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奥林匹克与体育文化传播

中华鼓舞向全民健身方向创新性发展研究——基于历史功能论的“三维一刻”分析框架

  • 冯菲 , 1 ,
  • 王立清 , 2 ,
  • 李明 3 ,
  • 孙贵龙 4
展开
  • 1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福建厦门 361005
  • 2 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9
  • 3 贵州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铜仁 554300
  • 4 中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王立清(1976—),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体育学、青少年健康促进。E-mail:

冯菲(1988—),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与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学。E-mail:

收稿日期: 2025-09-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1-06

基金资助

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FJ2022C017)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720191015)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Drum Danc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owards National Fitness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 and One Mom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Function Theory

  • FENG Fei , 1 ,
  • WANG Liqing , 2 ,
  • LI Ming 3 ,
  • SUN Guilong 4
Expand
  • 1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CCNU, Wuhan,Hubei 430079, China
  • 3 Tongre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Tongren, Guizhou 554300, China
  • 4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9-05

  Online published: 2025-11-06

摘要

中华鼓舞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创新、艺术表现形式可拓展等特点,但是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面临着发展理念保守、理论体系缺失、传承方法陈旧、表现形式单一等现实困境。基于“历史功能论”的“三维一刻”思想,构建由中华鼓舞的历史溯源到发展态势研判再到发展方略设计的分析框架。经分析认为:应对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中华鼓舞向全民健身方向的创新性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据此提出,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需要从理念、原理、方法、技术4个方面着手。1)理念创新上:古为今用是前提,促进健康是使命。2)原理创新上:从中医经络学理论、大脑功能定位理论、微循环理论为中华鼓舞创造性转化赋予新的阐释。3)方法创新上:应以健康促进、平衡运动、多样化为问题导向,以模拟、便捷性、经济性、标准化为转化原则,以科学、巧妙、实用、合理为转化思路。4)技术创新上:要做到拍打手法与经络穴位相联,基本步法与中华鼓舞舞步相通,鼓点节奏与音乐旋律相融。

本文引用格式

冯菲 , 王立清 , 李明 , 孙贵龙 . 中华鼓舞向全民健身方向创新性发展研究——基于历史功能论的“三维一刻”分析框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5 , 37(5) : 529 -538 . DOI: 10.14036/j.cnki.cn11-4513.2025.05.007

Abstract

The Chinese drum dan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functional innovation and expandable artistic expression, but it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re confronted with practical predicaments, like conservat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lack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outdated inheritance methods, stereotypical performance forms and so on. Based on the“Three-Dimensional and One-Moment”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Function Theory, we can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historical tracing - situation assessment - strategy design”of Chinese drum dance.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in-depth research should be conducted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um which is included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ystem toward fitness-oriented development.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rum dance need to be approached from four aspects:concept, theory, method, and technology. First, in terms of conceptual innovation,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promoting health is the mission. Second,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ra 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ridian theory, brain function positioning theory, and micro-circulation theory provide new explanation for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drum dance. Third, in terms of method innovation, we should take health promotion, balance exercises and diversity as problem orientation, take simulation, convenience, economy and standardization as transformation principles, and take scientific, ingenious, practical and reasonable as transformation thoughts. Fourth, in term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connect the patting skills with meridian and acupoints, connect fundamental steps with drum dance steps, and integrate the drumbeat rhythms with music melodies.

