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1]。作为超大城市，北京市的老龄化进程既具有全国共性特征，又因人口密度大、高龄化程度深而呈现出养老压力增大的特征。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达到4 416 000人，占常住人口比例首次突破20%，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这就意味着北京市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2]。到了2022年，全市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增至4 651 000人，相较2021年增加了235 000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比例达到2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百分点[3]。在2025年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比上年末有所减少，常住人口死亡率为6.28‰，自然增长率为-0.73‰[4]。随着高龄老年人口的增加，健康服务需求日益多样，进一步加剧了老年健康服务的复杂性。
面对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会治理挑战，我国政府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强调将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则将体医融合明确为重要路径。需要指出的是，体医融合并非体育与医疗的简单叠加，而是在疾病预防、临床决策、康复护理等环节系统性地增加运动干预，实现健康促进方案与身体功能维持方案的深度融合。对于老年人，这一模式应用需要考虑不同健康状况的差异性，例如，健康老年人可通过社区运动指导预防身体功能衰退，慢性病患者需要在医生评估后获得个性化运动处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则需要依托专业机构康复。而在服务购买方式上，当前，既有政府购买的公益性服务，也有医疗保险支付的试点服务，还有市场化的个人消费服务，已形成了多元服务格局[5-6]。然而，政策支持的力度与实施的难度形成了反差。尽管多地开展了本土化探索，但相关研究与实践均表明，老年人健康促进方面的体医融合服务的供给仍面临供需结构失衡的核心梗阻，即既体现为总量供给不足，又凸显为供给与需求的错配，以及因供需信息不对称引发的服务错位，这些进一步加剧了“有需求无服务、有服务无人用”的困境[7]。从既有研究可知，学界对体医融合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策解读、人才培养、单一服务模式等片面分析，缺乏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系统性审视。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呈现年龄分层、健康状况多样、居住区域有差异的特征，如果不从需求端优化供给，仅通过单向供给难以破解失衡难题，且现有研究未从机制层面分析供需匹配的核心矛盾与形成逻辑，导致问题研判不全面、优化建议难以解决超大城市老年人健康服务的系统性需求问题。
基于此，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立足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系统分析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失衡问题。首先通过梳理健康服务供给现状、分析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特征，从政策、资源、信息、支付4个维度剖析供需匹配失衡的深层成因，结合北京智慧城市建设、区域功能定位等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机制优化路径。既为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高质量供给提供决策依据，也为全国超大城市应对同类供需失衡问题提供实践启示。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理论与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研究
公共服务供需匹配理论聚焦供给侧与需求侧在结构适配、服务质量与服务需求的契合度、效率协同、可及性保障等多维度深度耦合与动态平衡[8]。该理论强调，一个健全的匹配机制能使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服务对象等多元主体形成目标一致、资源共享、职责清晰的协同治理体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元中心治理”理论则强调，在治理复杂的公共事务时，由多个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构成的治理体系通过协商、竞争与合作往往能比单一层级的管理模式更有效地实现资源适配与公共服务供给。从这一角度分析“体医融合”这一涉及体育、卫生、医疗等多个部门的复杂服务体系，可以将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分解为以下4个相互关联又功能各异的维度。
