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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与体育治理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 崔洪成 , 1 ,
  • 张江博 2 ,
  • 尹伊婷 1 ,
  • 黄炐 1
展开
  • 1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 2 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510632

崔洪成(1981—),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体育、智慧体育、体育产业。E-mail:

收稿日期: 2025-06-30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1-16

基金资助

2024年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科研创新类项目(哲学社会科学类)(2024WTSCX078)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Promoting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 CUI Hongcheng , 1 ,
  • ZHANG Jiangbo 2 ,
  • YIN Yiting 1 ,
  • HUANG Feng 1
Expand
  • 1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00, China
  • 2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6-30

  Online published: 2026-01-16

摘要

基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2012—2021年),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区域性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分析了中介效应、区域影响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直接效应方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会显著正向影响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且在分析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在中介效应方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可以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3)在区域影响异质性方面,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均对这几个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并呈现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依次减小的特征;4)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高体育旅游目的地及其周边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基于以上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文引用格式

崔洪成 , 张江博 , 尹伊婷 , 黄炐 .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5 , 37(6) : 650 -665 . DOI: 10.14036/j.cnki.cn11-4513.2025.06.007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China’s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2012 to 2021, this study employs a two-way fixed-effects model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on common prosperity,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1) Regarding the direct effe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China’s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omotes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and this finding remains robust afte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issues and performingrobustness checks;2) In term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in China’s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acilitates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by enhancing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3) With respect to regional heterogeneity,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ert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with the magnitude of the effect diminishing in the order: eastern regions > western regions> central regions ;4) Concerning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tourism industries not only improves common prosperity in sports-tourism destinations,but also benefits their neighboring regions.Based on these findings,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成绩斐然。一方面是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实现了增长。例如,有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跃升至2023年的39 218元[1],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1978年的97.5%下降为2019年年底的0.6%[2],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另一方面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例如,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8年的2.69倍缩小至2022年的2.45倍[3]。然而,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仍有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等不足。因此,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性工作,对于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既需要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分析与理论审视,也需要从我国经济社会某个领域或多个领域的实践中探索新的路径。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陆续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等文件。总的来说,这些文件主要是能有效引导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并且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凭借其就业容量大、市场主体准入门槛低、带动发展的产业链长、地域嵌入性强、产业链辐射广等优势,能精准促进我国区域性共同富裕,即可以促进体育旅游目的地的劳动力就业,有效吸纳中低技能劳动者,使我国体育旅游目的地低收入居民有了增收渠道,有利于直接缩小我国体育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及其城乡发展差距,而且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资源整合与高效联动可以产生协同效应,不仅是促进我国区域性共同富裕的重要驱动力,也使我国区域性共同富裕有了新的实现路径。但是,目前关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还不明确,并且缺乏相关实证研究,影响效应也有待检验。总体而言,当前的国内外学者关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研究仍相对有限,仅有少数研究者通过定性研究探究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乡村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4]。因此,笔者基于我国一部分省份的实证数据,分析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与影响效应。一方面,从理论上厘清其内在机理,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传导机制-共同富裕”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完善该领域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实践上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助力我国区域性共同富裕,提供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在缩小贫富差距、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已有研究

近几十年来,贫富极化[5]已成为全球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围绕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核心问题,国内外学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国外学者将共同富裕定义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共同繁荣与共享发展成果[6],强调的是发展与共享2个维度[7]。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报刊中第一次出现“共同富裕”的概念是《人民日报》于1953年9月25日发布庆祝新中国成立4周年口号时提及的[8]。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这一议题正逐渐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国情与新时代特征,赋予共同富裕更为丰富的内涵。其一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提升全体人民整体物质富足水平;其二是,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区域及群体间的差距;其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全面富裕[9]。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学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重点已逐步从理论探析转向实证检验,愈发聚焦于共同富裕的评估方法与路径探索。其中:一类研究是基于共同富裕的评估指标与评估体系展开分析,其中的多数研究是从“富裕”和“共同”2个方面构建了共同富裕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指标体系构建法与指数构造法对共同富裕进行评估[10-14];另一类是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如主要从实证检验的视角探讨城镇化[15]、文旅产业融合[16]、公共服务均等化[17]、科技创新[18]、高等教育[19]、职业教育[20]、普惠金融[21]等因素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有益经验。