中华鼓舞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以中华鼓为载体,伴随鼓点节奏形成的传统舞蹈或民间舞蹈,是蕴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因此,中华鼓舞向全民健身方向创新性发展的本质是其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具有文化传承、健康促进、艺术表现形式拓展等功能。然而,随着现代数字媒介技术的兴起,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虽能复现文物鼔的物质形态,却难以呈现出其“器以藏礼”的仪式化文化意涵[2];同时,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华鼓舞在庆典仪式等方面的功能逐渐式微,与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关联也大为弱化,非文艺工作者鲜少直接参与或学习,呈现出从多元功能向单一表演功能的退化趋势。此外,随着现代化建设推进,中华鼓舞在乡村社火活动中日益鲜见,面临着传承空间断裂的困境[3]。如何通过中华鼓舞的创新性发展促进体育强国建设,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
文化传承是动态的社会实践[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的内涵,即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传承、振兴等。该公约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与“创造性”,恰与费孝通提出的“昔”“今”“后”三维时间序列相呼应,费孝通在解释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活历史”这一概念时,肯定了历史在功能研究时具有的重要作用,强调历史是按照时间先后发生的事实,有过去、现在、未来3个纵向时间维度。这3个时间维度可以(昔、今、后)融合成多维的一刻[5],即文化保护需要从时间上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从而实现创新性发展。
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主要从4个路径展开。一是理论创新路径。例如,朱阳的研究突破了西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批判性框架,建立了符合中国语境的文化保护认知体系[6]。二是方法论突破路径。例如,姚基瑞等学者系统揭示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主题演化规律,提出了“三阶段分布、四路径演化、五方向展望”[7]的研究框架。三是跨学科融合路径。例如,沈桂萍等学者整合符号学与文化认同理论,构建了共享文化符号的四维实践模型[8]。四是实践干预路径。例如:刘邵远等学者的研究推动了乡村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的实践转向[9];李永皇等学者的“科技赋能-产业融合”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可操作方案[10];杨晓辉等学者提出的数字化赋能路径应对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挑战[11]。上述研究共同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由历史溯源到现状分析再到路径创新的分析框架,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的“为何保护”“保护什么”“如何保护”的实践进路,为中华鼓舞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论。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向全民健身方向发展的中华鼓舞是基于现代社会的需要而挑选和重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活动[4]。换言之,向全民健身方向发展的中华鼓舞唯有顺应时代潮流,经过创造性转化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现代化,那么向全民健身方向发展的中华鼓舞如何使自身具有现代性,就是要依照新的时代特征对自身的文化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吸引力和感召力,体现出未来的动态变化趋向[12]194。近年来的中华鼓文化的研究主要涉及体育学、音乐学、文化人类学三大领域。从体育学方面的研究来说,学者们探讨了中华鼓文化的价值体系[13]、传承困境[14]和发展策略[15],其中有一些地方性的民俗鼓文化还成为民俗体育参与的性别变化[1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7]等方面研究的案例。然而,现有研究缺乏宏观视角,这对向全民健身方向发展的中华鼓舞的创新性发展可能缺乏指导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费孝通提出的“历史功能论”的“三维一刻”思想,构建由中华鼓舞的历史溯源到发展态势研判再到传承方略设计的分析框架,通过历史维度探究“为何保护”的合理性依据,通过对发展态势的研判明确保护的重点,以传承方略解答“如何保护”的路径问题,为中华鼓舞创新性传承提供原理支撑,助力谱写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篇章。

1 中华鼓舞的历史演变脉络

本研究基于方李莉等学者提出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论[18],根据中华鼓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技术特点与文化内涵的显著差异,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4个阶段简要分析中华鼓舞的演变历程。

1.1 原始社会:中华鼓舞的萌芽

中华鼓舞的萌芽与下雨天打雷有关。在原始社会,人类对电闪雷鸣感到无比惊恐,对雷声产生了畏惧,认为雷声来自天鼓,是由一位神人敲击一种物件发出的声响。从《山海经·海内东经》中的描述可以推断,当时有人认为,雷声来自天上的鼓声[19]265,由雷公敲击产生。还有人认为是一种神兽拍打肚皮发出的巨响[19]266。由于雷声在距离人或兽很远的地方就能使其感到恐惧,于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受到其他部落或野兽攻击时,便联想到雷声的力量,就产生了一种以模拟雷声恐吓敌人的巫舞,鼓便成为巫师用以模拟雷声的器械。从《礼记·礼运》中的描述也可以推断,当时的人以敲击土鼓表示畏惧神灵[20],土鼓就成了乐器。这也说明,土鼓是之后出现的瓦鼓的基础。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制陶技术使土鼓演变为瓦鼓。之后,人们在劳作中发现,敲击空心树木可以发出很大的声响,于是就出现了早期的木框蒙革鼓。不论是通过击鼓恐吓外敌,还是敲鼓祭祀,都需要击鼓者保持敲击状态,这就要求击鼓者要有强健的体魄,而在击鼓过程中又可以使击鼓者的体力逐渐增强,这便体现出敲鼓的健身功能。