1）从政策与制度方面关注顶层设计的协同性、跨部门权责的清晰度以及政策、标准、监管形成的制度闭环的有效性。有研究者提出，明确的跨部门协同权责清单能将体医融合服务的供给效率提升约45%，是破解政策执行碎片化难题的关键[9]。
2）从资源配置维度研判人力、财力、物力等核心要素的空间布局、投入力度与利用效率是否与老年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健康服务需求精准对接。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基层体医融合设施覆盖率仅为38%，且与老年人口形成空间错配，成为制约健康服务可及性的主要因素[10]。
3）从信息交互方面审视健康数据在不同机构的共享、健康服务信息的有效发布与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反馈途径的畅通性，旨在破解因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健康服务错位问题。实证研究表明，有72%的老年人因不知晓健康服务信息而放弃接受体医融合服务，信息壁垒已成为阻碍健康服务有效供给的首要因素[11]。
4）从支付手段与激励机制方面主要分析医疗保险、商业保险、财政补贴等多元化支付手段对健康服务供给侧的动力与需求侧的消费意愿的双向激发效能。当前，仅有约9%的试点城市将运动处方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支付手段的欠缺抑制了健康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与老年人有效需求的释放[12]。
基于上述分析，将影响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的分析框架也分为4个维度，任一维度的短板都可能制约体医融合服务整体效能提升。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受政策与制度匹配的显著正向影响。
H2：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受资源匹配的显著正向影响。
H3：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受信息交互匹配的显著正向影响。
H4：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受支付手段与激励机制匹配的显著正向影响。
1.2 老年人的体医融合服务需求异质性及其调节效应
老年人的体医融合服务需求并非同质和单一，这是实现精准供给必须考量的核心前提。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体医融合服务需求已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维护自身健康、提升功能与改善生活品质并重，且这种需求在年龄、健康状况及社会经济层面呈现规律性分化[13]。这种多维度异质性说明，“一刀切式”供给模式必然导致供需错配。例如，忽视健康状况差异的同一化体医融合服务会使慢性病患者的实际服务使用率减少30%多[14]。因此，需求异质性不仅体现出了核心需求特征，更可作为关键调节变量，调控供需匹配机制（H1-H4）对体医融合服务最终效果（如利用率、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强度：当供给策略与老年人的异质需求精准适配时，匹配机制的积极效应会被显著放大；如果供给与需求出现错配，匹配机制的正向作用则会被明显削弱；如果供给侧的匹配策略能够有效对应不同老年人的独特需求，其积极效应将被放大，反之则被削弱。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调节效应假设。
H5：老年人的年龄差异在资源匹配与体医融合服务享受度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6：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异质性在政策与制度匹配同体医融合服务满意度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H7：老年人的居住区域差异，在支付手段与激励机制匹配促进体医融合服务潜在需求向实际消费行为转化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1.3 体医融合服务的推广困境与匹配机制的中介作用
学界普遍认为，体医融合服务是基于“运动是良医”理念，将运动干预系统性地嵌入疾病预防、临床诊疗、康复管理及健康促进全过程的创新型健康服务模式[15]。然而，其在实际应用中面临理念认知、制度、机制、专业人才、可持续消费等多重系统性困境[16-17]。既有研究多数片面地探讨单一困境的破解，却普遍忽视了供需匹配机制在其中发挥的传导作用。例如，跨部门协同壁垒的本质是政策与制度不匹配，而资源闲置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则直接反映了资源不匹配。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完善的信息交互平台可以通过“需求精准识别-资源定向配置”的路径间接解决因信息孤岛造成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18]；同样，将运动处方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设立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对参与企业给予财政补贴，可以激发相关企业、社会组织的参与积极性，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参与、社会组织协同的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格局[19]。