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PENG Guoqiang, ZHOU Zhibo

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 2025, Vol. 37 ›› Issue (1)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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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 2025, Vol. 37 ›› Issue (1) : 1-9. DOI: 10.14036/j.cnki.cn11-4513.2025.01.001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Sports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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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construct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sports training, improve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sports training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i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foreign advanced training theories and taking root in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practic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innov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practicality.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has experienced four evolution stages: initial exploratio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ystematic improve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ere ar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research paradigm valuing“qualitative” over“quantitative”, knowledge generation valuing “grafting” over“endogenous”, and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valuing “abstract” over “practical”.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1)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frontier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in the world and the practical needs of China’s sports training field, adhering to Marxist theory as the guidance, plan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with systematic thinking; 2) Build an academic community of sports training research to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3) Improve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research subject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training, and the methods and ways of enabl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Promote the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sports training +”and consolidate the talent ba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sports training.

Key words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 competitive sports / new nationwid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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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 Guoqiang , ZHOU Zhibo.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Training Science[J]. Journa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2025, 37(1): 1-9 https://doi.org/10.14036/j.cnki.cn11-4513.2025.01.001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基础，也是彰显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国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运动训练学作为体育学本源性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运动实践问题、助力育人与夺标、带动科学训练等具有独特的价值。长期以来，中国运动训练学在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本土化创新，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然而，面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日新月异和世界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与日趋多元的运动训练实践交互关系日益复杂，存在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创新不足、知识体系较为单一、实践应用转化乏力等现实问题。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对于完善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助力提升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1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

把握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需要从“知识体系”到“中国自主”到“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到“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进路进行剖析。一是何为“知识体系”。《辞海》中将知识定义为人类认识的成果与结晶，它源于人们在改造世界过程中所积累的认识与经验，构成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通常呈现为具体化、碎片化的知识点，通过语言形式或书面形式进行交流与传播[1]。知识体系是围绕某一学科元问题与元概念，对碎片化知识的系统性和概括性整合，体系内的知识要素呈现出一定的层次与结构，是扎根实践开展研究形成的系列知识[2]。二是何为“中国自主”。中国自主的核心要义是摆脱模仿状态，不再依赖外来思想、理论和言说方式的实践活动，旨在冲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强调自主决策与独立思考，意味着运用本土的理论框架来解答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而非简单套用其他国家的既有模式，充分体现时代性、创新性等特征。三是何为“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学者对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进行了系统阐释，如姜哲等学者认为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具有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是在解决中国体育实践问题过程中产生的具有逻辑严谨性、系统性的理论成果[3]。鲁长芬等学者则认为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从体育学的元概念、元问题、元理论出发，蕴含中国意识形态、彰显中华文化特质的系列知识[1]。黄汉升认为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对中国式现代化体育的学理性表达，表现为以强化自主性为基本面向、以坚持开放性为重要路向、以注重体系性为全面支撑、以凸显实践性为价值归宿的建构路径[4]。
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是在西方运动训练学理论与国内运动训练实践叠加交融基础上形成的，受历史之况、现实之需、未来之势的综合影响，经历了世界前沿运动训练理论演进、国内运动训练学学科发展以及人类知识体系交融互通的过程。构建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融入世界运动训练学学科体系，也要立足中国运动训练学的发展现实，需要从国外经验中借鉴、历史资源中梳理、运动实践中挖掘和学科交叉融合中提炼。因此，基于对“中国自主”与“知识体系”核心要义的深度剖析，以及学界对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的共识，笔者认为，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指在吸收国外运动训练学前沿理论和创新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竞技体育发展实际需要，对运动训练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科学探索，深入分析竞技体育发展现象和深度凝练运动训练规律，进而形成的具有本土化、创新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特征，能够科学指导运动训练实践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体系的统称。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是传承和发展运动训练经验的基础，主要包括一般训练学、运动项目训练学和专项训练学的训练原则、训练方法、训练内容、训练安排、运动负荷等。随着运动训练学学科不断融合以及研究领域的纵深演进，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不断完善和演进中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在长期的运动训练实践中，运动训练理论不断丰富和多元，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在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中实现着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进步和学科交叉融合的日渐深入，为了进一步完善运动训练自主知识体系，亟需运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中的创新方法，构建多学科融合、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现代化知识体系拓展模式。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竞技体育领域产生更多创新性运动训练理论，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多渠道整合社会资源和研究力量，解决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科学技术落后、复合型科研人才缺失、学术共同体活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深入挖掘运动训练的深层规律，不断生成适应中国国情和竞技体育发展实际需要的本土化运动训练理论体系，为构建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夯实基础。