1.2 奴隶社会:中华鼓舞的兴起

在夏朝时,木鼓安装了四条腿,被称为“足鼓”。随着青铜技术的发展,又出现了铜鼓。到了商朝,鼓身中间贯穿一根柱子,可以使鼓面垂直于地面,被称为“楹鼓”。该鼓从座底至鼓顶,与当时的房屋同高,制作如同建房,所以当时称为“建鼓”。在周朝时,鼓种繁多,制鼓技术从目前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室可见一斑[21]。例如,上述墓室中的鼓的大小各异,制作工艺有所改进,主要体现在鼓面装饰和鼓座上[21]。鼓座多数是2个头部反向而卧的老虎,表面髹漆,并有彩绘[21]。西周初年,周朝统治者运用楹鼓创建了一整套规范化的礼乐制度,之后被历代相承。春秋时期是中华鼓舞形成的关键时期,掀起了中华鼓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许多不同用途的鼓在那时出现并定名[22],如《诗经》中提到的鼓的名称有鼓、贲鼓、鼍鼓、县(悬)鼓、鼗等[23]。《礼记》和其他先秦典籍上记载的则更多,有土鼓、足鼓、楹鼓(建鼓)、县鼓、据鼓(皋鼓)、贲鼓、雷鼓、灵鼓、路鼓、晋鼓、鼗、雷鼗、灵鼗、路鼗、鲁鼓、薛鼓。总之,鼓在奴隶社会时期的庆典和祭祀仪式中的作用已被确立。

1.3 封建社会:中华鼓舞的繁荣

在秦朝,鼓吹乐在宫廷和民间均已盛行。至西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西域的胡鼓开始进入汉朝宫廷,之后由汉朝一直流传到当前的东北地区和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对中华鼓舞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4]。到了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宰相宋璟不仅是演奏羯鼓的能手,而且创作了数十首羯鼓独奏曲。中国第一部专门记载鼓的书籍——《羯鼓录》就出现在唐朝[25],并且唐朝的十部乐曲中还出现了铜鼓、节鼓、腰鼓、齐鼓、檐鼓、都昙鼓、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王鼓、连鼓、鞉鼓、桴鼓等。至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逐步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民俗文化迅速发展。地方戏曲和曲艺表演逐渐兴盛,以鼓为主要乐器的器乐合奏乐和以鼓为主要道具的曲艺表演形式纷纷涌现。总的来说,以鼓为乐器的艺术表现形式在封建社会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中华鼓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艺术表现形式不同程度地有所融合。

1.4 现代社会:中外鼓文化的交融

二十世纪初期,中华文化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与西方文化在交融中实现了新的发展。其中就包括西洋鼓的传入。其极大地丰富了中华鼓舞的表现形式,如以鼓伴奏的说唱、民歌小调日渐涌现。此外,荸荠鼓、板鼓、堂鼓、缸鼓、八角鼓等各种类型的鼓还成为民间乐队的演奏乐器,不仅促进了中华鼓舞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发展,而且击鼓动作本身具有增强肌肉力量的作用,这便使中华鼓舞又具有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军乐团、少先队乐团、专业或业余交响乐团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西洋鼓的普及。中华鼓舞受其影响有所变化,一些鼓曲与鼓舞被文工团整理改编,登上了舞台与银幕。同时,中华鼓舞表现形式在摒弃封建迷信后逐渐成为节庆仪式的展演部分,具有了更为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安塞腰鼓,在多个方面体现出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安塞腰鼓队从1990年起先后在第11届亚运会开幕式、香港回归庆典活动、国庆50周年庆典活动、国庆60周年庆典活动、国庆70周年庆典活动等重大国事活动中进行了展演,还多次代表中国赴海外,在多个国家参加了以“文化年”“国家年”“交流年”等为主题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此外,安塞腰鼓队在全民健身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态势

2.1 中华鼓舞已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形成协同保护机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统筹规划、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动落实、地市级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设、县级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中华鼓舞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向全民健身方向发展的中华鼓舞应将其中源远流长的民间鼓舞和传统鼓舞作为文化根基。因此,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对我国每个省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鼓舞进行调查与统计,整理出有关中华鼔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9项(见表1),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67项(略),这些鼓舞都可以成为向全民健身方向创新性发展的中华鼔舞的不竭文化资源。
表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鼓舞)统计结果(2006—2023年)

资料来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旅局(厅)网站。

2.2 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2.1 发展理念保守

发展理念保守体现在传承范式的固化,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1)民俗学研究者主张“抢救式保护”,保护评估体系过度强调“原真性”量化指标,将不变等同于正宗,导致创新受阻。此观点可以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中找到相关佐证。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是创造性传承,但是实际操作中被简化为“固化保护”[26];上海音乐学院相关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有一部分鼓乐传承人因改编传统曲目受到学界批评,进而产生“文化负罪感”[27];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相关报告中显示,72%的传承人认为“悖离传统风格”会招致同行负面评价[28]。2)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将中华鼓文化体系拆解为不同类别的代表性项目,忽视了文化要素间的有机联系和演变规律。例如,鼓乐和鼓舞分别单独成类,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孤岛效应”,容易在创新性传承时出现片面化。3)保护理念更新滞后。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使用局限于传习所、展示馆等硬件设施建设,倾向于博物馆建设,但“博物馆化”的核心思想是标本式保存,就是将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图片、实物等静态展品,形成“硬盘里的可视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难免出现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脱节、与社区居民脱节、与文化生态系统脱节的“三重脱节”现象。