这表明，4个匹配维度可能并非直接作用于体医融合服务的最终环节，而是在制度、资源与服务质量之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传导作用。此外，各维度之间可能存在协同效应，4个维度相互作用时，其对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效果产生的作用会超过单一维度作用的总和[20-21]。由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揭示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机制复杂性的假设。
H8：信息交互匹配在政策与制度匹配作用于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效果时产生了中介作用。
H9：资源配置匹配在支付手段与激励机制匹配作用于体医融合服务受用度时产生了中介作用。
H10：政策与制度、资源配置、信息交互、支付手段与激励机制 4 个维度的协同交互作用，对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效果的方差解释力与预测显著高于任何单一维度的作用。
上述研究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该模型整合了供需匹配理论、老年人需求异质性及体医融合发展困境的分析视角。其中：政策与制度匹配 (H1)、资源匹配 (H2)、信息交互匹配 (H3)、支付手段与激励机制匹配 (H4) 是影响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效果的4个前因变量（实线箭头）；老年人的需求异质性（年龄、健康、区域）在3条路径中属于调节变量，主要调节资源对体医融合服务受用度的影响(H5)、政策与制度对体医融合服务满意度的影响(H6)、支付手段与激励机制对体医融合服务需求转化的影响(H7)；假设信息交互匹配 (H8) 与资源匹配 (H9) 在部分路径中产生了中介传导作用（路径加粗示意）；4个匹配维度之间的协同交互效应 (H10) 的整体影响预计优于单一维度。该模型旨在系统揭示体医融合服务从供给侧匹配到需求侧有效受用与满意的复杂作用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研究法
在我国境内常见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及常用的国际英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将健康老龄化、体医融合、供需匹配、老年健康服务设定为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关键词，检索时间范围限定为 2019 年 1 月—2024 年 4 月；将healthy aging，sports-medicine integration、supply-demand matching，elderly health services设定为英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的关键词，检索时间范围限定为2017 年 1 月 —2024 年 4 月。同时通过 “主题词 + 摘要” 进行组合检索，确保精准度。
文献选取标准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论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SCI）来源期刊论文、国家部委或省级以上研究所发布的正式研究报告。排除了其中的会议摘要、内容重复及数据陈旧的文献，最终选取了127 篇文献，并按照理论基础、政策变化、供给研究、需求研究、供需匹配研究5个主题进行分类归档。
2.2 政策分类分析法
使用质性分析软件对上述23份政策文本进行系统编码与内容挖掘。首先，由 2 位研究者分别对 23 份文本进行逐句拆解，提取 “医疗机构开设运动处方门诊”“体育与卫健部门协同” 等关键表述，得到 187 个初始编码，又经过合并同义词、剔除重复项后，得到 62 个初始概念。之后，基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归纳形成 “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保障措施” 3 个主范畴和 8 个子范畴。其中： “供给主体” 涵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各级医疗机构、体育社会组织 4 类；“供给内容” 包括预防性干预、医学康复、基础服务3 类；“保障措施” 包含政策协同、资源支持、标准建设 3 类。最后，提炼核心范畴概念，由供给主体、供给内容、保障措施形成供给分析框架，并梳理各范畴间的关联路径。为了分析信效度，通过编码一致性检验（K系数 = 0.83>0.70）解决分歧编码，并采用文献比对三角验证法确保编码的客观性。
2.3 问卷调查法