1.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已有研究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同国家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现有研究中:外国研究者主要聚焦于体育赛事对举办地旅游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及社会福祉的影响[22-24];中国研究者则更侧重体育赛事在推动文化产业、体育产业、旅游产业深度融合[25],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物质共同富足与精神共同富有,以及推动生活方式现代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6]

1.3 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已有研究

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正逐渐成为新时代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目前,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仍显不足,现有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探讨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作用机制、发展路径,但是缺乏实证检验。例如: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定性分析探讨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乡村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4];有的研究者聚焦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认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激活乡村闲置资源与文化资本,促进经济效益提升与增强文化认同[27-28];还有研究者以贵州“村BA”和“村超”为典型案例,进一步探讨了文商旅体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现实困境及实施路径[29];另有研究者基于实证检验的视角分析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县域经济的拉动效应[30]。然而,上述研究尚未关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影响效应、区域影响异质性等问题,这些关键问题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与解决。总之,通过对既有文献的系统性梳理发现,学界仅有少数研究者探讨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且多数是基于乡村场域的质性研究,鲜有研究从实证检验层面探究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1.4 本研究的边际贡献

本研究从实证检验的视角分析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揭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推进的路径,为充分释放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效能,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有益思路和实证支撑。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包括:1)基于我国部分省份的数据,检验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时的直接效应;2)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时的中介效应;3)探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时的区域影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见图1)。
图1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机制

2.1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共同富裕的一个方面是物质富足,而国民经济增长是实现物质富足的必由之路[31]。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本质则是通过资源要素重组、科技创新与市场融合形成“1+1>2”的系统性变革,既能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又能满足我国居民的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丰富我国居民的精神世界,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致富路径[27]。在经济维度,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促进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与高效整合,产生经济溢出效应[32],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放大旅游产业对体育产业的效益倍增作用,而且还能增强体育产业对旅游消费的引流作用[33],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物质共同富足的重要引擎。在社会文化维度,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意义超越了单一的经济产出,其深层机制在于对产业资源的积累与对我国居民需求的全面满足。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对健康、自我实现的高层次需求就会日益凸显。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催生的赛事旅游、户外探险、冰雪旅游等新业态,恰恰能满足这种需求。同时,这些活动能由内而外地丰富参与者的精神世界。这与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通过投身有意义的活动以实现人的潜能的论断高度契合。因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是一种提升生活品质、实现精神共同富有的实践路径。精神层面的共同富有是共同富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34],是衡量共同富裕达成度的关键指标。综上所述,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在释放经济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能通过积累产业资源、满足人的高层次精神需求、促进文化认同对经济社会产生更深远的正效应,从而在物质与精神2个层面系统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提升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

2.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共同富裕

产业结构升级是驱动经济增长、优化收入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手段[35]。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将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高级化能有效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36]。例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催生新业态、扩大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有助于提升全社会总体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公平[37];产业结构升级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共同富裕水平[35];产业融合则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现代化的重要引擎[38],而且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驱动力。由此,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资源整合、科技创新与功能互补,不仅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调整,还会衍生出赛事旅游、赛事IP运营等新业态,显著释放经济乘数效应,产生关联带动作用,能有效协同交通运输业、餐饮、文娱表演业、零售业等相关产业共同发展,满足广大民众的多样化消费需求。从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效应来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拓宽就业渠道,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关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观点。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满足我国广大民众多层次消费需求,更能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促进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综上所述,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能辐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其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还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产业协同发展,从而系统地、全面地促进共同富裕。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区域共同富裕水平提高。