2.2.2 原理体系缺失

原理体系缺失体现在学科定位模糊、研究成果稀少和评价体系缺乏3个方面。1)学科定位模糊。中华鼓舞划归为民族音乐学,我国仅有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7所高校的相关专业开设了“鼓乐”选修课程,缺乏与运动人体科学、健康医学、人类学等学科交叉的课程。2)相关研究成果稀少。CSSCI收录期刊近5年发表的以鼓文化为关键词的论文年均不足15篇,其中跨学科研究占比不足8%,研究方法主要是田野调查(在国内常见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得出的占比为67%),理论支撑较为薄弱,动作技术的研究仅停留在表演层面,缺乏对击鼓动作的运动生物力学原理、击打形式的健身功能等问题的研究,并且描述性研究多、理论建构少,单一鼓种研究多、比较研究少,技法整理多、文化内涵阐释少。3)评价标准不全面。一是历史研究占比为61%,二是实践评价侧重传承人资历认定和技艺熟练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书中占评分权重80%),三是缺乏创新性评价指标体系。目前的评价指标仅有“是否有新创曲目”的单项说明,缺乏观众互动指数、跨文化传播力等方面的评价指标,存在重文献考证、轻社会需求,重传承资料梳理、轻创新性发展实例,以及缺乏社会效益评估工具的问题。

2.2.3 传承方法陈旧

传承方法陈旧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有的中华鼓舞传承模式依赖口传心授,缺乏系统性教学。师徒制或家族传承因学习期长而无法激发青年的兴趣。同时,缺乏标准化教材和现代教学体系,又导致中华鼓舞技艺难以大范围传承,如苗鼓虽然在校园推广,但未形成数字化教学资源,仍以口授为主,难以在更大范围推广。2)有的中华鼓舞的文化传播方式单一,缺乏与现代媒介的融合。中华鼓舞主要以线下演出、制成音像制品、播出电视节目等方式传承,诸如洛川蹩鼓的传承就如此。虽然黄章乡在1988年就率先成立了蹩鼓艺术协会,洛川县文化馆在2019年又获得了“洛川蹩鼓”项目保护单位资格,但因缺乏新媒体传播策略和运营团队,在项目推广、教学资源共享、与受众互动等方面的影响力小于安塞腰鼓。3)有的中华鼓舞的内容守旧,缺乏创新与时代适应性。许多鼓曲(如西河大鼓)以神话故事题材为主,未能结合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进行创新,难以引起青年观众的共鸣。4)有的中华鼓舞的需求市场萎缩,缺乏商业化与创新增值模式。尤其是中华鼓舞(如娄山鼓、尤家鼓)多数源于民俗活动,需求有限,并且与旅游业欠缺融合。

2.2.4 表现形式单一

表现形式单一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1)表演方式单一,缺乏创新与融合。许多鼓舞表演仍沿用传统的“一人一鼓一板”的方式,数百年未变,缺乏与现代舞蹈、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如翼城花鼓虽然结合了武术,但是表演套路固定,如“鼓上飞燕”等绝技虽然精彩,但是缺乏创新,难以吸引青年观众。2)表现形式刻板,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脱节。如新编鼓书——《做一个合格的好家长》,虽然内容是青少年家长关注的热点,但是仍属于说教,缺乏符合当代人审美取向的表现形式。3)舞台表现力不足,缺乏现代审美元素。中华鼓舞表演时多数穿着秧歌服饰和沿用传统舞台布置,无法与现代舞台的灯光、舞美设计搭配,且未结合现代声学技术优化音效。4)互动性差,观众参与度低。中华鼓舞表演多数是由传承人表演、观众观看的单向输出样态,即便是场面宏大的鼓阵展演,也只能使观众感受到震撼的气氛和热烈的场面,很难使观众参与其中。