通过问卷调查法量化评估老年人体医融合服务需求特征与供需匹配失衡程度，以多阶段分层抽样确保样本的代表性。1）调查对象为北京市 60 岁以上、意识清晰且知晓 “运动与健康” 概念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排除失智及长期卧床者。2）根据95%置信区间、5%的误差率及 90% 有效回收率估算，最小样本量为 385 份。3）于 2024 年 1—3 月实际发放问卷 8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723 份（有效回收率为 90.4%），样本量满足统计学要求，主要按照区域功能、街道（乡、镇）、年龄与健康状况3个层次依次抽样发放。其中：第一层按照区域功能抽样，选取了城市中心区（东城区、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朝阳区、海淀区）、城市新区（通州区、顺义区）、生态涵养区（怀柔区、密云区）8个行政区；第二层在每个区随机选取2个街道（乡、镇），共计16个调查点；第三层在各个调查点按照年龄分层抽样，60~69岁为低龄组、70~79岁为中龄组、80岁以上为高龄组，每个年龄组再按照健康状况分为健康、亚健康、慢性病、失能半失能4类进行配额抽样。3）问卷包括 3 个部分，共计 28 题：基本信息涵盖性别、年龄等 8 项指标；需求侧调查参照成熟量表设计了12个题项，用以评估体医融合服务需求程度，以利克特量表进行评分，从1分“完全不需要”到5分“非常需要”逐级量化；供需匹配评价部分补充“资源利用效率”“信息透明度”等指标后形成了评价量表，该量表克龙巴赫 α 系数均>0.70，且KMO=0.867 ，说明适宜进行因子分析。4）采用线下指导与 线上协助相结合的方式处理数据，通过培训调查员、复核问卷、处理异常值控制数据质量，以常用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呈现体医融合服务需求排序与供需匹配得分）、方差分析（检验体医融合服务需求的异质性）、回归分析（验证调节效应）等。
2.4 深度访谈
选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从供需两侧选取 38 位受访者（供给方 23 人、需求方 15 人）。其中：供给方涵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8人）、医生（6人）、体育协会负责人（5人）及相关企业代表（4人）；需求方依据年龄、健康状况、居住区域等维度选取15位老年人代表。
访谈提纲根据不同受访者分别设计，主要围绕对体医融合服务供给现状的认知、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失衡的问题症结、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优化建议3个方面展开访谈，如对体育局工作人员主要访谈跨部门协同障碍、对慢性病老年人主要访谈享受医疗服务的困境。
访谈于 2024 年 2—4 月进行，时长 30~60 min，均经知情同意后录音，并在之后转录形成约 120 000字文本资料。使用扎根理论对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开放式编码提取了“跨部门权责不清”“居家体医融合服务缺失” 等初始概念，主轴编码归纳了“制度壁垒”“需求错配” 等范畴，选择性编码提炼了 “供需匹配机制短板” 这一核心范畴。
最后，根据深度访谈提炼的核心范畴与问卷调查的量化结果综合研判供需失衡成因，为体医融合服务优化路径提供实证依据。
3 研究结果
3.1 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给现状
通过分析政策文本和访谈资料发现，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呈现多元主体参与、慢性病干预为重点、服务模式初具雏形的特征。在体医融合服务供给体系中，医疗机构、康复机构、社区体育服务机构及社会支持组织共同参与，但在区域覆盖、服务内容和模式创新方面有差异（见表1）。
表1 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给主体及供给内容 |
 |
3.2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
对北京市 4 类功能区的不同年龄段与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发放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 723 份。调查对象在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居住区域等维度均与北京市老年人口整体特征（依据《2023 年北京市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基本吻合，说明具有统计推断合理性（见表2）。
表2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n=723） |
 |
3.3 老年人体医融合服务需求程度排序
3.4 不同维度老年人需求差异分析
表4 受访者对体医融合服务的需求差异 |
 |
3.5 供需匹配失衡问题量化分析
4 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的机制分析
4.1 信息传播路径不畅：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供需匹配失灵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常见原因。在本研究中的实证分析结果体现得尤为突出。调查数据显示，多达72.6%的受访者因不知晓体医融合服务信息而未能有效享受体医融合服务，其中有关体医融合服务的信息不对称为首要原因（见图3）。这说明当前供需匹配过程中存在信息传播问题。
