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中提出了“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在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之后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伴随文化强国顶层设计的持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迎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机遇和实现文化自强的最佳时间节点。武术类运动项目是极具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身体文化，新发展阶段历史方位的确立有助于武术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因此，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代武术发展的时代脉络，也是武术助力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向。为此，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并出台了《“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该规划中就要求“向世界阐释以武术、围棋等传统体育项目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推动武术“走出去”……扩大武术的全球影响力”[3]。
通过梳理有关武术“走出去”的文献可知，学界主要从基础条件[4]、形象定位[5]、标准化[6]、战略转型[7]、人才储备[8]、媒介路径[9]、思想理念[10]、政策文本[11]等视角对武术“走出去”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面对传统断层的历史惯性和技击需求的现实困境[12]，对武术在新发展阶段“走出去”所面临的历史问题与现实挑战并没能作出系统解答，且缺乏学理性的阐释。如何于新发展阶段开新局，以及凸显中国武术的“走出去”战略的独特优势[13]，深刻认识武术类运动项目在此阶段对外推广的境遇，围绕武术类运动项目推广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提出策略与解决方案，促进武术类运动项目国际化推广的纵深化、高效化及可持续化，实现以武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均是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走出去”应该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1 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走出去”的时代机遇
1.1 政策驱动与顶层设计：国家战略的引领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在2017年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要求：“支持中华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16]。国家体育总局在《“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再次强调了中国武术“走出去”的重要性。以上都对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的国际推广具有重要的思想指导与引领作用。
武术作为一种中华传统文化，在新发展阶段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应该被赋予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的使命。其“走出去”工作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与“一带一路”倡议、文化强国建设战略、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等方面的实施行动相配合并形成呼应之势。因此，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角度探索中国武术在新时代背景下“走出去”的新形态和新路径，将中国武术蕴含的文化价值提炼出来，向“全球展示和实现武术自己的文化价值和内在价值”[17]。通过中国武术“走出去”的宏观战略图景，使武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联结与实践表达。
1.2 平台构建与资源整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赋能
自2013年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各项相关工作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贸领域的互联互通，更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民间往来。“一带一路”倡议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能为武术类运动项目在更宽领域的国际推广开拓了场域，同时也为武术类运动项目的有效推广提供了新思路，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武术“走出去”的路径。
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武术文化的传播较以往少了许多的艰难困苦，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成为武术家们传播武术文化的坚实后盾，武术类运动项目在海外推广的合法化和适宜化更是为其‘走出去'增添了羽翼”[18]。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搭建的共建、共享、共治的平台上，作为身体文化符号的中国武术更易引起“一带一路”沿线诸国对国家间友好往来的共鸣，可以有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体育文化交流与互鉴以及多边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性体育文化的繁荣，以及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多样化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形式将中国武术打造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全方位部署的重要IP与有机构成部分。如此一来，将武术作为方法协调国内外教育机构、国际体育组织、华人华侨社团、孔子学院等多方面资源，有助于夯实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跨文化宽领域交流，以及扩大中国武术的国际影响力。