2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演进

2.1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演进历程

2.1.1 初始化探索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体育学者在运动训练理论方面的认知主要依赖于苏联的知识体系，同时在训练实践中对专项运动素质和技术动作的训练方法和训练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推动国内运动训练学理论进入了初建阶段。一是大量译介苏联运动训练研究成果。20世纪50年代，国内以《北京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为载体，积极引进、学习和推广苏联各单项运动技术的基本知识、训练经验及训练方法，逐步提高了学界对运动训练理论的认识水平[5]。例如，在1959年和1960年，凌云、马静安等学者对苏联一些功勋教练员和精英运动员在《体育报》《体育理论与实践》《田径运动》等杂志发表的运动训练理论文献进行了翻译，涵盖力量、速度和耐力训练方法、多年训练和全年训练阶段划分、体操静力动作训练方法、冬季训练周期安排等内容[6]。二是初步开展专项训练理论研究。1959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对推动中国运动训练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学者围绕全运会备战全过程，对运动项目训练和比赛经验进行总结，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理论成果。例如，刘志明和陈美高在1960年对体操项目技术动作和身体素质的训练方法、手段、周期安排等进行研究，介绍了投掷运动员的力量训练手段和训练负荷设计方案[5]。三是初步出现学科自觉意识。例如，1962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训练问题国际科学方法研讨会”的会议主题便涵盖了运动员的心理训练，以及与运动训练相关的生理学问题、生物化学问题等多个研究领域，揭示了运动训练学的跨学科交融特质[6]。自此，中国学者开始对各类运动项目训练实践中的共性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着力探索训练过程、训练负荷安排、训练方法等普遍规律。例如，步润生探讨了周期性耐力项目运动负荷与运动成绩之间的关系，茅鹏对“体力波”规律进行了探讨[7]。在1964年至1966年间，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界提出了“三从一大”训练原则。这是国人在汲取苏联和日本的训练理论与方法基础上首次提出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运动训练指导思想[8]。

2.1.2 自主化创新阶段（1978—2000年）

改革开放后，从东欧国家移植运动训练理论和吸纳北美国家的运动训练理论成为中国运动训练学核心知识体系建构的主流方式，与此同时，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也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主创新，这一阶段的运动训练学具有自主探索与深化合作的典型特征。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与对外开放的新纪元，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参赛工作加速了新一轮对运动训练理论的探讨，推动了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的系统建构。1978年至1983年是中国运动训练理论消化与吸收外来理论的关键5年。在这5年中，蔡俊五在1978年完成了对东德训练学家哈雷的《训练学》一书的翻译；田麦久于1982年系统整理了联邦德国葛欧瑟教授的《运动训练学》讲学精要，为搭建我国训练学知识框架提供了参照[7]；过家兴在1983年领衔编撰了我国首部《运动训练学》著作，标志着我国运动训练进入规范化、体系化的新发展阶段。随后，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运动训练学著作陆续出版，例如，过家兴分别于1984年、1986年、1990年出版了《运动训练学》系列著作，田麦久于1988年编撰出版了《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李诚志于1993年编著出版了《教练员训练指南》，徐本力于1999年撰写出版了《运动训练学》[9]。可以说，1983年至2000年是我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实现自主创新的关键阶段，相关学者不断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理论著作，曹景伟将这一系列理论成果誉为“中国流派”。主要包括：田麦久于1983年提出的项群理论、于1994年提出的优秀运动员竞技能力结构模型及常规训练大周期与微缩大周期理论构想；刘大庆于1997年提出的运动员竞技能力非衡结构补偿理论；张英波于1988年提出的体能主导类快速力量型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转移时空协同理论；谢亚龙、王汝英于1992年编制的《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刘献武于1991年和曾凡辉等学者于1992年提出的运动员选材理论[7]。总之，这一阶段的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呈现两大特征：一是横向维度形成涵盖运动员选材、训练、竞赛的完整知识模块；二是纵向维度深入微观研究训练过程的控制机制，为世界运动训练学科发展贡献了理论范式。