从理论层面审视，有效的信息流是连接供给与需求、实现供需精准匹配的前提。奥斯特罗姆的多元治理理论强调，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依赖于参与者对资源状况和他人行为规律的清晰认知[22]。该理论的核心观点集中于《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聚焦公共资源治理中的主体互动与信息传递逻辑。借鉴该观点分析体医融合服务，可以推断，受访者作为需求方，各类供给主体作为资源提供方，双方均陷入一种“体医融合服务信息双盲”状态。需求方因体医融合服务的信息获取途径匮乏、所获取的体医融合服务的信息内容晦涩或呈现形式不利于老年人理解，所以难以知晓或享受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方则因缺乏体医融合服务需求的相关动态数据的采集与反馈获取途径，只能依靠有限的经验或政府购买进行供给决策，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供给驱动而非需求拉动。
信息传播路径不畅源于跨部门数据共享有壁垒和统一登录入口信息平台的缺失。例如，体育系统的场馆资源、体育活动安排，卫生与健康系统的居民健康档案、患慢性病人群的数据，医疗保险系统的支付手段政策，民政系统的老年人公开信息，目前均分别归属于各自的行政体系和数据库中，缺乏唯一登录入口的信息平台，同时也缺乏基于个人信息安全前提对这些信息的整合与发布。其结果是，老年人难以获取体医融合服务信息，供给方难以掌握有效需求信息，体医融合服务因未与需求方匹配而无法实现有效供给。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建设统一登录入口的、便捷的、适老化的体医融合服务信息发布平台，以实现供给与需求两侧信息的有效对接。
4.2 供给缺乏弹性：体医融合服务内容固化与需求变化之间存在矛盾
本研究发现，受访老年人对体医融合服务的需求并非是静态同质的，而是随着年龄、健康状况变化以及居住区域特征出现了显著差异。然而，供给侧对体医融合服务项目设置、场地配置、经费使用都呈现出较明显的固化特征。这种供给缺乏弹性的问题，是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失衡的第2个原因。
健康老龄化强调健康管理的连续性，这意味着服务于老年人的健康干预方案必须与其不断变化的生理、心理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相适配[23]。低龄健康老年人可能关注参与集体性体育活动与维持身体功能，高龄慢性病老年人则迫切需要居家康复或日常生活照料，北京市不同区域因医疗资源和区域发展定位不同而在体医融合服务供给方面存在差异，居住于城市中心区的受访老年人对专业化体医融合服务需求更多，居住于生态涵养区的受访老年人则存在体医融合服务可及性不足的问题。然而，当前的体医融合服务供给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项目制”或“标准化套餐”的供给方式。相关政策也侧重于启动新的体医融合服务项目、扩大体医融合服务覆盖面，但缺乏对有关体医融合服务效果的评估和对体医融合服务内容的动态调整机制。较为典型的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服务机构提供的体医融合服务内容长期没有变化。
这种供给缺乏弹性的本质是体医融合服务供给体系缺乏对需求变化的监测与应对。一方面，对体医融合服务需求的动态变化缺乏有效的监测机制；另一方面，供给体系缺乏根据需求调整服务内容的动态机制。例如，体育机构、医疗机构按照各自的工作流程运作，体医融合服务供给跨部门协调缺乏有效机制，导致对老年人的体医融合服务需求回应不及时。当变化的需求遭遇固化的供给时，供需不匹配便形成，最终体现为体医融合服务满意度不高、体医融合服务资源利用率不高。因此，构建一个能够敏锐发现需求波动并弹性调整供给策略的动态适配机制，是实现体医融合服务精准供给的关键。
4.3 协同整合资源机制不健全：体医融合相关部门及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协作
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给已呈现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但实证分析显示，各主体间存在协同壁垒与资源整合困境。例如，卫生与健康委同体育局之间有关体医融合的职能划分不清、医疗机构与体育机构的健康服务专业标准不统一、市场主体参与路径不明确等各类问题相互交织，导致资源分散与重复建设现象并存。这指向了供需匹配的第3个原因——协同整合资源机制不健全。
依据协同治理理论，解决跨部门的复杂公共问题，依赖于相关主体建立共同的规则、协调的机制以及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当前，体医融合服务面临的问题正是这一理论的体现。体育系统与医疗系统长期遵循不同的健康服务专业逻辑、资质认定与资源配置方式，在人员资质互认、健康服务标准匹配、绩效评价互通等方面缺乏衔接机制。尽管有关政策在推动体医融合，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缺乏将2个系统的专业优势、场地资源、人力资源进行系统性整合的实施机制与联动机制。例如，医生的运动处方如何安全、有效地在社区全民健身中心开具?健身指导服务人员如何具备基本的医学风险筛查能力?这些问题尚未在机制层面得到解决。
此外，体医融合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间的协调缺乏明确的规则和有效的融合制度设计。具体体现为：政府部门对体医融合服务供给的协调工作多数以会议和文件形式推进，尚未对体医融合服务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权责清单和制度设计；市场主体因商业模式不清晰、老年人自费比例高、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有限而观望；社会组织则因经费不足、缺少系统培训而发挥的作用有限。这种状况导致了“集体行动困境”，即尽管体医融合对各方均有益处，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融合制度设计，致使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资源分散、重复建设与服务断层并存。因此，强化协同整合资源机制的作用的关键在于设计一套体医融合服务制度，促进各方协同参与。
