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世纪末的奥林匹克运动，“在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中虽历经劫难，却不溃不散，得以延续，并发展成为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育盛会” [1]。2021年7月21日，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国际奥委会第138次会议的主旨演讲中提出：“奥运会使世界各国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体育的庆典、健康的庆典、卓越的庆典、友谊和尊重的庆典。但归根结底，是对更重要的事情的庆祝——对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事情的庆祝，对希望的庆祝”[2]。2022年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时强调：“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对推动全球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向世界发出了‘一起向未来’的时代强音”[3]。2024年8月1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致辞中提出：“运动员们在奥运村的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互相拥抱，互相尊重，即使他们的国家因战争和冲突而分裂。奥运会无法直接创造和平，但奥运会可以创造一种和平文化，激励世界”[4]。2025年3月20日新当选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对体育有着这样的认识，“体育不仅能改变个人命运，更能凝聚一个国家、一个大陆的希望”[5]。从国际组织负责人到国家元首的讲话传递出令人值得思考的问题：4年一度的体育盛会——奥运会，为何有如此的价值?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奥林匹克运动还会持续保持如此魅力吗?
2024年8月10日，巴赫在国际奥委会第142次全会闭幕式上强调：“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生物化学、神经科学等融合科学已经引发技术海啸。需要真正融入这个数字世界，需要深入了解这些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否则，将无法安全驾驶我们的奥林匹克运动的航船，穿过这次海啸的巨浪”[6]。数字化时代，奥林匹克运动如何应对新的技术变革，成为可持续推动人类进步的一种教育力量，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奥林匹克运动自其诞生起就与教育紧密相联。教育发展需要学科建设的支撑。学科建构是改革的“基础设施”，没有系统的学科建构，教育改革就会缺乏深度、科学性和延续性。反之，教育改革的实践需求也倒逼学科的发展与创新。本研究以期通过对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建构的探讨，引发学界同仁的进一步关注和参与，同时为奥林匹克运动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中国语境下奥林匹克学的界定与学科属性分析
1.1 奥林匹克学的界定
奥林匹克学的英文国际通用术语是“Olympic studies”，但从学科建构视角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至今未见。我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在倡议建立奥林匹克学。1988年8月，我国举办了首届奥林匹克史学术讨论会，呼吁“我国体育学科界尽快建立起奥林匹克学，促进奥林匹克文化在我国普及以及与世界展开文化交流。”1999年，罗时铭教授对“奥林匹克学”的研究对象、意义和方法做了初步探讨，他认为奥林匹克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论去研究有关奥林匹克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及其发展规律，以及它与社会其他文化之间关系的一门科学。奥林匹克学是体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的范畴[7]。2010年，熊斗寅教授发表了《关于建立奥林匹克学的思考》文章，他认为奥林匹克学是一门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综合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的奥林匹克运动，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8]。
奠定具有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基石的代表性成果是任海教授于1993年主编、2005年修订出版的体育院校通用教材《奥林匹克运动》，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为该书作序，该书成为国际上第一本面向高校学生的教科书（Susan Brownell）。该教材以“奥林匹克运动”为统领概念，开宗明义地明确了奥林匹克运动及其内容：奥林匹克运动是在奥林匹克主义指导下，以体育运动和4年一度的奥林匹克庆典为主要活动内容，促进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在全世界普及奥林匹克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社会运动。奥林匹克运动包括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以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或地区奥委会为支柱的组织体系和以奥运会为周期性高潮的活动内容体系 [9]1。全书从历时性角度透析奥林匹克运动的由来与发展；从同时性角度建构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组织、活动三大体系；从互动性探讨奥林匹克运动与现代体育、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环境等社会诸领域关系。本教材为奥林匹克学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鉴前贤研究之果，本研究认为，奥林匹克学是以奥林匹克运动为研究对象，以系统观、历史观、实践观为指导，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奥林匹克运动机理和发展规律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交叉学科。