2.1.3 系统化完善阶段（2001—2015年）

进入21世纪，在“奥运争光计划”的引领下，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日臻完善，主要表现为教材体系持续更新、研究范式向自然科学转型、研究领域和方向进一步明确与细化。一是标志性的“中国流派”运动训练知识体系不断优化。以茅鹏为代表的学院派学者于2003年提出“一元训练理论”。该理论认为“体能和技术”本是“一元”的，不存在没有体能内容的动作技术，也不存在没有技术形式的体能。田麦久、茅鹏等学者于2002年编印了《运动训练学词解》，对运动训练学领域的193个基本概念进行了阐释，推动了运动训练学概念界定的规范性[8]。2003年至2007年，田麦久将木桶理论与积木理论融合为“双子模型”，揭示了竞技能力各要素的整体性与融合性关系，通过要素间的转移与补偿促进整体竞技水平持续提升[10]；历经十余年的教学与训练实践，逐步确立了由10个要素两两组合的5对训练原则，并于2017年命名为辩证协同训练原则[11]。二是运动训练学教材的版本不断迭代更新。1990年过家兴组织编著了第一部全国通用本科教材《运动训练学》，并陆续完成了5次再版。如2012年版的《运动训练学》教材对学科理论体系进行了调整，在运动员竞技能力要素构成中，将“运动员智能”更新为“运动员知识能力”；在训练原则部分，剔除了项群训练理论、运动队管理、参赛等内容。三是研究范式日臻明确。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范式分为以定性研究为主的逻辑推理类研究和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实证类研究。其中：定性研究主要聚焦于运动训练理论的研究进展、概念界定、理论介绍等分析，诸如对体能训练概念的释义、体能训练作用机制与应用效果的阐述，以及对运动训练分期理论的争议性探讨等；定量研究主要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国际前沿训练方法和训练器械的原理、机制与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诸如对北京奥运会周期引入的核心力量训练、振动训练等体能训练方法在实践中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四是运动训练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不断明确和细化。2013年之前，中国运动训练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竞技体育学、专项训练理论、优秀运动员个体训练、竞技能力时空特征与竞技状态监测、运动训练控制、竞技参赛理论等方面[12]。2011年至2015年，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体能训练理论、周期（分期）训练理论与方法、青少年运动能力研究等领域[13]。