1.3 实践创新与精准传播：融媒体时代的路径转型
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由客观条件所限产生的风险迫使我国及时调整战略和转变战略路径，进而提升战略实施成效。在中国武术“走出去”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心、明确战略目标、高质量地实践，同时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整体布局收集战略性信息。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以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为载体、以武术类运动项目的健康促进功能为切入点、以武术类运动项目的教育功能为推进点、以武术竞技表演为助力点”[19]，点面结合做好武术的媒体推广工作。在融媒体背景下，信息传播具有立体化、全方位、多维度等特点，可以促进武术文化与媒体的融合发展。在此基础上，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互联网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在体制与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武术文化要素与媒体的融合，制造武术文化要素产品，构建起融媒体微观推广武术的新格局。而这其中以武术为媒介搭建的国家间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桥梁，其承载的包括但不仅限于技能传授和学术交流，其还会逐步扩大传播半径和延伸传播触角，实现武术的更深层次推广与国际媒体传播，进而提升中国武术“走出去”的文化交流效能。
2 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走出去”的现实困境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武术面对着“两个大局”，与此同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洪流相互对抗与消耗，大国间矛盾日益加剧[20]，使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着以下种种“走出去”的现实困境。
2.1 传播语境复杂多变制约武术文化传播
当前，“走出去”的武术类运动项目还未融入世界其他国家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协调机制中，面临着信息不对称、武术文化资源分散、文化产业存在恶性竞争等问题，既不利于双边国家整合社会力量，又极易造成武术文化资源的重复配置。一部分国家由于受其国内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地域文化差异等因素影响，对该战略构想产生了非理性预测，从而导致为武术类运动项目落地生根创造的现实条件不充分，使推广武术类运动项目的支持力度减弱[21]，减少了双边国家武术文化交流与互鉴以及武术类运动项目与当地传统运动项目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制约了武术类运动项目的国际推广。
从传播语境来说，尽管体育运动蕴含的更多的是身体语言，且只要对某个运动项目的规则、运动技术术语等浅显知识进行学习之后，多数人都能知道某个运动动作如何完成；但是武术类运动项目的技术动作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蕴，即非语言行为深植于中华文化的缄默知识[22]，这其中就存在着传播语境导致的差异。在“尚象”的高语境文化区[23]，基于相同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熏陶的武术文化传播媒体受众，可以使传播主体话语缺席下的概念与身体符号的文字交流更具实践真义。而在“尚言”的低语境文化区，“天人合一”“精、气、神”“道法自然”等武术文化中的哲理，对武术文化传播媒体受众来说过于神秘和晦涩难懂，很难引起其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该语境下的受众对武术文化的感知大多来源于武侠影视作品或功夫影视作品，对武术容易产生刻板印象，也可能会对武术产生误读。当影视作品的感官刺激与受众实际体验不相符时，就可能会使受众对武术本身产生质疑，进而可能会影响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传播的扩散效应。
2.2 受众需求缺乏分类导致供需错配
武术“入奥”[24]被列为“走出去”的重点工作。在国家战略统筹实施背景下，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呈现出三大转向：技术体系向高难度复合型演进、竞赛规程统一执行全球标准、评分机制建立多维量化模型。这些转向虽然大大加速了中国武术“走出去”的进程，但是对于广大境外受众，尤其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受众，媒体难以根据其个性化需求与动机形成较为有效的传播模式与内容；加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武术资源要素配置的差异，出现根据国外受众需求产生错位供给的情况也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也会影响武术文化传播效果。此外，在中国武术以往的“走出去”的过程中，通常采用武术演出、武术赛事等宣传策略，而不是传播策略，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受众的实际需求没能进行系统把握，“以我为主”的传播思维方式影响较为深刻。诸如过去只考虑“我们要做什么”，而不考虑受众“需要我们做什么”，不主动地将需求与供给进行有效匹配，千篇一律地向不同国家进行推广，其效果常常事倍功半[25]。
2.3 传播内容浮泛、单一导致认知偏差
武术的动作内涵丰富、技术体系庞大，仅拳种就多达129种，但是从中国武术目前的国际推广总体状况来说，中国的武术人还不善于打造本国的武术用品品牌与武术赛事IP，没有把武术自身丰富的先天资源优势转化为武术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实际成果。在以文本和语音媒体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翻译语种单一、术语表达含混等问题，导致武术在西方主流文化语境下的推广主导话语权逐渐失去权威性[26]。从目前而言，我国的武术文化产品大多注重形式，并没能将本国文化的独特内涵与武术技术进行融合传播，无论是教学还是竞赛表演，展示的内容多数以技术动作为主，缺乏对武术类运动项目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深层次讲解与阐释，使武术类运动项目在国际推广中也出现了技术与文化割裂的“两张皮”现象，从而影响了受众对中国武术的内在精神意蕴和基本功能价值的认知。而片面地强调现代武术，又导致了武术在国际推广时出现了运动项目不平衡状况。例如，现代竞技武术占比过高，对传统武术的推崇较少，加剧了媒体传播的有关武术内容的同质化与单一化[27]，易使受众对中国武术整体产生认知偏差。
2.4 各类武术组织各行其是难以形成合力