1.2 奥林匹克学学科属性分析
通常而言，学科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学科存在的根本依据，也决定着学科属性。奥林匹克学的研究对象是奥林匹克运动。如前所述，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形成了包含独特的思想体系、组织体系和活动体系的现实形态，该形态是决定奥林匹克学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属性的关键所在。
首先，跨学科性是奥林匹克学的根本属性。该属性源于奥林匹克学研究对象——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奥林匹克运动涵盖历史、体育竞技、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等多重维度，关联历史学、哲学、教育学、体育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生态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因此，对奥林匹克学任何议题的研究，单一学科都无法支撑，只有通过跨学科视角方能全面透析奥林匹克运动复杂多维的现象。
其次，奥林匹克学独具理论与实践、全球与本土的双重导向属性。建构奥林匹克学的核心目的不能止于学术探究，还要指导奥林匹克运动实践，确保奥林匹克运动持续健康发展，这就决定了奥林匹克学既是理论学科，也是实践工具。此外，基于奥林匹克运动是国际社会运动，诸多实践在各国产生，所以奥林匹克学既体现全球的普适性，又反映其在各个国家（地区）具体实践中的多元适应性，核心要义是通过学术研究和实践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其“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社会作出贡献”的宗旨。就中国而言，在中国语境下建构的奥林匹克学，不仅是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理论研究，更是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背景探索本土化传承与实践创新；既反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独特价值，为国际奥林匹克研究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最后，是奥林匹克学的交叉性。跨学科的根本属性决定了奥林匹克学不能简单地归类于传统学科，而是纳入以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领域，体现奥林匹克运动作为复杂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多学科的协同创新，形成以奥林匹克运动为核心的跨学科知识网络，实现更高层次的知识统合，服务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基于奥林匹克学理论与实践、全球与本土的双重属性，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的交叉性为：既体现在理论层面的学科整合，又体现在实践中的多元互动；既体现出深刻把握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规律，又体现出充分顺应中国体育和中国式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现实需求。
2 基于中华文明“根脉论”的奥林匹克学研究对象探析
“根脉论”是理解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性与现代生命力的核心哲学，强调文明基因的深层延续性与创新转化的动态统一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0]。同年6月30日，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11]。由此可见，“根脉论”不仅是阐释中华文明延续性的理论工具，更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文化逻辑。
奥林匹克学的研究对象是奥林匹克运动，正式诞生于19世纪末，但其根脉源于古希腊奥运会，魂脉是以顾拜旦为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先驱者创立的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论。这与中华文明“根脉论”逻辑高度契合。因此，本研究以其为理论工具，以系统观、历史观、实践观为根本遵循，探讨奥林匹克学研究对象——奥林匹克运动，旨在为奥林匹克学“基本议题”的设置和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夯实理论基础。
历经百余年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现实形态呈纵横状态，“纵态”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传承，“横态”体现奥林匹克运动在传承中的发展。横纵交融构成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树状”样态。奥林匹克运动的“根”部由奥林匹克运动之源（古希腊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魂）——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构成。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特性在于以教育筑“基”，并以体育运动作为教育的核心载体。“主干”是奥林匹克运动组织与治理。“枝干”是以奥运会为核心的教育、文化、神圣休战等多元活动（见图1）。
