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受政策、区域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有差异,共同富裕水平也有所不同。为了探究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区域性共同富裕的差异化影响,本研究借鉴有关学者
[54,65]的做法将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
①,并使用与基准回归分析相同的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
表9,从
表9的模型(15)、模型(16)、模型(17)的检验结果可知,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回归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均能促进上述地区共同富裕,并且影响效应差异显著,影响效应大小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可见,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对东部地区共同富裕影响最大。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东部地区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集群效应较大,形成了“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的双重效应
[66],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诸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通过“体育赛事+”文旅模式盘活了景区资源,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从而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其中,上海市在2023年通过承办118项年度体育赛事带动相关消费达到37亿1 300万元,拉动相关产业经济效益达到128亿6 400万元
[67]。此外,受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基础设施存在短板、人力资源储备不足、体育市场有效需求疲软等结构性矛盾的制约,我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业态长期处于低端市场,具体体现为业态同质化、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对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不大。然而,依托脱贫攻坚积累的政策与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形成的后发优势,我国西部地区通过差异化路径增强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以民俗体育旅游深挖地区文化资源、以特色体育赛事打造流量入口、以“体育+”生态环境创新体验场景,激发了地区资源要素活力,逐步走出低端市场循环发展困境,实现了产业升级。例如,台江县通过“村BA”形成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以体育赛事为核心,整合文化资源、农业资源、旅游资源,构建多产业联动的乡村经济新业态。其中,台江县在2024年1—11月接待游客达到363万9 000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2亿2 100万元,同比增长32.67%,显著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同时还促进了当地居民的增收
[68]。而我国中部地区因受旅游资源与体育资源禀赋相对薄弱、政策扶持力度不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等多重约束,使得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受到双向掣肘:一方面,资源分散与特色资源稀缺导致体育旅游路线同质化倾向明显,难以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政策配套措施出台滞后与欠缺国家顶层设计使得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产业链存在多处断点,并且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各自的市场主体规模小、分散经营、财力弱的短板凸显,既不利于提高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要素整合效能,也制约了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与规模经济效应的形成,最终对区域性共同富裕产生的作用也就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