2.3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空间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资源要素禀赋和生产要素投入,也依赖于其邻近区域的资源要素禀赋和生产要素投入[39]。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资源要素重组与产业功能耦合可以形成新型经济业态,这一耦合不仅有利于体育产业或旅游产业自身产值增长,还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对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且积极的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具体体现为三阶传导机制:1)在经济发展维度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以资源共享与市场主体互动为依托,催生出体育赛事旅游、户外运动产业等复合型业态,可以推动产业的跨区域联动,促进相关产业链延伸,从而能有力地带动区域经济发展;2)在空间维度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投资聚集效应,不仅能驱动交通路网与商业设施的建设,而且可以增强区域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进而形成“核心区+辐射圈”的产业协同发展格局,使更多居民从中受益;3)在文化维度上,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如果以体育赛事为载体,那么就可以促进体育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传播,有利于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包容性社会的形成。总之,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仅能有效促进区域产业联动,还能实现区域基础设施的共享,促进文化交融,进而形成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协同发展格局,最终惠及区域内的更多人。
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3 数学模型构建、变量测度与数据来源

3.1 数学模型构建

3.1.1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H1,将共同富裕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其他与共同富裕相关的控制变量,构建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见公式(1)],以此进行回归分析。
Yit= α0+ α1 Xit+α2 Cit+di+ut+εit
式中:Yit 表示被解释变量,即评估i 地区t年的共同富裕水平;Xit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即i地区t年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α1 表示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α0表示常数项;α2 表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C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diutεit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

3.1.2 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 H2,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同时考虑其他与共同富裕水平相关的控制变量。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Mit=β0+β1 Xit+β2Cit+di+ut+εit
Yit=γ0+γ1 Xit+γ2Mit+γ3 Cit+di+ut+εit
式(2)中:Mit表示中介效应变量;β0表示常数项;β1表 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β2表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其他变量与公式(1)保持一致。式(3)中:γ0表示常数项;γ1表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γ2表示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γ3表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其他变量与公式(1)保持一致。当β1γ1γ2均显著,且β1分别与γ1γ2的乘积符号相同时,表示中介变量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3.1.3 空间滞后效应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 H3,构建空间滞后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数学模型如下。
Yit=k0+ρWYit+k1 Xit+εit
式中:ρ表示空间滞后项系数;W表示本研究选取的地理邻接0-1矩阵;k0表示常数项;k1表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其余参数与公式(1)保持一致。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

本研究的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共同富裕水平。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包括物质富足,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富有。其中的共同指的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果,具有共享性特征;富裕指的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足[40]。借鉴有关学者的[9,15,41 -43]研究,同时还考虑省份层面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主要从富裕程度和共同程度2个层面构建共同富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共同程度主要从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2个维度进行评估;富裕程度主要从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2个维度评估。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共同富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3.2.2 核心解释变量: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依据《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和《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等政府文件,我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在构成要素和涵盖业态方面呈现出多元性与广泛性特征。学界对其融合发展水平的衡量尚未形成唯一标准,评估指标也是多种多样。加之当前全国各地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方面的统计数据还不全面,所以本研究在遵循数据可获得性、可靠性及方法科学的原则下,通过文献研究法与专家咨询法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其中:从体育产业角度确定评估指标时,参考了田小静[44]、吴梦柯[45]、曾艳筠[46]、许金富[47]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旅游产业角度确定评估指标时则借鉴了李丽[48]、侯兵[49]、殷紫燕[41]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基于上述文献,本研究设计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专家咨询表,并邀请6位分别来自体育旅游、体育产业、体育经济、体育消费、职业体育等研究方向的专家,向其咨询了2轮。最终,根据专家意见对指标进行修订与优化,并确定为表2
表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3.2.3 中介变量

笔者借鉴徐伟祁[50]、陈潇峰[51]等学者研究中的做法,以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与第二产业产值增加值的比值评估产业结构高级化。