2.1 奥林匹克运动之“根”：奥林匹克人文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历经百余年而愈加兴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奥林匹克主义为最高思想引领的人文价值体系，这使奥林匹克运动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价值源于现代奥运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顾拜旦的教育思想受古希腊身心均衡发展二元论的启发。他认为，古希腊的思想强调“身心之间的精妙均衡”，古希腊的竞技运动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其与艺术和培养品德高尚公民的教育制度共同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三大支柱。 此外，顾拜旦还受到英国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教育思想的启发，认为正是由于阿诺德引入竞技运动课程才改变了英格兰的教育。
顾拜旦提出了奥林匹克最高思想引领——奥林匹克主义（Olympism），虽然受顾拜旦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初期发展的局限而没有作出明确定义，但其在关于奥林匹克主义的诸多表述中，已经清楚地概括了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思想方向。1981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立工作组，修订《奥林匹克宪章》，在此过程中，决定基于顾拜旦的奥林匹克主义理念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并纳入《奥林匹克宪章》之中。1991年，奥林匹克主义的明确概念及其宗旨（Goal）首次出现在《奥林匹宪章》中。此后也进行了局部修订，目前表述为：“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人的身、心、精神各方面的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奥林匹克主义将体育与文化和教育相结合，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推崇在奋斗中取乐、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社会责任和对奥林匹克运动范围内的国际公认的人权和普遍基本伦理原则为基础。” “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旨在促进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的发展”[12]。
引领奥林匹克运动最初的价值观，也是顾拜旦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观是尊重、公平竞争、追求卓越、奋斗中取乐以及身心精神均衡发展。然而，这5个方面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2007年，国际奥委会浓缩了顾拜旦的最初愿景，将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精炼表达为卓越（excellence）、尊重（respect）和友谊（friendship）。其中：卓越是对“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格言和“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奥林匹克名言的高度凝练；尊重和友谊是对“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的高度概括。奥林匹克运动形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独特的人文价值体系（见图2）。
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奥林匹克主义一直是世界各国学者们的研究议题。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有Rudolf Malter、Mikolaos Nissiotis、Jeffrey Owen Segrave、Jim Parry、Michael Kruger、Heather Reid及Stephan Wassong。这些学者分别对奥林匹克主义进行了研究。
2.2 奥林匹克运动之“基”：奥林匹克教育
教育是以顾拜旦为代表的始创者们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这场宏大的国际社会运动的初衷。这在由顾拜旦和他创建的国际奥委会于1896年撰写的《奥林匹克宪章》的4项总体目标中可见一斑：1）基于体育运动（Sport），促进身体和道德品质全面发展；2）通过具有增进理解和友谊精神的体育运动教育青年，助力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3）在全世界传播奥林匹克原则，塑造国际友好；4）将全世界的运动员聚集在盛大的4年一度的体育节，即奥林匹克运动会。时至今日，其中的教育宗旨仍未改变，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与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相一致的体育运动教育青年，旨在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12]。正如已故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言：“离开了教育，奥林匹克运动不可能实现其崇高的目标”[9]2。