随着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众多官方武术组织及其下辖会员单位如武馆、武术俱乐部等相继成立，赛事、展演、援外成为这些官方武术组织常见的武术类运动项目推广手段，并且对武术文化的传播和某些武术类运动项目的国际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上述各类主体仍存在职能不健全等问题[28]，并且对武术文化的传播各行其是，从而导致武术类运动项目国际推广呈现出了“无力”与“无序”的状态。如官方武术组织的巡回展演虽然能使武术技术得以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但是程式化的传播模式没有与其他武术组织形成合力，从而影响了中国武术“走出去”的力度。
简而言之，武术类运动项目在国际推广过程中不仅缺乏有关武术文化传播主体的国家政策与倡议方面的战略支撑，各类武术文化传播主体自身也缺少对传播内容的界限划分与功能定位，导致各类传播主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息共享机制[29]。此外，不同的武术组织的武术文化传播理念与目的存在一定的差异，官方武术组织的传播媒体大多不考虑自身的受众范围，而其他武术组织受制于自身体量，其传播媒体大多仅能对单一拳种或面向有限区域进行传播，传播效果收效甚微。
2.5 媒体传播乱象导致武术权威性受损
在当前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对立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企图拉大与我国媒体的技术信息差，以此掌握媒体技术发展趋势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与此同时，我国主流媒体的总体实力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在信息技术上确有一定差距。在中国武术文化“走出去”仅依赖中国的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进行传导的情形下，武术文化的传统媒体传播日趋式微。尽管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与媒体的交互开启了全新模式，“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使武术类运动项目传播产生了多向度，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传播乱象。例如，“某些受众对社交媒体产生了过度依赖，以至于对中华武术的话语信息不能进行独立的编码和解码，有甚者还对社交媒体所言轻信与盲从，极易导致行为偏差”[30]。尤其是一旦具有权威性的社交媒体传播武术的负面信息，就可能会影响武术的权威性。如“徐晓冬”事件、“马保国”事件发酵后，社交媒体网络中的人对武术的污名化，就在当时导致了某些武术类运动项目的权威性受损。
3 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走出去”的疏解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并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31]。这为中国武术在新发展阶段冲破“走出去”的现实困囿增添了新能量和新动力，为构建武术文化传播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遵循。
3.1 消除体育交流与合作壁垒，营造有效的媒介传播环境
面对多样文化媒体传播环境，如何在其中寻求文化最大公约数，消除隔阂在中国武术组织与其他国家体育组织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壁垒，以武术文化的共性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隔阂[32]，实现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的有效传播，关键在于使不同国家的体育领域实现“民心相通”，做好体育服务引导，这是中国武术“走出去”的关键。这就需要深刻认识和了解受众的需求，确保所传播的内容等契合受众的需求，避免在武术文化传播中陷入“以我为主”、以传播者为中心等困境。
在“走出去”战略有序实施的过程中，武术类运动项目所面临的被异质文化群体抵制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要求中国武术人既要汲取异质文化的精髓，又要找寻国家间武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共同点，在“以武术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中充分展现中国武术文化精髓，赋予武术促进民间相互理解、国家间交流与合作的“文化使者”使命，进而使武术的文化外交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的共性特征[33]。如果能够这样，在以武术的共性文化为基础进行国家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时，就有了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本条件。
此外，武术传播者要有意识地解释武侠影视作品和功夫影视作品为追求娱乐化效果所存在的局限性，对其中的文化失真现象应及时厘析，避免存在偏差观念的内容误导观众，从而产生“中国功夫天下无敌”的错误印象。同时，对于武术圈当下存在的陋习，如各种以嫡传、正宗、大师等制造噱头、博取公众眼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严重误导了某些武术传播媒体的受众，相关管理部门以及有担当的传播者应当主动进行澄清，为武术文化营造良好的基础传播环境。
3.2 细分传播媒体受众，精准传播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需要对受众进行细化与区分，使其逐渐从大众转向分众。由此，武术“走出去”的前提是，在对受众需求和特征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的基础上，对目标受众进行较为精准的定位和细分。首先，可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武术国际传播媒体的受众进行精准界定。通过多种平台的整合和多种媒体的融合，分析目标受众多方面的特性，从而进行精准定位，进而按照“需求原则”“精准原则”对目标受众进行因人而异的传播[34]。其次，武术“走出去”的传播媒体既要力争实现受众全覆盖，又要在此基础上面向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集中更多资源向这些人群进行传播，以求达到重点突出又带动广泛普及的传播效果。为此，一方面要考虑中国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传播的宗旨和目标，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传播的实践经历，将不同国家、不同类型受众划分为不同层级，并筛选出一些重点区域或重点人群，使武术在这些区域和人群中扎根，为武术类运动项目的后续普及奠定一定的基础。尤其要针对国际奥委会的执委与委员，根据他们的特征选取适配的武术知识载体，先使其实现对武术“从0到1”的认知突破，再使其循序渐进地了解武术的独特功能价值及优势，最终使其形成情感共鸣和认同，进一步加速武术“入奥”的进程，同时也要进一步巩固武术“走出去”的实践成果。唯有如此，才能将武术类运动项目推广进国际体育赛事体系中。