2.1.4 数字化转型阶段（2016年—）

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在运动训练实践中的应用，以及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为运动训练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奠定了基础。从2016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数据密集型运动训练研究范式，特别是进入东京奥运会备战周期，我国运动训练逐步进入数字化时代[14]。学界依托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重塑运动训练学研究范式以及提升运动训练效率、效能和效益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一是大数据分析技术推动运动训练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随着数字技术与运动训练的日益交融，我国运动训练领域出现了从科技助力到科技引领再到科技赋能的创新理念，目的在于不断提高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仇乃民、李少丹等学者认为，运动训练科学研究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协助运动训练专家、教练员从海量的训练和比赛数据中发现规律，而且可以优化运动训练方法，提高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能力。有学者创新性地提出了“运动训练科学大数据研究模式”，该模式开拓了运动训练学复杂性研究的新路径，通过大数据分析加深对运动训练复杂系统的整体理解，从而可以有效破解传统数据研究范式在揭示运动训练复杂关系方面的瓶颈[15]。杨国庆认为，在计算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背景下，新的数据科学（如机器学习）为研究复杂运动训练“工程”提供了充分条件，同时促进了运动训练分期理论模式的革新[16]。可以说，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基于数据科学的数字化信息整合，可以助力整合训练分期中的多源、异构、多模态复杂训练要素的高维数据，从而自动化生成适应不同运动项目的个性化训练指导方案。二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赋能可以提高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在这一阶段，我国运动训练学不断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加快推进智能化、科学化、数智化发展的新要求，出现了“数字体能训练”的创新理念，主张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在运动员体能训练过程中进行实时数据监测，以精准监控训练质量，并依据大数据分析结果对训练过程进行动态调整，这种训练方式对提高单位时间内的训练效率、增强运动员的训练动机以及实现精英运动员的精确个性化训练意义重大[17]。钟亚平等学者提出了“数据驱动精准训练”模式，认为该模式是运动训练主体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与运动训练实践的深度融合，其显著特征是突出训练负荷的精准量化、注重运动损伤的精准预警以及力求对训练效能的精准评估，能够为运动训练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18]。