2.3 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问题产生的缘由

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中华鼓舞在军事、礼乐、祭祀等方面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已消逝,与现代人的社会活动的关联大为减弱,仅有表演和娱乐的用途,其中的一些鼓舞具有健身功能,但是很多人认为是表演,忽视了其独特的健身功效;加之中华鼓舞大多源于乡村民俗活动,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有的中华鼓舞失去了在乡村社火活动中传承的文化根基,而且有的曲目与鼓谱非常陈旧,无法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和需求偏好。2)电子节拍器等新器材取代了鼓的节奏指挥功能,进一步削弱了鼓在乐团或展演活动中的重要性,致使学习者对中华鼓舞的学习热情下降,加之中华鼓舞主要依赖师徒制活态传承,难以大范围传授。3)有的中华鼓舞的手法和技术缺乏传承,且击打手法单一,对中华鼓舞的创造性传承形成了制约。
如何在当今社会继续发挥中华鼓舞的应有作用并创造性地传承,成为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命题。中华鼓舞的创新性发展需要在鼓舞的功能上增赋符合时代特点的精神内涵,使其为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健康中国建设和提高全民族健康水平发挥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贴近民俗文化活动之需的鼓种,将其创新性发展为可用于锻炼身体的运动器械,再通过“击鼓竞速”“击准升级”等比赛方式,促进中华鼓舞与运动竞赛相结合,形成满足现代人健身需求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传承方式。

3 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方略

3.1 理念创新

3.1.1 “古为今用”是中华鼓舞创造性转化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和体育的重要意义。例如,他曾讲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22]。习近平还曾强调,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总之,本研究提出“古为今用”,是因为中华鼓舞蕴含着可以为当今时代所用的因子,而这些因子一旦被激活,在现代社会也会产生实际效用。因此,需要赋予中华鼓舞以健身功能,使其成为一种健身手段,也可以通过一种可变形(鼓体伸缩拆卸)、可演绎(古今中外击鼓风格)的表现形式,将其创新成一项健身运动,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贡献力量。

3.1.2 促进健康是中华鼓舞创新性发展的使命

中华鼓舞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12]194。中华鼓舞的健身功能可依据中医经络学理论进行阐释。例如,将推拿按摩中的拍打手法与击鼓手法关联起来,以手指弹击、手掌拍打、手背甩打、鱼际拨打、手臂摆打、持鼓面拍打等直接拍打手部穴位和全身经络循行部位的方式,在音乐的伴奏下,有节奏地刺激身体相关穴位,以起到疏通经络、理气和血、调节脏腑、平衡阴阳、缓解疲劳、强身健体的作用。中华鼓舞的本质特征体现在身体运动与击鼓技艺的有机融合上,通过有节奏地动态转换,同步训练神经反应、肌肉感知、呼吸调控及核心力量控制能力,实现身体多个系统功能的强化与体能水平的提升。此外,中华鼓舞的韵律性肢体动作还可以促进多巴胺和内啡肽分泌,能愉悦心情,实现生理和心理双重调节。可见,从科学健身角度分析中华鼓舞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的促进作用,可以推动中华鼓舞的创新性发展。

3.2 原理创新

3.2.1 中医经络学理论赋予中华鼓舞以新解释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健身思想着眼于增强人体生理功能[29],从中医经络学理论可以将中华鼓舞的运动学原理依据阐释为,击鼓手法的创新要依据人体经络走向和人体穴位布点,并且要确保在运动时有效刺激身体不同经络上的相关穴位。从中医经络学相关理论来说,“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位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30],有感应刺激的作用。由于人体的双臂与双腿分布着连接五脏六腑的12条阴阳正经,而手指与脚趾又是经络的起止点和阴阳经络的转换处,所以用手的不同部位拍打鼓或用鼓梆拍打身体某个部位的经络时,这种刺激(拍打、挤压)就会顺着经络传到人体相关脏腑,使其发生相应的生理变化,可起到震动血脉、疏通经络、调节脏腑功能的作用。

3.2.2 大脑功能定位理论赋予中华鼓舞以新依据

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彭菲尔德曾根据大脑的不同区域绘制出了“大脑地图”,也就是著名的“彭菲尔德大脑功能定位”理论。该医生认为:大脑调动占身体比例越大的某个部位,对大脑产生的作用就越明显。他还发现,手指和手掌运动时调动的大脑占整个大脑的1/3,占大脑感觉区域的1/4,所以有意识地锻炼手部,大脑神经元就能接收到相应的刺激,从而变得更灵敏。尤其是手指,每平方毫米所含的神经末梢数量多达50 000条,并与神经中枢和大脑皮层直接关联,当大脑发出指令后,通过中枢神经传递到手指,便可以使手指活动。依据这一神经反射原理,当参与中华鼓舞活动时,使用手指点击、手指弹拨、指尖甩击、指关节敲击、手掌拍打、手腕撞击、大小鱼际拨打等系列手法击鼓,身体随着鼓点节奏与步法变化时向大脑传递了海量信息,会刺激大脑神经元,增加调动身体部位的大脑区域的比例,从而会增强脑细胞活力。