3.2.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综合借鉴以往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将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52-53]、城镇失业率[54]、基本养老保险[55]、基本医疗保险[55]、人力资源水平等控制变量纳入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见表3)。
表3 控制变量指标

3.3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区域性共同富裕产生的影响,研究所涉及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在2012—2022年发布的《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旅游统计年鉴》以及相关企业的网站。因为目前对有些数据的统计比较滞后,如《体育事业统计年鉴》最新版本出版年为2022年(数据截至2021年),所以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截至2021年,其中的缺失值使用插值法进行填补。最终,本研究获取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总共10年的面板数据。主要变量的基本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4 结果分析

4.1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估结果

本研究使用熵值法测算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在2012年至2021年间的综合发展水平(如图2所示)。从总体来说,在2012年至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呈现持续向好的增长趋势。在政策红利释放、资源优势发挥、体育消费升级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体育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本研究测算数据显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发展水平指数从2012年的0.114上升至2021年的0.252,年均增长率达到9.17%,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这一显著增长充分说明体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和战略价值。与此同时,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同样保持上升态势,与体育产业发展趋势基本趋近,说明两大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已具有坚实基础。本研究的测算数据显示,在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指数从0.159上升至0.181,实现了年均1.43%的增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其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导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产业增加值短期小幅下滑,但是在统筹防控疫情与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产业在2021年快速实现超预期复苏。当前,在国民经济持续向好的大背景下,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产业规模增长势头强劲,彰显出增长潜力。
图2 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

4.2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及共同富裕水平评估结果

本研究依据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数,通过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使用熵值法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量化评估(如图3所示)。计算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2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波浪式上升的变化趋势,融合发展水平指标值从2012年的0.346上升到2021年的0.435,增长了25.72%,这一变化趋势是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一是政策体系持续完善。我国中央人民政府相继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多个地方政府也相继编制了体育旅游专项规划,如遵义市制定了《遵义市促进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56],以此促进上下级联动,推动该市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二是消费升级。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和健康意识日益增强,旅游消费也随之有所增长,并且体验式消费和参与式消费逐渐增多,如马拉松赛事游、露营、徒步等新型体育旅游业态成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路径。三是产业深化融合与资源整合。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市场主体通过跨行业合作实现资源互补,即旅游产业市场主体通过吸纳体育资源,或者体育产业市场主体在景区举办运动项目体验活动或体育赛事,共同促进体育旅游业态创新。例如,泰山国际登山赛将体育赛事与自然资源有机融合,不仅丰富了参赛者的旅游体验、增强了赛事吸引力,而且还激发了当地经济发展活力[57]。四是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一些视频媒体平台成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加速器”,诸如 “新疆昭苏天马节”、贵州“村超”等体育活动通过短视频变得广为人知,吸引了大量游客。其中,贵州“村超”带动榕江县的旅游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榕江县在2023年从5月13日至7月末累计接待游客达到250万6 700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8亿3 900万元[58]。同时,图3显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呈现出波浪式上升的趋势,说明共同富裕水平进一步提升。
图3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以及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变化趋势

注:数据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2012—2021年)。

4.3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1)仅设置了核心解释变量,主要分析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共同富裕水平产生的固定效应,结果通过1% 的显著水平检验,说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能正向显著促进我国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从表5的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发现,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对我国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产生的影响均显著,意味着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单位,我国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便提升0.146,说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笔者推断其中的原因是,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形成乘数效应,通过整合多方面资源、驱动产业转型、创新体育或旅游服务与产品,可以有效增强旅游产业发展动能。一方面体现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效扩大就业规模。例如,成都市通过打造国际化体育赛事中心,产生了诸如体育赛事运营者、运动康复师等在内的14个新兴职业,该市文化、体育和旅游行业在2023年的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人数总量的18%,相较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出7个百分点[59]。再例如,云南曲靖市聚焦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在2023年共接待游客7 106万3 000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787亿3 000万元[60]。另一方面体现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差距。如“村BA”“村超”等群众性体育赛事实现了“以赛事为媒、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介”的乡村体育活动再造,不仅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抓手,也赋能于乡村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增强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61]和促进乡村振兴。
表5 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区域性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