2.2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问题

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于不断创新探索，不断适应时代要求和社会实践需求。中国运动训练学在汲取国外训练学知识与融汇多学科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成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借鉴苏联、德国等国家的运动训练理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运动训练实践不断探索和逐步发展，经过了引进、吸收、转化、创新与转型的演进历程。随着当今世界运动训练理论的更新迭代和国际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在生成演进中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
一是研究范式重“定性”轻“定量”。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大类。在定性研究层面，学者主要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诸如描述性研究、逻辑推理研究、历史研究等范式对国内外训练主题文献进行归纳、总结与提炼，但是整体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研究主题较为分散且不成体系，尤其是对本土化实践经验总结与提炼的水平不高，围绕运动训练学理论与实践应用结合不够紧密，而且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中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性研究不多。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依托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实验法等方法获取数据，进而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揭示运动训练现象蕴含的科学规律[19]，但是缺乏多元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例如采用现代数字技术和设备进行数据收集、采用统计方法整理数据、运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数据挖掘等，单一的定量研究方法难以解决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不断更迭中出现的复杂问题。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运动训练学的理论探索仍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从“理论推导到理论”的现象较为普遍，缺乏从运动生物学、大数据科学等视角对运动训练现象的深层次原理问题的探究[20]。有学者曾对我国运动训练学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发现1 226篇文献中的实证研究仅占10.1%[21]，说明国内学者在运动训练理论研究方面偏好于定性研究范式。此外，运动训练学理论涉及多学科知识，但是中国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多数是基于体育学单一学科的探索，运动训练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研究缺乏深度和广度，很少有从生物力学、生理学、心理学、运动营养学等跨学科视角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导致运动训练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比较局限。
二是知识生成重“嫁接”轻“内生”。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经历了从“引进与消化”到“自主与创新”的演进和蜕变，跨越了从检验、拓展西方学者理论到逐步构建中国本土化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总体而言，我国在原创性运动训练理念、本土化训练方法、新型训练器械研发等方面仍处于“跟跑”阶段[20]。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运动训练理论秉持“洋为中用”的研究模式，主要经历了对苏联、德国等西方国家的运动训练理论的移植过程，从运动训练方法概念的提出到学术研究方法的运用，无不透露出模仿的烙印[22]，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内学者对原创性运动训练理论知识的探索不足，以及对运动训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欠缺。一直以来，我国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较为封闭，体育科研人员参与高水平训练实践的门槛较高，从运动训练实践中总结规律性训练理论的难度较大。在21世纪初，欧美国家主导的实用性研究在力量、速度、耐力等新型训练方法及训练器械领域引领着国际运动训练的发展方向，我国学者积极对接国际运动训练前沿，不断拓展运动训练的实用性知识研究范畴，国内曾掀起围绕体能训练的实证研究热潮。然而，我国体能训练理论的生成带有较为明显的嫁接痕迹，在引进国外体能训练方法时，对我国国情和不同运动项目的训练实际需要考虑不全面，将发达国家体能训练理论应用于中国本土运动员训练实践显得“水土不服”，多方移植导致国内对体能训练的标志性概念自主意识薄弱，对一般体能、专项体能、功能性训练、核心力量训练等内涵把握不准，使得我国体能训练研究产生“泛而不精”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足。
三是理论应用重“抽象”轻“实用”。我国运动训练学包括对科学训练实践的高度总结和运动训练原理的具体应用经验，整体呈现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演进路径。一直以来，我国体育领域高度重视对一般训练理论的深度应用挖掘与创新探索，在运动训练理论研究初期，我国并未因循国外从专项训练理论逐步拓展至一般训练理论的渐进模式，而是直接引入国外相对成熟且系统化的运动训练理论体系，虽然这种借鉴方式加快了我国一般运动训练理论的研究进程，但是导致了对不同运动项目训练理论的探索不深入，影响了专项训练理论的自主化发展，导致我国专项训练理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一般训练理论[23]。同时，虽然一般训练理论比较系统地对训练实践问题进行了结构化阐释，但其构建过程受制于研究工具和研究者认知局限，特别是受到传统理论预设条件的制约，导致对一般训练理论的运动项目化和实践性应用不足。此外，基于定性分析方法构建的一般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由于缺乏对操作程序与步骤的标准化界定，容易导致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解释鸿沟，表现为抽象化高度概括的理论与基层训练实践在复杂度、应用场景及操作层面的结构性错位。例如，一般训练理论难以解释训练实践的复杂性问题，难以预见现代竞技体育“多赛制”对训练实践的影响，难以有效解决板块训练和赛前减量训练之间的问题、功能训练与专项训练之间的问题、力量训练与技术训练问题之间的问题等。从运动训练实践而言，一名运动员的成功夺冠离不开科学的选材、系统的训练以及完美的竞技表现，一般训练学的抽象化训练理论很难解释诸如选材过程中“为何选择该名运动员?”“选材标准是什么?”的疑问，也难以解答不同运动项目在训练内容、训练量度、训练方法等方面的差异问题[24]。

3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3.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思维谋划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顶层设计

运动训练学作为推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科学基础，其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必须坚定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是坚持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运动训练实际相结合，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理论，以中国运动员的运动训练传统、中国竞技体育实践、中国运动员的运动训练问题作为知识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推动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的概念提炼，不断丰富蕴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的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如图1所示）。同时，还应加强与西方学者进行关于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的交流与互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为基底，合理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有关竞技体育的先进文明成果，不断将国际运动训练前沿科技融入中国运动训练实践中，引导中国运动训练学在方法论、系统论、价值论等方面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加快运动训练学知识更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逐渐实现从“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的中国流派”向“运动训练学的中国学派”转变。
图1 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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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的系统设计。运动训练学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的整体，包括运动训练原则、内容、方法、周期等多个方面，各个方面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建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需要将运动员的成长成才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运用一般训练理论与专项训练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对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科学训练、备战参赛、组织管理、保障服务等核心要素做好统筹布局，并及时总结凝练优秀运动员的成长成才规律。1）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从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视角把握运动训练规律，坚持用发展的、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科学分析运动训练学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加快建立中国运动训练学核心知识体系。2）要聚焦科学化训练的基本问题和运动训练实践中的难题，厘清推动运动训练学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握好整体与局部、当前与长期、宏观与微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为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方法。

