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度”这一概念源于生态学,是评估事物发展进程的重要指标。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于2001年发布了能力成熟度模型(CMM),开启了成熟度模型研究的范式
[7]。此后,愈来愈多国内外学者将其应用到各个研究领域。例如:国内有学者构建了由5类关键过程域和5个成熟度等级组成的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并在每个关键过程域设置了子过程域
[8];国外有学者将CMM模型与创新管理能力进行融合,建立了包含临时性创新、已定义的创新、支持性创新、整合性创新和协同创新5个等级的创新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
[9]。随着数字化战略的逐步实施,数字化成熟度的概念应运而生,社会各界开启了对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例如:Chanias等研究者将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定义为“数字化转型的现状”,认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已取得了成效,并将数字化成熟度分为技术和管理两大维度
[10];Teichert从类型差异视角分析了包含22个不同模型的24项相关研究,并提取了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评估模型的关键特征,将数字化转型成熟度分为数字化就绪度和数字化强度2个维度
[11];万力勇等学者强调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模型是评价社会组织数字化转型实现度和完成度的整体模型,用于了解当前数字化转型的状态与能力,基于此以系统方式有效管理和指导数字化转型工作
[12];王核成等学者结合企业实际,将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细分为数字化就绪度、数字化强度和数字化贡献度3个层面
[3];何绍华认为数字化转型成熟度主要囊括成熟度等级和关键过程域,不同的成熟度等级可以反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预期结果的可能性,每个成熟度等级包含若干个关键过程域,每个关键过程域同时囊括若干个特定目标,每个特定目标又需要若干个关键实践来实现,关键实践是指对关键过程域的实现起决定作用的相关基础设施、规程、措施、活动等
[13];张强等学者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过程域归结为数字化准备、数字化实践和数字化绩效3个方面,并将其作为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成熟度衡量的基本维度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