占总效应的20.7%；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复吸倾向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19，95%置信区间CI为[-0.052，-0.005]，占总效应的8.0%。上述3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均显著（置信区间内均不包括0）。
表5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n=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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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为体育活动，Y为复吸倾向，M1为自我接纳，M2为心理困扰。 |
4 讨论
4.1 体育活动对男性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直接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活动与复吸倾向存在相关关系，体育活动可以负向预测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这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4]。正如赵非一、孙鲁月等学者认为，体育活动能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这种快乐激素能改善情绪，缓解因戒断或长期药物使用导致的情绪低落，从而减少个体对药物的渴求[12-13]，并且戒毒人员参与体育活动可以通过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和促进新陈代谢来恢复身体健康。身体的恢复不仅可以增强男性戒毒人员的体力，还可以改善整体健康状况，减少药物滥用带来的生理负担。健康的身体可以使个体在戒断期或康复过程中更有耐力和抵抗力，从而可以降低因身体不适导致的复吸风险。将体育活动融入到治疗中，代表了一种全面的方法，旨在培养男性戒毒人员的责任心、增强其自我意识、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使其掌握应对毒瘾的技巧[47]。体育活动往往具有社交属性，尤其是团体运动，有助于药物滥用者重新建立社会联系，减少孤立感和社会隔离感。这种社会支持的增强，是复吸倾向降低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自我决定理论而言，个体的行为动机受自主性、胜任力和相关性三大基本心理需求的驱动。在自主性上，体育活动提供了一个自主选择和控制行为的机会，男性戒毒人员能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对自身康复过程的掌控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在胜任力方面，体育活动可以促进男性戒毒人员将学习到的技能应用到现实生活中，促进其个人发展，并支持其重新进入社会[48]；在相关性方面，体育活动能通过促进男性戒毒人员与他人互动，使其获得鼓励和支持，从而增强他们坚持戒毒的决心和信心。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药物滥用者能形成新的生活习惯，摆脱以往与药物相关的生活模式，逐渐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体育活动可以作为一个干预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有效手段。
4.2 自我接纳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男性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时的中介效应
由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复吸倾向路径可知，自我接纳是通过体育活动影响复吸倾向的部分中介变量，体育活动可以通过提高自我接纳水平降低复吸倾向。自我接纳是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具有的特征所持的一种积极的态度[49]。当个体在作出决策时感到具有自主性，他们更有可能接受自己的行为结果，并对自我感到满意。在自我决定理论中，内化是指通过亲自认可相应行为的价值，将受控监管积极地转变为更自主的自我调节形式[50]。当人们感受到自己拥有行为的控制权，并且行为符合自己的内在价值时，他们会更倾向于接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能更坦然地面对失败或不足，因为这些经历被视为自主选择过程中的一部分，而非外部控制下的结果。例如，戒毒人员如果通过自主选择参与体育活动或作出其他健康行为，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些选择与自己内在的康复动机一致而感到更高的自我接纳。个体的高水平自我接纳有助于其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绪状态[51]，增强自我控制和抵抗诱惑的能力[21]，有助于戒毒人员更好地面对自身的问题，从而降低复吸倾向。吸毒成瘾者对负面评价的恐惧与心理困扰存在正相关关系[52]。体育活动通过设定和实现个人目标，增强成就感，进而可以提升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有研究表明，通过体育活动可以有效提升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即体育活动可以使人更加善于接纳自己、接纳他人，形成健康的人格与良好的人际关系[53]。吸毒成瘾者低估自己的能力、自我评价低会使自己在面对毒瘾的时候难以抗拒，导致复吸的可能性更大。而体育活动通过提高身体形象感知水平、增强体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接纳自己，从而减少对自身缺点的过度关注。随着自我接纳水平的提高，个体的自我评价也随之改善。自我接纳作为中介变量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复吸倾向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通过体育活动提高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自我接纳水平，对其抵制毒品诱惑、不复吸具有重要意义。
4.3 心理困扰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男性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时的中介效应
由体育活动→心理困扰→复吸倾向路径可知，心理困扰是通过体育活动影响复吸倾向的部分中介变量，即体育活动通过降低心理困扰水平可以降低复吸倾向。体育活动可以通过生理途径（如内啡肽的释放）和心理途径（如情绪宣泄和社会支持）减少戒毒人员的情绪困扰，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47,54]，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可以使戒毒人员在面对毒品诱惑时，能更有效地采取积极应对策略，减少复吸的可能性[55]。有研究表明，体育活动能显著改善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包括减少焦虑、抑郁和压力水平[56]。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相关性需求是个体需要感受到与他人建立联系、被关心和支持的需求。如果相关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则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孤独等负面情绪[57]。在体育活动中，团队合作、社交互动和支持系统能满足个体的相关性需求，进而可以降低个体的心理困扰水平。