4.4 激励机制缺失：医疗系统支付保障与体医融合服务供给动力激发的双重不足
任何服务体系的可持续运转都不能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有研究显示，运动处方、康复训练等体医融合服务项目未被纳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是导致老年人难以将体医融合服务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的关键因素，而供给侧的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也因激励措施不足而缺乏持续提供健身指导服务的动力[24]。这种激励机制的缺失，构成了影响供需有效匹配的第4个原因。
从需求侧来说，消费支出负担是影响受访老年人参与体医融合服务的因素之一。当前，多数体医融合服务内容，特别是那些需要专业指导的个性化运动处方、长期康复训练等内容，未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老年人享受这方面的服务完全自费，这与他们普遍偏低的消费意愿和消费水平形成尖锐矛盾。加之，体医融合服务在医疗系统支付保障的欠缺，如同在需求与供给之间设立了一道闸门，使有效需求无法转化为消费行为。
从供给侧来说，激励机制欠缺同样凸显。对于公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提供体医融合服务（如开具运动处方、进行非药物干预指导）耗时耗力，在现有的医院绩效考核与薪酬体系中难以体现，导致其缺乏内在动力。对于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公益性体医融合服务面临成本回收难题，而完全市场化运作又因需求方消费水平不高，导致难以形成有效市场。总之，缺乏多层次、差异化的如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绩效评估、奖励等激励性政策工具，使供给侧难以形成稳定的、优质的体医融合服务供给。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有效的制度安排应能形成正向激励，使个人或组织的工作与报酬相匹配。当前，在体医融合领域的激励机制显然还不健全，未能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并将其引导至体医融合服务这一共同目标上。因此，构建一个需求侧负担得起、供给侧有动力的激励机制，是促进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的关键所在。
5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北京市体医融合服务供需匹配机制优化路径
5.1 建设唯一登录入口的体医融合服务信息发布平台，解决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
为了解决信息传播路径不畅的问题，北京市应建设唯一登录入口的体医融合服务信息发布平台，实现供需信息的整合与发布。首要措施应在市级层面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依法依规明确数据共享的范围、标准、权限与安全责任，逐步整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掌握的居民健康档案与慢性病数据、北京市体育局所属的公共体育设施与体育活动信息、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的支付政策以及北京市民政局依法依规可公开的老年人基本信息，同时采集健康科技企业、体育健身场馆等市场主体的资质信息与具体服务项目信息，通过统一接口构建体医融合服务信息发布平台。首先，该平台的设计必须贯彻老年友好原则，开发具有大字体、语音交互等功能的简易版手机应用App，同时在社区养老驿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场所部署一体机终端，并配备人工引导员，以减少数字鸿沟。其次，该平台前端应明确标示体医融合服务项目、服务机构、服务地点、预约方式、价格等关键信息。最后，该平台还应具有后台管理功能与社会治理功能，为管理部门提供“数据驾驶舱”，实时可视化呈现北京市不同区域、不同类别体医融合服务的需求分布图、供给饱和度、投诉动态，以支撑健康服务资源的精准调度、健康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以及政策的动态调整，最终使信息流从梗阻转变为畅通，为整个体医融合服务体系的供需精准匹配奠定基础。
5.2 建立分类精准供给体系，实现供需动态匹配