注:1)观测值为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12—2021年的相关数据,下表同;

2)1)表示p<0.01,2)表示p<0.05,3)表示p<0.1,下表同。

4.4 稳健性检验结果

4.4.1 数学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

本研究分析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与区域性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时,主要依据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静态面板数据进行分析,但是数学模型可能会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通过3种方法重新对本研究构建的数学模型进行估计,以此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3种方法如下。
1)滞后处理核心解释变量。借鉴韩林芝等学者[62]的研究方法,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代入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依此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表6模型(7)的分析结果显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区域性共同富裕的显著性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滞后处理核心解释变量后的实证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2)替换被解释变量。为了避免指标测算方法可能导致的结果偏差,本研究借鉴黄晶等学者[53]的方法,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计算出被解释变量——共同富裕水平指数,并代入数学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模型(8)],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区域性共同富裕的显著性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实证分析结果仍具有稳健性。
3)遗漏变量法。虽然本研究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已控制交通运输业发展水平、城镇失业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人力资源水平等变量,并且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但仍然有可能存在某些重要遗漏变量,从而造成回归分析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遗漏变量,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说明该地区居民越可能参与休闲体育、旅游、体育运动,进而会促进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63]。鉴于此,借鉴贾敬全等学者[36]的研究,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代入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依此判断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模型(9)],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影响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的显著性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表明增加遗漏变量后的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4.4.2 安慰剂检验结果

除了上述稳健性检验以外,本研究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以排除偶然相关性的可能性。通过随机打乱解释变量——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估值,并重复进行500次抽样,最终生成了参数估计集合(如图4所示)。图4显示,随机生成的伪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值均偏离基准回归分析结果(0.146),近似正态分布,对应的p值大多超过0.1,说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与区域性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真实因果关系,而非随机巧合。
图4 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

4.5 内生性检验结果

鉴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可能受到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造成回归分析结果存在偏差,从而影响本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所以必须对内生性问题加以阐释。本研究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有2个。1)一些不可观测因素可能会影响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和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从而使得估计结果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而出现偏误。2)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与区域性共同富裕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针对以上问题,本研究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以上内生性问题,主要是借鉴陈强的研究[64],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由此,本研究以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显示(见表7):1)克雷格-唐纳德沃尔德检验的联合假设检验值(107.87)大于临界值的 10%(11.22),而且均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2)在第一阶段回归分析时,工具变量的系数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3)第二阶段的结果显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上对共同富裕水平产生了正向显著影响。以上结果说明,在分析内生性问题后,前述结果依旧成立。
表 7 内生性检验结果

4.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8的模型(12)、模型(13)、模型(14)检验结果显示:1)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会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会显著正向影响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2)模型(14)列入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后的结果显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正,且小于模型(6)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系数,表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会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这一路径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提升。这说明本研究的假设2成立。
表8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对以上结果进一步分析认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传导路径,为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提升提供了多维度支撑。一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值增值。具体体现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突破了原有产业边界,催生出诸如冰雪旅游、赛事旅游、休闲旅游等一系列新业态,使体育旅游服务更多样,不仅满足了我国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体育消费需求,也促使体育消费进一步提质升级,进而促进体育旅游价值链产值不断攀升,从而实现了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区域性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二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调整就业结构与扩大就业规模。具体来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兴高技能岗位,如赛事策划师、户外探险向导等职业,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会产生产业链延伸效应,能带动交通运输业、餐饮业、运动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链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从而可以扩大就业规模。三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盘活更多区域资源、促进不同区域协调发展。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依托的是“体育产业要素+”旅游产业要素、文化产业要素、农业科技产业要素、教育产业要素的模式,可以将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沉睡资源”高效转化为特色体育赛事、主题户外研学活动等高附加值业态。通过举办体育赛事、经营商业特色投资项目不仅能有效激发区域经济活力,还能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和城乡间发展差距。