3.3 根据受众需求，精准推广武术类运动项目
以武术为内容的传播媒体是武术国际化精准推广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评估传播效果的重要要素。有效的传播需要传播媒体承载的内容与受众需求相匹配。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教育经历与认知方式，对中华武术的媒体传播内容也就有不同的需求。因此，传播媒体在选取传播内容时需要对受众进行细分，并且要进一步了解目标受众的“个性画像”与认知方式，把握其信息接收方式和文化产品需求，根据其核心需求生产文化产品[35]。与此同时，传播媒体还应结合受众的兴趣、爱好以及习练需求，侧重凸显武术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的特点与功能，充分体现出针对性和差异性，形成有特色的传播内容。在此基础上，以技艺传授为先导，以文化传播为宗旨，由表及里，从武术的外在形式到内蕴精神，全面地传播武术文化，特别是要消除海外受众对武术文化存在的理解与解读的障碍，而且要紧密结合受众的信息接收习惯，有针对性地组织武术传播活动，使受众需求与媒体传播内容最大程度地实现契合，从而达到传播效果最优化。此外，我国政府的武术管理部门与武术学界应当对武术类运动项目的文化内涵作出更加全面、详尽、易于理解、利于接受的学理性阐释，打通不同国家关于身体文化的民间交流梗阻，使受众更容易对武术产生认同感，为武术“走出去”的行稳致远创造良好的交流条件。
3.4 合力推动中国武术“走出去”，统筹协调武术文化传播主体
多部门协调形成合力是武术“走出去”的关键。真正实现合力推进武术“走出去”，必不可少的要有来自国内政府、国际组织等主体力量和知名人士的支持或扶持，此类助推力量既包括国家领导人或政府部门对武术“走出去”的呼吁与倡导，也包括政策、激励机制等。由于中国武术在各国的普及程度不一，尤其是信息传播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国家或地区，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从政策、资金乃至信息发布平台搭建方面对我国的有关主体予以扶持。首先，组建负责武术“走出去”的领导机构，由其协调我国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工作，联系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协同进行统筹规划，避免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形成政策抵牾。近年来，基于武术资源与传播平台的契合需要，国家体育总局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等单位在武术文化传播方面展开了许多合作。例如：首都体育学院设立了汉语国际推广武术培训与研究基地，并组织编著出版了孔子学院的武术教材，此类深化合作对武术的“走出去”作出了表率与贡献。基于此，可以优先面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具有一定武术人口规模的国家推广武术，使其发挥“领头羊”作用，由点（中国）到线（武术类运动项目普及较广泛的国家）再到面（世界各国），构建“传播-传授-传承”的动态普及模式，共同促进武术类运动项目的深度普及。唯有如此，武术才能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传下去”的战略布局。其次，应统筹协调民间武术团体和民间拳师进行规划，构建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多层次传播格局。一方面，积极引导各类非官方武术组织参与武术治理与武术类运动项目文化传播，并进行规范化引导，加速其由无序的自发传播转变为统筹规划下的自觉传播；另一方面，正确引导民间武术组织举办武术活动，通过定期的培训提升武术传播者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自觉，使其传播的武术技能或武术理论自觉向国家战略规划靠拢，共同推动武术“走出去”。
3.5 优化评估机制，持续创新传播方式
传播效果作为传播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传播行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评估武术“走出去”的媒体传播效果，必须明确传播任务与传播目的，对传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预判，然后从武术技术与非技术层面对传播内容进行统筹安排。
助推武术“走出去”的媒体要做到精准传播，就不能只做单向传播，必须重视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互动，这才是武术“走进去”的必要条件。因此，要及时总结之前的武术传播活动的经验与教训，不断巩固现有成就，在此基础上作出更加完善与合理的规划。一方面，武术传播的相关主管部门要紧密关注武术“走出去”的实践成果，对武术“走出去”的现状、经验等方面情况要及时掌握，再依据这些情况适时进行效果评估和分析，对于存在的不足予以及时弥补，并完善传播策略，用以指导武术的传播活动，做到双向传播；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武术文化主体应当有意识地将武术类运动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诸国的普及方式从单向推广向双边交流与合作转变，加快构建武术文化双向交流与合作体系，充分发挥其促进武术文化产品市场繁荣和文化产品内容创新的作用。
与此同时，要建立多种媒体协同管理的武术文化数字化传播平台。实践证明，“现代传播平台的建立，对融合多种媒体资源、创新传播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是一种极大的推动”[36]。由此，一方面，要发挥各类媒体传播平台的作用，挖掘其传播武术文化的潜在功能；另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模型搭建跨平台“虚拟文化社区”，通过AI技术实现武术文化活动场景的再现与复刻，发掘融媒体时代的武术潜在受众，丰富媒体内容、优化传播方式，全面赋能武术的现代化转型。
4 结束语
进入新发展阶段，武术类运动项目因其展现出了超越人种等方面局限的独特优势，接连被国家赋予推动中华文化对外人文交流与合作效益提升的载体责任与使命，从而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但是随着“逆全球化”潮流的出现以及大国间矛盾和分歧的不断升级，武术“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面临多重现实困囿。鉴于此，在新时代的新起点，要以武术“走出去”为策略，凭借武术文化产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助力文化强国与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