针对供需匹配失灵的问题，必须推动供给模式向精细化、动态化转型，建立一个能够敏锐应对动态变化的异质性需求的分类精准供给体系。该体系的构建涉及以下多个层面。从纵向而言，依据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形成差异化“服务包”，对健康而又活跃的老年人重点提供社区运动促进健康活动，对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建立健康风险筛查、评估、运动处方、健身指导、随访的闭环管理流程，对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则提供医疗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的上门康复服务。从横向来说，体医融合服务供给主体的布局要与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相协调。例如，城市中心区侧重建设运动处方门诊与示范性康复中心，城市功能拓展区及城市新区主要建设整合型“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生态涵养区则通过流动服务车与“互联网+远程指导”模式保障基本的体医融合服务。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持续匹配，该体系应建立需求动态监测与供给调节机制，即依托智慧信息服务平台的数据分析，辅以定期专项调查，形成需求监测、服务效果评估、服务内容调整的循环流程，确保体医融合服务供给能够与老年人不断变化的体医融合服务需求相匹配。
5.3 医院管理局创新法人治理模式，提高体医融合资源整合效能
为了破解协同整合资源机制不健全引发的集体行动困境，医院管理局必须创新法人治理模式，建立权责清晰、规则明确、运行高效的跨系统协同治理机制，使分散的医疗资源形成联动的体医融合服务合力。
这一创新的关键在于设立一个具有领导力的统筹协调实体组织。基于此，建议在市级层面成立由北京市领导牵头，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民政局等政府多个相关部门参与的体医融合促进委员会，或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并创建常设办公室。该常设办公室的首要职能是联合制定并发布体医融合服务方面的行政文件，例如，明确跨部门行政的权、责、利，划分各部门在体医融合服务标准制定、体医融合服务机构资质认证、体医融合服务市场监管、体医融合服务质量评估、体医融合服务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具体职能，并明确多部门协作流程。
深化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市民体育组织在操作层面的实质性融合，诸如推广体医融合服务联合体共建模式，鼓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相邻的全民健身中心建立深度协作，实现场地与设施共享、人员互派与互培、体医融合服务流程对接。再如可在全民健身中心开辟“健康驿站”，由社区医生定期坐诊进行运动损伤风险评估，医疗机构康复[医学]科的运动防护师则可在此指导慢性病患者的康复。此外，还可以联合制定北京市统一实施的体医融合服务规范与质量标准，包括运动损伤风险评估、干预慢性病的运动处方等，为体医融合联合体的服务提供标准依据。
针对体医融合服务的不同供给主体设计差异化的激励措施，形成激励制度。一方面，对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将体医融合服务工作量、体医融合服务效果评估纳入绩效考核与职称评定体系。另一方面，面向社会组织设立体医融合服务供给培育基金，通过项目经费支持、业务培训等方式提升其服务能力。
5.4 完善多层次体医融合服务保障体系与健全供给激励机制，激发供需双侧动力
针对医疗系统支付保障不足与体医融合服务激励机制缺失的问题，必须系统性地完善支付政策和健全激励机制，构建一个需求侧可承受、供给侧有激励的多层次体医融合服务保障体系，同时撬动需求侧与供给侧。
在需求侧支付保障方面，实施“基本+补充”的混合支付策略。其一，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促进将运动损伤风险评估、慢性病（如糖尿病、冠心病）的运动处方指导、术后康复等经过科学验证、效果明确的体医融合服务项目逐步纳入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支付范围。其二，扩大“北京市养老助残卡”的发放年龄范围，增设“健康促进”专项额度，用于社区内的非医疗性健康服务消费支出。其三，鼓励开发面向老年人的体医融合服务保险产品，主要覆盖康复护理、个性化体医融合服务等增值服务。
在供给侧动力激发方面，建立多维度的激励机制。对于医务人员，除了将体医融合服务与前述的绩效考核挂钩以外，可设立体医融合服务创新奖励，表彰优秀集体和个人。对于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以体医融合服务效果为导向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根据服务涉及人数、用户满意度、健康促进效果等指标进行后续补贴，特别是银行要在商业贷款方面对投资生产体医融合服务设施的企业给予一定扶持，对研发健康监测的智能电子设备、运动处方软件的企业则在研发经费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此外，要特别关注生态涵养区等经济发展薄弱地区和失能高龄老年人等人群的体医融合服务兜底保障。面向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探索构建“护理补贴+康复服务券”制度，确保其能享受基本的上门康复指导服务。
通过上述措施，构建起一个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足的体医融合服务体系，以实现健康老龄化战略下体医融合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全面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