4.7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长期以来,由于受政策、区域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有差异,共同富裕水平也有所不同。为了探究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区域性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借鉴有关学者[54,65]的做法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并使用与基准回归分析相同的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9,从表9的模型(15)、模型(16)、模型(17)的检验结果可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回归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均能促进上述地区共同富裕,并且影响效应差异显著,影响效应大小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可见,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影响最大。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集群效应较大,形成了“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双重效应[66],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通过“体育赛事+”文旅模式盘活了景区资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其中,上海市在2023年通过承办118项年度体育赛事带动相关消费达到37亿1 300万元,拉动相关产业经济效益达到128亿6 400万元[67]。此外,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基础设施存在短板、人力资源储备不足、体育市场有效需求疲软等结构性矛盾的制约,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业态长期处于低端市场,具体体现为业态同质化、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对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大。然而,依托脱贫攻坚积累的政策与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形成的后发优势,我国西部地区通过差异化路径增强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以民俗体育旅游深挖地区文化资源、以特色体育赛事打造流量入口、以“体育+”生态环境创新体验场景,激发了地区资源要素活力,逐步走出低端市场循环发展困境,实现了产业升级。例如,台江县通过“村BA”形成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以体育赛事为核心,整合文化资源、农业资源、旅游资源,构建多产业联动的乡村经济新业态。其中,台江县在2024年1—11月接待游客达到363万9 000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2亿2 100万元,同比增长32.67%,显著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当地居民的增收[68]。而我国中部地区因受旅游资源与体育资源禀赋相对薄弱、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等多重约束,使得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受到双向掣肘:一方面,资源分散与特色资源稀缺导致体育旅游路线同质化倾向明显,难以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政策配套措施出台滞后与欠缺国家顶层设计使得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存在多处断点,并且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各自的市场主体规模小、分散经营、财力弱的短板凸显,既不利于提高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要素整合效能,也制约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最终对区域性共同富裕产生的作用也就十分有限。
表9 异质性效应检验结果

4.8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之前,本研究计算了2012年至2021年的全局莫兰I数(见表10)。由表10可知,除了2012年以外,其他年份的全局莫兰I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由此又进行了拉格朗日乘子检验(见表11),检验结果显示,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空间滞后模型、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空间误差模型和稳健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空间滞后模型的计算结果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稳健拉格朗日乘子检验空间误差模型却不显著,说明本研究可以使用空间滞后模型检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豪斯曼检验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选择省份和年份双固定效应模型较为合理。
表10 2012—2021年全局莫兰I数计算结果
表11 拉格朗日乘子检验模型的结果
表12可知,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空间滞后项系数、误差方差均显著为正,说明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可以提高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特别是会影响体育旅游目的地周边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结合偏微分的分解结果可知,从直接效应来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对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103,说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升共同富裕水平。从间接效应来说,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39,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提高体育旅游目的地周边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由此说明,本研究的假设3成立。同时还说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是“体育产业+”旅游产业的物理空间组合,而是要实现业态融合,产生乘数效应和辐射效应,最终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劲动能。
表12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注:k1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分析估计系数。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研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滞后效应模型检验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影响区域性共同富裕时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区域影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得出以下结论。
1)在直接效应方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显著提升区域性共同富裕水平,且在使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替换被解释变量、遗漏变量法、安慰剂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该结果仍然成立,说明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有效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
2)在中介效应方面,本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的重要中介变量。
3)在区域影响异质性方面,在研究时段,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该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影响次之,中部地区影响最小。
4)在空间溢出效应方面,本研究发现,某个省份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能提升该省份及其周边省份的共同富裕水平。