虽然教育是以顾拜旦为代表的奥运先驱者复兴奥运会的核心诉求，但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履行教育使命并非满意，所以他殚精竭虑，通过其他途径确保奥林匹克运动不偏离其教育的初心轨道，他建立专门教育机构的梦想在1961年落地实现。国际奥委会在古奥运会遗址建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学院（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以此为标志，全球奥林匹克教育组织网络开始形成。目前已形成以国际奥委会为轴心的国际奥林匹克教育的四大组织网络（见图4）。一是奥林匹克学院网络。截至2024年，五大洲已经建立了154所国家（地区）奥林匹克学院，其中：非洲42所；美洲33所；亚洲33所；欧洲43所；大洋洲3所[14]。二是奥林匹克博物馆网络。建立奥林匹克博物馆，保存几千年来奥运会留给人类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使其发挥教育作用，一直是顾拜旦的一个梦想。截至2024年，全球奥林匹克博物馆网络体系由34个国家（地区）奥林匹克博物馆组成，中国就有6个，位居世界之首[15]。三是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网络。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创立可以追溯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顾拜旦认为，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将比其他任何事情对他的工作的延续和进步更有帮助。截至2024年，奥林匹克研究中心遍及五大洲，其中，欧洲27个、美洲24个、亚洲14个、大洋洲4个、非洲3个，中国大陆目前共有9个，在亚洲位居第一[16]。 四是奥运会举办国家的奥运会组委会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活动。从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始，组委会就开始制定教育计划，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都是典型的案例。但直到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成功，才引起了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举办城市实施奥林匹克教育计划的重视。 1994年，国际奥委会在巴黎举行的百年奥林匹克大会上采取了促进奥林匹克教育的重大行动，明确要求在奥运会申办过程中要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活动。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以来，每个申办城市不仅需要在奥运会期间提供教育计划，而且在国际奥委会决定性投票和奥运会开幕之间的7年内，必须事先提供教育计划。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背景下，从2001年7月至2008年9月，在中国开展了一次绝无仅有的以中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奥林匹克教育活动，这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上形成了一个独具东方文化特色且形式和内容结构最为完整的奥林匹克教育的“北京模式”[17]。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背景下，从2013年申办到2022年2月成功举办的9年间，在传承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教育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创新：建构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奥林匹克教育组织治理网络体系，实施了835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2 062所“冰雪运动特色校”同步建设的国家行动方略，实现了奥林匹克价值观和冰雪运动在奥运会举办国家最大范围的普及，形成了奥林匹克教育的“中国方案”。
从学术视角而言，“奥林匹克教育”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首次在体育教育和奥林匹克研究中出现。最早使用该术语的是德国的诺伯特·米勒教授。直到20世纪90年代，“奥林匹克教育”一词才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成为广为人知的概念，并以不同国家的语言进行界定[18]。各国学者达成一致的学术见解是：奥林匹克教育是面向青少年，通过体育运动和奥运会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教育活动。从“根脉论”视角而言，奥林匹克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安身立命之本，起着培“根”、筑“基”、强“干”、繁“枝”之效。
2.3 奥林匹克运动之“干”：奥林匹克组织与治理
奥林匹克人文价值体系能得到贯彻、奥林匹克运动的各种活动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奥林匹克运动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一套结构完整、功能齐全的治理体系。
国际奥委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最高机构，自1894年6月23日正式成立以来，内部组织机构不断完善，主要由主席、执委会、办公室、委员、专门委员会和工作组构成。由于举办奥运会不是国际奥委会一个组织所为，需要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Fs）、国家（地区）奥委会（NOCs）形成奥林匹克运动组织体系的“三大支柱”。“三大支柱”的机制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不断协商，最终形成了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合作关系。奥林匹克运动，特别是奥运会就是在这三大支柱的协调合作中组织运行的，三者缺一不可。
此外，以古代奥运会和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论培“根”的奥林匹克运动，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发展中又不断面临着困难与挫折，却同时又在不断探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危机、政治干预、过度商业化、兴奋剂滥用、腐败等问题，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奥委会主动求变，与国际政府组织（例如联合国）、跨国公司（TOP合作伙伴）、媒体（奥运会转播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兴奋剂问题，建立体育仲裁法庭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为了根除腐败问题，建立国际奥委会道德专门委员会。由于与不同性质组织的联动，促使国际奥委会率先走上从治理到善治之路，形成了引领全球体育发展的体育治理体系（见图5）。