3.2 打造运动训练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加强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组织保障

“学术共同体”是指由具有共同规范的个体构成的科学研究群体，依托学术共同体可以分工协作、资源共享、取长补短，进而形成合力，推动知识体系构建和理论创新[25]。对此，要加快构建中国运动训练学研究学术共同体，通过健全学术共同体建设机制和完善组织体系，增强学界对运动训练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合力，夯实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共识基础，增强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的原创性与自主性。
一是搭建运动训练学研究的学术交融创新平台。以提高运动训练学理论原创能力为主线，以国家重大项目、国家重点工程和重要平台为依托，引导全国相关领域协同构建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共同体。不同研究方向的学术共同体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围绕运动训练的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进行探索，并定期将研究成果通过协同创新平台进行宣传推广。与此同时，政府科研部门要从政策和财政支持方面为运动训练学术共同体建设做好顶层设计和科研项目基金资助。例如，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可以与地方政府、高校、企业等主体进行合作，共同搭建运动训练学研究高端智库平台，聚焦当前运动训练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通过设立科研项目资助基金、设置科研奖项、推动成果转化等方式，激励和调动研究者参与构建运动训练自主知识体系的积极性。此外，还应大力促进开展跨国、跨文化的运动训练学研究，积极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的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合作，围绕国际运动训练前沿科技、科技赋能训练参赛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积极与世界各国分享运动训练前沿成果。
二是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学术研究共同体。引导我国体育系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创新型企业、学术期刊出版单位等主体开展跨学科、跨平台、跨领域合作交流，通过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促进各类相关单位汇聚形成运动训练学术共同体（如图1所示）。由此，建议进一步增强高校研究型团队和一线运动训练单位在运动训练研究中的主体作用，强化高校研究型团队在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中的引领作用，发挥高校在运动训练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学术创新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带动我国体育系统及相关社会单位共同建设运动训练学研究学术共同体。此外，要发挥各级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单项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等体育社会组织在运动训练研究成果转化方面的主体作用，可以围绕运动训练中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难题，组织运动训练和备战参赛一线的专家开展集体攻关，并及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运动训练实效。

3.3 提高运动训练领域研究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科技赋能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方法与途径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AI）、物联网、虚拟现实（VR）等新兴数字技术日益融入运动训练一线，竞技体育比赛的竞争性和激烈性不断加剧，提高运动训练科学化水平成为一项现实任务。运动训练科学化的关键在于构建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科技助力机制，解决运动训练实践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难题，从而增强运动训练理论研究和实践转化的精准性和高效性。为此，要加快提高中国运动训练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科技赋能构建更加科学的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为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研究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撑。
一是引导运动训练领域的原创性技术自主创新。使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针对运动训练、奥运备战等领域的“卡脖子”难题，采用新方法、新科技解决运动训练实践问题。1）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的协同攻关，加快研制高精尖运动训练科研设备，更加有效地收集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恢复、营养、生理等数据，更加精准地把握人体在运动训练过程中身体机能变化的内在规律，通过科技赋能催生更多原创性运动训练理论成果。2）要推动科技赋能运动训练理论体系创新，实施对运动训练关键问题的“数据驱动”和虚拟对抗训练，通过大数据实现对运动员技术动作的精确测量分析，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在训练竞赛重点领域转化应用。3）要引导体育高新企业发挥自主创新作用，推动理论成果向服务运动训练的科技产品高效转化，最大限度地增加科研仪器与设备的功能多样性，提高科研仪器与设备检测精准性和增强科研仪器与设备运行稳定性，为科研驱动运动训练理论创新注入强劲动力。
二是促进运动训练方法与手段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1）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在运动训练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应用，加快研发新型运动训练方法，推动中国企业自主研发高效能运动训练装备。例如，促进体育高新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进行协同研究，推动诸如低氧训练法、加压训练法、飞轮训练法、振动训练法等前沿运动训练方法在训练实践应用，促进运动训练、竞技比赛、运动员恢复、运动队管理等全要素效率提升。2）要紧扣运动训练诱发人体机能变化的机制和规律，通过关键技术和核心运动装备的自主研发，加快构建切合不同运动项目实际的“冠军模型”，推动训练监控数字化、体能训练功能化和疲劳恢复系统化。通过运用大数据分析、动作捕捉分析、系统模拟等新兴数字技术，加速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界整合，促进形成一些创新型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助力完善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知识体系。