5.2 建议

5.2.1 加强政策引导与机制保障,筑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根基

本研究发现,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能显著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应从政策与机制、基础设施建设、营销推广等多维度系统推进。1)完善政策与健全机制。首先,在国家层面制定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专项规划,突出其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战略作用,进一步加强与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协同,加强对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其次,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体育旅游市场主体准入门槛,运用企业融资贷款贴息与产业投资补贴双重杠杆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使体育旅游市场主体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再其次,政府相关部门要建立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破除资源区域分割壁垒,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整合旅游、体育、农业等产业资源,提高体育旅游治理效能与产业融合效率。2)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着力构建“快进、慢游”立体交通路网,重点解决体育旅游目的地与交通枢纽连接的瓶颈问题。另一方面,同步建设智慧化体育旅游服务综合体,集成运动场馆、主题住宿、数字化导览等功能,实现旅游参观、体育消费体验全流程数字化服务。3)开发特色服务。各地可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屏障、地方特色文化等资源,创新发展“体育产业要素+”文化产业要素、“体育赛事+”生态屏障旅游等融合业态,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体育旅游业态体系,提高体育旅游附加值。4)加强线上与线下协同推广。一方面,依托短视频平台打造“网红体育旅游打卡地”,通过体育赛事直播、体育运动达人探访等内容实现裂变式传播,提高体育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另一方面,在交通枢纽或各类媒体投放以体育旅游为主题的广告,并举办行业峰会、明星代言等活动,提高体育旅游目的地的美誉度。

5.2.2 探索体育旅游差异化发展路径,优化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业态布局

本研究发现,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的区域差异显著,应立足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实施分类推进。1)鼓励我国东部地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我国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区域资源、人才优势,打造一些可复制、可借鉴的“体育旅游+”会展、“体育旅游+”科技创新等融合业态标杆(如杭州亚运会遗产旅游带、上海电竞主题公园),建立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为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输出经验。2)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实现特色化发展。鼓励我国中西部地区立足于当地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和地方特色体育文化,锚定特色化路径,深度挖掘自然景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独特要素,打造主题鲜明、可获得独特体验的体育旅游业态,通过举办“精品体育赛事观赛之旅”“亲子户外运动欢乐之旅”“风景名胜徒步之旅”“体育休闲养生之旅”“民族传统体育研学之旅”“户外探险”等活动细分产业赛道[68]。因地制宜、优势资源互补地构建全国体育旅游目的地网络,促进不同区域协同发展,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

5.2.3 促进产业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延展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空间

本研究发现,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不仅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性共同富裕,还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需要着力提升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业态产业链效能和不同区域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水平。1)促进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与价值链增值。通过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体育旅游业态投资,提高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业态资金配置效率,促进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体育旅游业态深度融合。同时,要同步推进“体育旅游+”的跨行业融合,融入农业、教育培训、康养等产业要素,发展户外运动目的地综合体、研学营地等新载体,延伸产业价值链,进而促进就业,以实现当地居民增收。2)加强科技赋能。将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度应用于智慧景区管理、虚拟体育赛事体验、个性化行程定制的场景,建设体育旅游大数据平台,以实现信息资源精准匹配,通过体育旅游服务数字化、产品智能化、体育旅游路线营销精准化促进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业态的全产业链价值增值。3)促进区域协同与联动发展。一方面,推动建立区域性体育旅游资源共享机制,联合开发跨省主题体育旅游路线,共同制定体育旅游服务标准和共建体育旅游服务体系。另一方面,依托区域性城市群、经济带打造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示范区,最大程度发挥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城乡居民增收和区域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带动作用。
注释: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②在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时,区域差异指标的选取借鉴了邹克和倪青山发表在《金融学研究》的《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测度与实证》一文,该论文中将区域收入差距界定为某地区城镇居民某年可支配收入与标杆地区的比值,其中以上海市作为标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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