从“根脉论”视角而言，作为“主干”的奥林匹克组织与治理对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其不但要维护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的“根基”，还要修复奥林匹克运动愿景与现实困境的种种断裂，平衡政府、社会、市场层面的诸多组织及其无数个体的相关利益，并在善治框架下实现协同运作。对于国际奥委会，唯一的法宝就是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赋予其超强的号召力，可以使差异巨大的众多参与者团结起来，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已故国际奥委会终身荣誉主席萨马兰奇曾多次指出：“国际奥委会本身一无所有，我们需要别人正如别人需要我们一样，如果没有团结，我们就会虚弱，没有团结，我们就会在几个月内垮掉。”[9]164
2.4 奥林匹克学运动之“枝”：以奥运会为核心的多元活动
奥林匹克运动活动的核心载体是体育运动和奥运会，尤其是4年一届的奥运会总会铸就奥林匹克运动的巅峰，无疑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最核心的活动内容。奥运会的独特性不仅延承了古希腊1169年的古代奥运会的文化传统，如4年一届、神圣休战等， 而且还是 “最具有鲜明人文价值导向的综合赛事，承载着奥林匹克主义的思想价值，体现其宗旨所宣称的方向和目标。国际奥委会试图通过奥运会传播超越政治、经济和文化障碍，惠及全人类的奥林匹克价值体系”[19]。
从历时性角度而言，从1896年夏奥会到1924年冬奥会再到2010年青奥会的诞生，奥运会的种类有所增加。同时，为了彰显奥运会的可持续性和遗产的长效性，2017年12月，国际奥委会在其出台的《遗产战略方略》（Legacy Strategic Approach）中提出了“奥运会生命周期”（Olympic Games Lifecycle）的概念，确定一个奥运会生命周期11年，具体包括2年申办期（Candidate Process）、7年筹办期（Olympic Game Preparation）和2年后奥运期（Post-Games）3个阶段[21]。
从同时性角度而言，为了践行奥林匹克主义倡导的“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传承古代奥运会传统以及践行奥林匹克运动“以体育运动促和平”的宗旨，奥运会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任何大型赛事独特的内容体系，同时围绕奥运会的申办、筹办和举办，举办城市/国家还要制定奥林匹克教育和文化计划，举办教育和文化活动和神圣休战活动（见图6）。
从“根脉论”角度来说，这些“以奥运会为核心的多元活动”构成奥林匹克运动丰富多彩的“枝干”。从扣人心弦的水陆和冰雪体育赛事，到延承古代奥运会丰厚遗产的圣火传递、开幕式、颁奖仪式和闭幕式的独特奥运仪式，再到以五环为轴心的会徽、吉祥物、奖牌的奥运视觉形象，以及奥运场馆建筑、音乐、影视作品等，都是将抽象的奥林匹克价值转换为实践形态，作为践行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的工具。
3 奥林匹克学“基本议题”的设置
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基本议题”（main topics）是学科建构的两大支柱，二者相互依存、动态互动。研究对象确定了学科的边界和核心内容，而“基本议题”则是在研究对象范围内提炼出的最核心、最基础的问题或主题。 “基本议题”既是学科形成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因此，奥林匹克学“基本议题”的设置对奥林匹克学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为奥林匹克学的发展规定方向；二是为奥林匹克学学科结构提供依据；三是为奥林匹克学各分支的有效互动提供平台；四是为奥林匹克学的学科范式提供标准。
奥林匹克运动历经百余年的发展成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实践。如何将这一价值独特、组织多元、活动繁杂的社会实践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凝炼出“基本议题”，是奥林匹克学学科建构的基础。如前所述，本研究从“根脉论”视角建构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根”“基”“干”“枝”，由此确定了奥林匹克学的核心内容。
奥林匹克学以“古代奥运会和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 培 “根”，是奥林匹克运动根和魂的所在，对奥林匹克运动具有导向性、基础性和整合性的重要作用。奥林匹克学独特之处是以“教育”筑“基”，教育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奥林匹克运动永恒的核心诉求。奥林匹克学以“奥林匹克组织与治理”强“干”，是奥林匹克价值付诸实践的中介转化器，决定着奥林匹克活动的运作方式与效率。奥林匹克学以“奥运会为核心的多元活动” 繁“枝”，种类多样的实践活动，散而不杂，在奥林匹克人文价值的统领下集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综上所述，奥林匹克学的核心内容具备了学科“基本议题”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基础性（Fundamentality）、抽象性（Abstraction）、系统性（Systematicity）、互联性与争议性（Interconnectedness and Controversiality）、实践相关性（Practical Relevance）的本质特征，本研究以此确定奥林匹克学的6个“基本议题”（见图7）。
4 基于“基本议题”的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基本议题”与学科体系建构之间是共生互构的关系，“基本议题”可以驱动学科理论框架的形成，而学科体系建构又可以为议题研究提供基础支撑。本研究基于“根脉论”设置的奥林匹克学6个“基本议题”及其在“根”“基”“干”“枝”中所具有的作用，将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分成4个学科群。
4.1 奥林匹克学 “根”部：“跨学科融合”学科群