因此，通过体育活动促进戒毒人员形成社会互动和团队精神，有助于缓解其心理上的孤立感和压力。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可以增强戒毒人员的自控能力和抗压能力，提高其恢复和适应能力，使其更能抵制毒品诱惑，从而减少复吸行为的发生[9,58]。一项系统综述研究显示，当个体将运动作为新习惯时，其会经历积极情绪影响，回避消极情绪，并在自卫和自我保护中发挥作用[59]。不同方式和强度的体育活动对药物成瘾者心理困扰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太极、气功运动和中国传统健康促进运动对身心健康、生活质量、 睡眠质量、抑郁、焦虑、戒断症状有积极影响[60-61]。有研究表明，定期参与体育活动的人的焦虑和抑郁症状较少，使用非法药物的可能性较小[62]。因此，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降低心理困扰水平，提高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以降低复吸倾向。例如，体育活动可以促进体内内啡肽的释放，缓解情绪和减轻心理压力，降低心理困扰水平，从而可以改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这一过程不仅能增强戒毒人员的情绪稳定性，还能改善其社会功能，如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从而在其面对毒品诱惑时，产生更强的心理抵抗力，进而降低复吸倾向。
4.4 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男性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时的链式中介效应
由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复吸倾向路径可知，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复吸倾向时具有链式中介作用，体育活动可以通过提升自我接纳水平来降低心理困扰水平，进而降低复吸倾向。曹华等学者也认为，自我接纳水平越高的社区服刑人员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并且社区人员的自我接纳因子对心理健康状况有较好的预测作用[63]。高自我接纳水平的个体具有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情绪状态[64]，可以减少自身的心理困扰[39]，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38]。较高的自我接纳水平能减少因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而产生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而体育活动通过提高自我接纳水平和自我评价，可以有效减少这些心理困扰。例如，当个体能更加接纳自己并拥有积极的自我评价时，抑郁和焦虑的症状会显著减轻，从而可以减少在情绪低落时寻求药物作为情绪调节手段的可能性。体育活动还可以通过增强个体的自尊和自信心[65]，显著提高个体的自我接纳水平[52]，从而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积极变化，降低再次使用药物的倾向。有研究表明，参与体育活动能显著增强个体的情绪稳定性和社会功能[66]，进而降低负面行为的发生率[67]。在戒毒环境中，体育活动为戒毒人员提供了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这种正向行为的强化，可以有效减少其对毒品的依赖和渴求。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角度来说，吸毒者的心理体验是决定他们是否会转向毒品或戒毒的关键因素,心理需求的满足构成了戒毒者追求健康发展的内在动机[8]。正如Ryan等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满足自主性、胜任感和相关性这3个基本心理需求会导致心理健康的改善（例如，降低抑郁、焦虑和提高生活质量），以及更有利于健康的行为（戒烟、更健康的饮食等）[68]。从社会学习理论而言，观察学习是人类最主要的学习方式，人并非生来就是罪犯，而是受到成长环境的影响，通过社会活动所习得的[69]。而药物成瘾人员通过长期参与体育活动，可以感受积极向上的运动氛围、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净化社交圈、排解压力、强化自我的认知、增强自信心，从而更加悦纳自己，进而改善心理健康状况、增强对毒品的抵制能力。戒毒人员参与体育活动能增强其对自身的接受感，使其更好地认可自己。这种自我接纳可以减轻其内心的自我批评和冲突，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为从容、自信。自我接纳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减少抑郁、焦虑等心理困扰，个体由此在面对挑战时会更加从容和理性，可以减少因负面情绪而对药物的依赖。心理困扰的缓解，如继续运动、寻求社会支持等，可以使药物滥用者更积极地应对压力，从而减小复吸的风险。
因此，药物成瘾者的自我接纳会对心理困扰和复吸倾向产生影响，自我接纳越强，心理困扰程度越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对药物的复吸倾向就越低。总之，体育活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而且还会通过自我接纳、心理困扰的中介作用和自我接纳-心理困扰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男性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对体育活动和复吸倾向的影响研究提供了一定依据。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体育活动对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2）自我接纳、心理困扰在通过体育活动影响男性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过程中不仅有简单的中介作用，还可以通过自我接纳和心理困扰链式地影响男性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这种间接的中介效应对男性戒毒人员的复吸倾向有着重要的作用。
5.2 建议
1）通过体育活动和心理干预提高个体的自我认知和价值感，有助于戒毒人员更好地认识自己，接受过去的错误，减少自我批评和自我贬低，增强康复的持续性。
2）开展更多团队性质的体育活动，鼓励男性戒毒人员通过体育活动建立积极的社交联系，使其获得来自同伴的支持和鼓励，不仅有助于减少心理压力，还能增强其社会归属感，进而减小复吸风险。
6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的方向
尽管本研究有了一些重要的发现,但也存在一些局限,一是样本仅限于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二是本研究采用的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因果关系的推断。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1）应扩大样本范围，选取包含女性戒毒者和其他戒毒者，以验证本研究结果的普适性；2）应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好地揭示体育活动、自我接纳、心理困扰与复吸倾向之间的因果关系；3）应探索其他潜在的中介变量，如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以构建更全面的理论模型，对戒毒者的心理干预可以通过使其建立自我接纳、自我认同的态度，提高其自我控制能力，促进其掌握正确的应对毒瘾的方式，提高其自身对毒品诱惑的抵抗力，从而降低复吸倾向和杜绝吸毒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