3.2.3 微循环理论赋予中华鼓舞以新功能

微循环是指微动脉到微静脉之间的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最根本的功能是进行血液与人体组织之间的物质交换[31]。手指上遍布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微循环密集,是人体微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情况下,微循环的血流量与人体组织、脏器代谢水平相适应,但是如果微循环不通畅,人体脏器就会出现如微血管痉挛等症状。例如,在天气寒冷时,手指端很容易因受凉而导致血管收缩、血流不畅,使阴阳经络交汇点受阻[32]。因此,加强微循环系统的血液供给,可以使毛细血管获得更多的氧气,使新陈代谢更加充分,从而能改善冬日手脚冰凉的状况。本研究对习练中华鼓舞的队伍进行了为期2年的甲襞微循环检测仪跟踪监测,从中发现,经常用手拍打和弹拨鼓有助于血液循环,不但可以增加人体热量,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还会因经常摩擦中指促进血液不断流注心包经,从而对心脏产生保健作用。

3.3 方法创新

3.3.1 以健康促进、身体两侧平衡运动、多样化作为中华鼓舞创造性转化的导向

传统佩鼓方法和击鼓方式会出现健身功能无法彰显的问题。本课题组跟踪调研了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中心推出的以安塞腰鼓为健身项目的培训、竞赛活动全过程。从中发现,因鼓体形制缺陷和佩鼓方式不当,不但影响了健康促进效果,而且不利于推广。具体包括以下4个问题。1)运动损伤问题。传统陕北腰鼓的形状是中间粗、两端细,鼓面直径不超过10 cm,用长绸绑在腰间,鼓体中部位于左胯前,运动时如果身着单衣,鼓与身体接触时会使左腹轻微撞伤,特别是大幅度的跳跃动作,撞击力度更大,会造成体表损伤,所以应改变佩戴方式。2)鼓声形成噪音的问题。当中华鼓舞成为居民区的健身活动,击鼓声确实会对活动场所附近小区居家居民产生影响。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设计和制鼓时应增加音量可调节装置,使其既能产生击鼓声,又不会形成噪音。3)身体两侧运动不均衡问题。安塞腰鼓多数是横向固定在身体左腹前,两侧鼓面分别朝向右腹前和左髋。击打时,右手对前鼓面施力较多,而左手主要做内收、外展和转动的动作,左臂动作有限,一般情况下仅做大缠腰、小缠腰动作,右臂可从背后击打位于左髋部的后鼓面,但躯干只能向右侧转动,腰部肌肉始终向一侧用力,长此以往,这种单侧右转动作可能会引发腰骶关节疼痛等症状。因此,中华鼓舞的健身动作设计应考虑身体左右两侧动作的平衡性,避免长时间的单侧运动导致的身体不适。4)鼓种单一问题。中华鼓舞表现形式多样,都植根于中华大地,不同程度地具有健身作用。如果仅推广陕北腰鼓,就会使鼔类健身活动变得形式单一。因此,向全民健身方向发展的中华鼓舞应拓展表现形状,将更多具有健身作用的中华鼓舞形式纳入其中,增强多样性,在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展适宜当地传承的中华鼓舞。

3.3.2 以模拟性、便捷性、经济性、标准化作为中华鼓舞创造性转化原则

中华鼓舞要实现多样化传承,就需要开发出既能体现不同地区文化风貌,又具有健身功能,同时还适合运动竞赛和具有经济实用性的器材。这就需要将以下原则作为中华鼓舞创造性转化的原则。1)模拟性原则,即通过一体化设计使各种形式的中华鼓相融合,使其可以模拟不同的鼓舞形式。例如,此器材置于胸前可模拟宜川胸鼓、置于左腰侧可模拟安塞腰鼓、置于躯干前可模拟朝鲜长鼓、移至背后可模拟藏族背鼓、挎于肩上可模拟傣族象脚鼓、竖置在腹前可模拟军鼓、手持鼓身可模拟白族手仗鼓、拆分后持鼓则可模拟京西太平鼓。总之,模拟性原则不仅要使多种形式的中华鼓舞能通过同一器材呈现,还要促进中华多元文化交融[33]。2)便捷性原则,即器材设计应易于携带与存放,使鼓体尺寸可缩放,在日常练习或比赛时便于装箱。3)经济性原则,即制作器材的材料应选择轻便、耐用的材质,并确保不易损坏。例如,可通过伸缩、拆分等设计使鼓具有多功能,根据音乐风格和使用场景的不同可以横置、竖置或手持,以适应不同表现形式的中华鼓舞。4)标准化原则,指的是使用标准一致的器材,以确保参赛选手在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比赛。如果各队使用不同形状、材质、大小的鼓,其重量、音量和性能方面差异较大,很难比较动作的合理度、难易度与击鼓声量效果,无法客观评价参赛者的运动能力,不利于竞赛的公平性。因此,标准化的中华鼓应具备一鼓多用性能,并且要能表现多种鼓舞形式,以及能满足竞赛规则的要求。