“古代奥运会和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的2个“基本议题”主要关联的母学科包括历史学、文化学、哲学等。在学术研究中，“文史哲”不分家理念虽已达成共识，但在实践研究中还局限于单一学科视角。针对这2个议题，本研究创新提出建构“跨学科融合”学科群，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如哲学提供逻辑辨析和理论分析框架，历史学提供社会背景和历时性考察视角，文化学不仅关注生成、传播和变迁，还揭示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复杂的互动关系。围绕这2个议题形成了奥林匹克哲学、奥林匹克历史学、奥林匹克文化学3个分支学科（见图8）。这3个分支学科相互融合，探讨古代奥运会和奥林匹克主义议题，为奥林匹克学“基”“干”“枝”提供养分，这不仅是学术研究方法的革新，更是思维方式的转变，以期达到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的双重价值。
4.2 奥林匹克学 “基”部：“跨学科聚合”学科群
奥林匹克运动的独特之处就是以与奥林匹主义及其价值相一致的体育运动为载体，通过教育使青年实现其愿景，因此，“教育和体育运动”是奥林匹克学持久的“基本议题”。奥林匹克教育的根本是解决奥林匹克主义认识论的问题，即奥林匹克价值观塑造的问题，目标是通过体育运动促进个体的和谐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别要指出的是，百余年来，奥林匹克运动形成了以夏奥会和冬奥会竞赛项目为表征的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体系。奥运会项目分为大项(sport）、分项（discipline）和小项（event）。因此，关联的母学科主要包括教育学、体育学、社会学、环境学。由此围绕着这1个议题形成由奥林匹克教育学、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奥林匹克社会学和奥林匹克环境学4个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不同于“古代奥运会和奥林匹克主义及其价值”2个基本议题，本部分议题的主题词是“和谐”，主体是人，根本的逻辑起点始于和谐个体的培育。因此，本研究将该议题形成的学科称为“跨学科聚合”学科群（见图9）。
4.3 奥林匹克学“干”部：“跨学科协同”学科群
如本研究图5所示，奥林匹克运动组织治理体系由以国际奥委会为核心的11个行为体组成，囊括了国际政府组织、企业、法律、媒体、经济、非政府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多种组织类型。因此，围绕“奥林匹克组织与治理”这2个议题就形成了又一学科群，具体包括奥林匹克组织学、奥林匹克治理学、奥林匹克经济学、奥林匹克传播学、奥林匹克国际关系学、奥林匹克法学、奥林匹克伦理学7个分支学科。
协同治理理论由学者Ansell和Gash提出，其核心在于构建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参与的合作网络。该理论包含3个方面。1）主体平等性：打破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参与者拥有平等话语权。2）资源共享机制：通过信息互通、技术互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3）动态协商过程：建立持续对话机制。奥林匹克组织治理与该理论高度契合，所以本研究将围绕这2个“基本议题”形成的学科称为“跨学科协同”学科群（见图10）。
4.4 奥林匹克学“枝”部：奥运会主题化“超学科交融”学科群
奥运会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际社会文化活动，是一个涉及众多因素的庞大系统，不仅需要高标准和高质量的物质、人力、金融、信息等社会各方面资源，还需要体育、外交、建筑、新闻媒体、旅游、交通、通讯、出版等社会各方的合作，可以说包含了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由此，奥运会从申办到筹办再到举办，其复杂程度和难度在现代社会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对奥运会进行研究，首先应该对这个庞大的系统进行主题划分，本研究将其分成10个核心主题，分别是组织运营、竞赛、场馆、服务保障、人力、营销、传媒、仪式、标志、遗产（见图11）。
从“根脉论”角度而言，奥运会的蓬勃发展缘于其深厚的“根部”——奥林匹克运动独特的历史、文化、人文价值体系。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盛会，还是跨文化交流平台、商业巨头的汇聚地和政要会面的公共场域，其价值和功能是多元性的。因此，研究任何一个奥运会主题，例如，大到奥运会开幕式、小到奥运会吉祥物，从单一学科视角去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应采用“跨学科交融”研究范式。此外，奥运会是不断发展的，其新主题也会不断出现，新学科也会不断融入其中。由此，本研究提出“超学科群”概念。基于奥运会10个核心主题，奥林匹克学“枝”部就形成了包括奥运组织运营学、奥运竞赛学、奥运场馆学、奥运后勤学、奥运人力学、奥运营销学、奥运传媒学、奥运文化学、奥运艺术学及奥运遗产学的“超学科交融”学科群（见图12），这也凸显了奥林匹克学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的独特性。
4.5 基于“根脉论”的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
综上分论，基于“根脉论”，整合“根”“基”“干”“枝”形成4个学科群，建构成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见图13）。 “根”部是奥林匹克学“跨学科融合”学科群，由奥林匹克哲学、奥林匹克历史学、奥林匹克文化学3个分支学科构成，成为奥林匹克学的哲学基础、历史渊源和终极价值，可以增强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基”部是奥林匹克学“跨学科聚合”学科群，由奥林匹克教育学、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奥林匹克社会学和奥林匹克环境学4个分支学科构成，将奥林匹克学由“根”部的哲学本体论转向价值认识论。“干”部是由奥林匹克组织学、奥林匹克治理学、奥林匹克经济学、奥林匹克传播学、奥林匹克国际关系学、奥林匹克法学、奥林匹克伦理学7个分支学科构成的“跨学科协同”学科群，形成奥林匹克学的主干理论体系，构成学科的“支柱”。“枝”部是实践论范畴，也是奥林匹克学最为独特的领域，构成了基于奥运会10个核心主题形成的包括奥运组织运营学、奥运竞赛学、奥运场馆学、奥运后勤学、奥运人力学、奥运营销学、奥运传媒学、奥运文化学、奥运艺术学及奥运遗产学的“超学科交融”学科群，凸显奥林匹克学的前沿问题探索与研究动态延伸，是该学科外延的创新点，可保持学科活力，应对时代挑战。