3.4 推动“运动训练+”跨学科交叉融合，夯实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人才基础

运动训练理论是对竞技体育训练实践深层规律的系统性归纳与总结，既涵盖对运动训练数据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论升华，也囊括对教练员丰富训练经验的体系化梳理，还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吸收。随着人类知识生成与体系构建的速度不断加快，学科交叉融合成为知识生成与创新的主流方向。运动训练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其知识体系构建所凸显的创新性和交融性亟需冲破传统的研究范式，并需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开展运动训练基本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
一是建立自主开放的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中国运动训练学需要在多学科知识涌入中明确自身定位，重视运动训练学知识的实践多场域来源，转化相关学科的原有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推动跨界学科研究成果内化为运动训练学知识元素，加快构建以运动训练学为中心的多元学科知识集群体系。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合作研究，推动运动训练学与多学科知识有机整合，重点引导社会科学、生命科学、数字技术科学等多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融汇到运动训练学中。1）要立足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厘清中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与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建设的内在关系，通过运动训练单学科理论纵深发展、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和跨学科协同发展，不断深化对竞技体育人才选拔、科学训练、竞赛组织、服务保障等重点领域的基本原理阐释，加快更新竞技体育选材学、训练学、参赛学、情报学等学科内容体系，促进中国运动训练学的融合力、创新力和影响力的提升。2）要强化新型举国体制在运动训练模式转型中的创新应用，推动政府部门、市场、协会、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开展原创性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促进运动训练学基本理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厚植中国体育学知识体系根基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为构建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增添人才活力。构建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具备深厚运动训练背景的复合型科研人才与高水平教练员团队的协同参与，需要具有数字技术思维和掌握数字技术的教练、科研人员和保障人员，这些人员还需要具有良好的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并且要不断提高教练员团队的科学训练水平和增强复合型保障人员的体系化服务能力。1）要发挥国民教育系统资源优势，通过引导体育院校探索增设教练员专业，开展以促进教练员成长、就业、执教、评估等为核心内容的学科或专业建设，调用多学科资源和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专业教练员培养模式，建立不同层级、岗位类型、发展目标和运动项目的教练员培养体系[26]，培养一批复合型运动训练指导专家和大师级教练员。2）要加快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运动训练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整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企业等多方力量，在国内建设一批“高水平运动表现中心”和“优秀竞技人才孵化基地”，培训一些兼具科研素养与训练经验的新型教练员，培养一批适应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需要的运动训练大师、训练规划科学家、科技助力运动训练领军人才和协同创新团队，使其成为推动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坚力量。

4 结束语

中国运动训练学知识体系的形成是运动训练学学科内部建制和时代要求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扎根于中国运动训练实践，在理论体系外来化和运动实践本土化的双重主线演进变化中形成，是运动训练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智慧凝结。中国运动训练学在中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全面的自主理论体系，凸显了本土化、创新性、系统性、实践性的典型特征。面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大时代使命，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融入建设世界一流体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时代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遵循，加快推动“运动训练+”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运动训练学研究学术共同体，不断提高中国运动训练学研究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也要立足世界运动训练学学科发展前沿和中国竞技体育的现实需要，以系统思维谋划构建中国运动训练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增强中国运动训练学研究者的学科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为早日建成中国体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履行新担当、发挥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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