3.3.3 以科学、巧妙、实用、合理作为中华鼓舞创造性转化思路

中华鼓舞的创造性转化要针对作为舞蹈器材的鼓体存在的种种弊端加以改进,依据人体工程学原理,研制更科学的鼓。改进后的鼓体结构要具有以下五大形态。1)可拉开,拉开后的形态可如腰鼓,同时可以通过调节腰带的长度使整个鼓体凹面紧贴于身体部位,且不松动,这可以解决鼓体游离身体时撞击体表造成运动损伤的问题。2)可缩拢,指的是使用时拉开,不使用时可合拢,减小体积,便于携带,可变化成多种鼓的形态,如将鼓体缩短竖置于腹前,可模拟威风锣鼓。3)喇叭状,即鼓体两面配有可拆卸的消音罩。如果需要减小音量时,套上消音罩,增加消音罩内的填充物,便可减小音量。如果需要增大音量时,取出消音罩内的填充物即可。4)使用卡扣,不但使鼓便于拆卸,还可以使鼓在腰间平移,解决鼓体只能固定在身体一侧的问题,实现身体两侧平衡运动。5)可拆分,指的是可以将鼓体两端拆分成2个手鼓,供2人使用。

3.4 技术创新

3.4.1 拍打手法与经络穴位相关联

从人体解剖学角度,按照人体经络腧穴分布设计击鼓手法,并对其进行命名,可包括将近20种击鼓手法和拍体法,能全面地刺激人体经络腧穴。例如:手指点击法可以刺激指尖的十宣穴、中冲穴和八邪穴;手指弹击法可以刺激食指指甲旁的商阳穴、无名指指甲旁的关冲穴、小拇指指甲旁的少泽穴和少冲穴;手掌拍击法可以刺激手掌上的少府穴、劳宫穴、大鱼际、小鱼际、鱼际穴;手腕撞击法可以刺激位于手腕内侧的神门穴、列缺络穴、大凌穴、内关穴。上述以外还有手臂摆打法、屈肘撞击法、手背甩击法、握拳捶击法、虎口敲击法、屈肘点击法、肘内夹击法等,均可以刺激人体经络穴位,产生健康促进作用。

3.4.2 基本步法与中华鼓舞舞步相通

中华鼓舞的核心要素是在舞动中用手击鼓或持鼓轻撞身体,始终在弹动、走动、跑动、转动、摆动、跳动中完成击打动作,为了体现其多样性和传承性,应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鼓舞的一些基本舞步作为其向全民健身方向创新性发展取之不尽的元素,在最大程度保留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鼓舞表现形式的前提下去粗取精。例如:以特色鲜明的中华鼓舞的基本风格、基本步法为基础,配以用手击鼓或持鼓拍身体的手法和动作,可以形成节奏分明、风格迥异的健身性中华鼓舞成套动作;还可以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舞蹈常用动作编入健身性中华鼓舞成套动作中,使其成为健身性中华鼓舞用之不竭的步法资源,诸如蒙古族舞蹈常用的平步、错步、踮步和摇篮步,藏族锅庄舞中的走动步、点步和踏步,以及维吾尔族舞蹈中的垫步、滑冲步、自由步、三步一抬、进退步、跺移步,都可以用于创编健身性中华鼓舞。

3.4.3 鼓点节奏与音乐旋律相融

中华鼓舞是一项在音乐伴奏下将击鼓与身体动作完美融合的运动项目,其击鼓节奏需要紧扣音乐旋律。因此,健身性中华鼓舞的鼓点应根据配乐的节奏进行设计,古今中外的音乐皆可成为其伴奏曲目,如传统鼓曲、现代西洋舞曲等。在这种多样化的伴奏音乐中,使鼓点节奏通过疏密、轻重、缓急的变化,与音乐旋律相得益彰,实现节拍与乐曲的流畅衔接。这种节奏编排不仅要彰显击鼓动作的艺术性,也要使动作体现出美感和节奏感。

4 结束语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鼓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向全民健身方向发展的中华鼓舞具有文化传承、功能创新、艺术表现形式拓展等特点,但其创新性发展面临着发展理念保守、原理体系缺失、传承方法陈旧、表现形式单一的现实困境。本研究基于“历史功能论”的“三维一刻”思想,构建了由历史溯源到发展态势研判再到方略设计的分析框架,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鼓舞的历史起源入手,分析了其文化根基,研判了当前的创新性发展态势。为了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鼓舞具有时代意义,其创新性发展不仅需要在理念上秉承“古为今用”的传承智慧,还需要赋予其促进健康的新功能,将文化传承与健康促进相结合,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华鼓舞焕发生机,赋予其时代价值,为促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实施和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独特的文化载体。
[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21:64.