总而言之，该学科体系集系统观、历史观、实践观为一体，构成根基深厚、主干强、枝干灵活的系统化学科融合体。融合体“上下联通”，由历史-理论-实践凸显学科的纵向深度，“横向协同”凸显跨学科融合、聚合、协同和“超学科”交融的不同形态，形成了兼具深度和广度且纵横交织的系统化动态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该学科体系基于中华文明“根脉论”的逻辑与理念，改变“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三元割裂状态，建构了以奥林匹克运动“基本议题”为基础，以跨学科融通为研究范式的中国奥林匹克学自主知识体系。
5 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全球价值
5.1 对奥林匹克研究创新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
基于“根脉论”建构的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兼具历史厚重性与时代前沿性，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1）当前的奥林匹克研究涉及体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缺乏独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 “根”“基”“干”“枝”各学科群建构的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可以整合碎片化研究，形成系统化的奥林匹克知识体系和独特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填补学科空白。2）将奥林匹克运动从“赛事现象”提升为“学术研究对象”，实现了从经验描述到理论建构、从分散研究到学科整合的飞跃。3）使用中华文明特有的理论框架“根脉论”建构学科体系，实现了从西方主导到贡献中国智慧的转换。
5.2 对奥林匹克运动变革具有实践指导价值
建构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能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变革实践提供系统化、科学化指导，其指导价值具体体现为：1）从历史传承、文化内核、组织架构、实践创新等维度构建系统性改革框架，注重奥林匹克运动内在逻辑的完善和发展规律的遵循，增强奥林匹克运动战略改革的系统性，而非碎片化调整；2）通过“问题研究-理论提炼-实践验证-反馈优化”的闭环形成学术预判，在改革实施前识别潜在风险，预测改革效果，确保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实施路径的有效性，从而避免盲目试错和资源浪费；3）开拓全新的视角，通过跨学科整合，将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深度融合，增强数字化时代下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固本的同时应对全球巨变的适应性和韧性，可持续助力奥林匹克运动成为“以体育运动促进世界和平和更加美好”的标杆。
5.3 对全球体育治理具有示范引领价值
构建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对全球体育治理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价值，其不仅能为体育治理提供系统化的理论框架，还能通过跨学科整合、实践指导和国际协作，推动全球体育治理向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化的方向发展。其示范引领价值主要体现在：1）提供了全球体育治理的理论范式，为全球体育治理提供系统性理论支撑，尤其是为全球体育治理提供伦理基础和治理模型；2）推动体育治理的跨学科整合，实现多学科协同治理，形成综合研究视角，系统性和全局性应对全球体育治理挑战，如数字化与AI治理；3）奥林匹克学将成为全球体育治理的“学术引擎”，推动全球体育实现“以学术创新驱动全球体育治理变革”的良性循环，不仅能提升全球体育治理效能，更将为全球体育治理体系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5.4 对人类文明互鉴具有创新实践价值
文明互鉴理论是当代中国对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理论创新，其核心主张是通过文明交流实现共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其愿景就被确定成通过体育运动和4年一届的奥运会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历经百余年的发展，虽遇种种困难和冲突，但仍以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一项伟大的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社会实践。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不仅是中国体育学术自主创新的重要体现，对推动人类文明互鉴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体现为以下2个方面。1）提供共通的价值基础。中国特色奥林匹克学学科体系建构之“根”从古希腊奥运会公平竞争精神，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卓越、尊重、友谊”的奥林匹克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明的“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思想高度契合，继而形成了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共通的价值基础。2）提供共享的融合创新独特场域。奥运会的独特性体现在其超越民族和种族，并且是集体育、文化、艺术为一体的人类庆典活动。本研究建构的奥运会主题“超学科交融”学科群，拓展了不同届奥运会同一主题促进文明融合创新的视角和维度，丰富了文明互鉴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进一步凸显了奥运会作为文明互鉴场域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可以为人类文明互鉴提供东方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