[2]
罗兰. 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遮蔽与解蔽——基于传播修辞学视角[J]. 云南社会科学, 2025(4):141-147.

[3]
冯菲. 中华鼓文化传承与“健身鼓”创新研制探究[J]. 文体用品与科技, 2023(7):58-60.

[4]
王杰文. “遗产化”与后现代生活世界:基于民俗学立场的批判与反思[J]. 民俗研究, 2016(4):20-33.

[5]
费孝通.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6):53-71.

[6]
朱阳. 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自觉的思考[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1(3):134-144.

[7]
姚基瑞, 李平, 吴若熙, 等. 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主题挖掘、演化与研究趋势[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5, 40(3):272-280.

[8]
沈桂萍, 王迎春. 以共享文化符号推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思想战线, 2025, 51(3):146-155.

[9]
刘邵远, 杜晓帆. 国际视野下乡村遗产认知历程及其保护理念发展趋势[J]. 东南文化, 2025(3):14-22,191-192.

[10]
李永皇, 杨丽梅. 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以黔东南为个案分析[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5, 17(4):77-87,155.

[11]
杨晓辉, 罗微, 陈华文, 等. 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传承利用:体系、路径与挑战[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27(6):1-19.

[1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3.

[13]
金瑞静. 同源异流:鼓舞与武舞的耦合与传承变迁——基于腰鼓与武术套路的比较[J]. 体育与科学, 2014, 35(6):47-50.

[14]
曹艳霞, 贺智利. 安塞腰鼓运动发展因素探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15(11):55-59,64.

[15]
方奇, 郑婕, 刘周敏. 腰鼓运动传承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1(11):121-123,130.

[16]
吴林隐, 杨海晨, 韦金亮. 隔离抑或融合:民俗体育参与的性别变化研究——广西马山县壮族会鼓与打扁担的田野考察[J]. 体育科学, 2017, 37(8):29-36.

[17]
王若光. 民俗体育的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乡“鼓车赛会”的田野考察[J]. 体育与科学, 2020, 41(6):32-38.

[18]
方李莉, 刘侗勋. 活历史:一种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探析[J]. 民俗研究, 2025(1):5-19,156.

[19]
山海经校注(修订本)[M]. 袁珂,校注.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20]
王文锦. 礼记译解[M]. 北京: 中华书局,2016:287.

[21]
陈小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特征·功能·分类[J]. 体育科学, 2022, 42(4):14-21.

[2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Z/OL]. (2013-12-16)[2024-05-28].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16/c40531-23849634.html.

[23]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M]. 北京: 中华书局,2017:567-568.

[24]
“全民全运”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人民时评)[Z/OL].(2021-09-24)[2024-06-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1729879553635438&wfr=spider&for=pc.

[25]
南卓. 羯鼓录校注[M]. 罗济平,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19:23.

[26]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EB/OL].(2003-10-17)[2024-06-1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3/jkwzz_other/200310/t20031017_81309.html.

[27]
萧梅. “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文化负罪感”——以鲁西南鼓吹乐为例[J]. 中国音乐学, 2020(1): 45-55.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传统表演艺术当代化转型报告[R].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1.

[29]
曹艳霞, 贺智利. 安塞腰鼓运动发展因素探析[J]. 体育文化导刊, 2015(11):55-59,64.

[30]
方奇, 郑婕, 刘周敏. 腰鼓运动传承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1(11):121-123,130.

[31]
吴林隐, 杨海晨, 韦金亮. 隔离抑或融合:民俗体育参与的性别变化研究——广西马山县壮族会鼓与打扁担的田野考察[J]. 体育科学, 2017, 37(8):29-36.

[32]
王若光. 民俗体育的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基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鄂乡“鼓车赛会”的田野考察[J]. 体育与科学, 2020, 41(6):32-38.

[33]
陈小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特征·功能·分类[J]. 体育科学, 2022, 42(4):14-21.

文章导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