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报告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专门部署，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并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5个方面之一。从经济领域而言，产业结构优化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均肩负着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亟需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也不例外。其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体育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呈现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逐渐完善，高质量发展趋势与特征愈发凸显。然而，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存在市场规模有待扩大、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体育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等短板[1]，导致体育产业供给结构与体育需求结构不相适配，已成为制约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难题[2]。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 [3] 。可见，体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已然成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所以要通过调整体育产业发展规划，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形成关联效应、扩散效应等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从以往的研究而言，虽然学界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探讨能紧扣产业结构优化这一关键因素，并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该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多数研究或侧重分析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与作用[4-5]，或聚焦探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逻辑、机理与策略[6-7]，但较少关注两者之间深层次的数理逻辑关系。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数理逻辑关系的研究还停留在定性研究层面，深层次数理逻辑关系的剖析依然不足。因此，亟需加强定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作用路径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2022年的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两者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化特征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和推动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1 理论基础
1.1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
从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数据可知，我国体育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从2015年的49.2%上升至2023年的72.7%[10]，说明我国体育产业结构近些年在不断调整。然而，在我国体育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仍面临着不少困境，如体育产业关联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高、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体育产业结构不合理、体育产业内部产出结构不合理、体育产品结构简单等[11]。因此，要加快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是通过调整体育产业内部各个细分产业，并促进其协调发展，进而使体育产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然后在内部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是体育产业结构逐渐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动态演化过程。合理化是指体育产业内部各个细分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关联度的增强，从体育产业内部结构构成而言，指的是促进体育产业内部3个产业门类之间和11个产业大类之间的均衡发展[6]。高级化则是指在体育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实现体育产业内部结构从低级到高级的调整，从体育产业内部结构的纵向演化而言，主要是通过体育产业业态的创新推动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体育产业整体结构向高级化调整；从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之间的横向演化而言，主要是体现为体育用品制造业与体育服务业全产业链业态协同发展，通过促进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的协同发展与专业化资源融合，形成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12]，从而产生产业结构优化的倍增效应。
1.2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其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不合理是我国体育产业当前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尽管我国体育产业近年来不断实现总规模的突破，且体育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使得我国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诸如我国体育服务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目前的产值占比约为7∶3，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12]，但是体育产业本体产业中的竞赛表演活动、健身休闲活动等产出量较小，对体育产业总体的产出结构的影响也较小，没有弥补体育产业本体产业规模小、发展方式粗放等短板[4]，不利于以体育产业本体产业为发展导向的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与此同时，体育服务业与体育用品制造业之间形成的相对割裂的发展格局，使得体育产业内部业态融合发展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形成，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不足[12]。此外，中低端体育用品无效供给过剩，而高品质、多元化和智能化的体育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广大民众差异化、个性化、高质量化的体育消费需求[15]。显然，进一步优化体育产业结构，不仅是促进体育产业本体产业发展的关键措施，也是促进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乘数效应”、化解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供需错配矛盾的必由之路，这一过程也构成了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因此，在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体育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促进体育产业内部各个细分产业的协同发展。总的来说，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概念，是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统一的发展状态，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综合体现。基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相互关系，应从理念、方法和实体经济方面探究两者的相互作用路径，实现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互促。
2 研究过程
2.1 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依据产业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在系统回顾并合理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2个维度选取评价指标，构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1.1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
目前，学界多数采用钱纳里等[18]学者提出的产业结构偏离度评判产业结构是否合理，但是这一指标未涉及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忽视了不同产业的差异，导致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不够精确。蔡朋龙等学者[12]使用泰尔指数评价产业结构合理性，但是该指数忽略了原始指标中的绝对值的作用，可能会出现不同产业偏离度相互抵消的情况，形成产业结构假合理现象。针对上述问题，干春晖等学者[19]在综合分析产业结构偏离度系数和泰尔指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产业结构偏离度这一指标的内涵，完善后的指标内涵既保留了产业结构偏离度蕴含的经济层面的含义，同时也兼顾了各个产业在国民经济（或产业系统）中的产值占比，简化了数据处理过程中的绝对值的计算过程，是一个更优的用来度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指标。基于此，本研究参考王翠翠等学者[20]研究中的进一步完善了内涵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评价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其公式如下。
$ I_{i}=\frac{100}{\left.\left[\sum_{k=1}^{3} \frac{Y_{k i}}{Y_{i}} \sqrt{\left(\frac{Y_{k i} / Y_{i}}{L_{k i} / L_{i}}-1\right.}\right)^{2}\right]}$
式中：Ii表示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Y表示体育产业总产值（i表示年数，i=1,2,…，8）；Y表示第 k类产业的产值（k表示体育产业内部的3个产业门类，即体育服务业、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体育场地设施建设）；L表示体育产业就业总人数；L表示第k类产业的就业总人数。根据以上公式的计算结果，Ii值越大表明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越高，反之说明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越低。
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劳动生产率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键评价指标，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体现；同时，从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可知，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结构的高级化，其核心是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最终体现为体育产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在评判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时，要综合考虑体育产业的产值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然而，在以往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评判方面，学者们多数忽略了劳动生产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得出低水平劳动生产率条件下产业结构伪高级的结论。鉴于此，本研究借鉴阮陆宁等[21]学者修正后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评判数学模型，从产业比值比例和劳动生产率两方面综合评判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其公式如下。
$ I_{s}=\sum_{k=1}^{3}\left(\frac{Y_{k i}}{Y_{i}} \times \frac{Y_{k i}}{L_{k i}}\right)$
式中：Is表示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Y/Y表示第k类产业产值占体育产业总产值比重；Y/L表示第k类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结果，Is值越大说明体育产业结构越高级，反之说明体育产业结构越低级。
2.1.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估既需要立足于政策和时代要求，又必须兼顾体育产业发展实际与体育产业内部结构特征。自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学界已围绕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进行了相关研究。一部分学者已从指标体系构建和实证检验的角度进行了前瞻性探索，构建了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为评判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供了量化依据，也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方法借鉴。
本研究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康露等[22]学者在其研究中构建的“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为主要参考，结合本研究的主题进行适宜性修订，围绕产业规模、发展动力、发展活力、生产效率、产业效益5个核心维度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遵循指标的全面性、典型性、可比性、数据可得性等原则，借鉴余喆[23]、王晨曦[24]、姜同仁[25]等学者研究中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指标，整合形成了涵盖5个维度14项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多数将产业结构作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评估指标，但是如果直接将其列入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在后续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动态变化的量化分析中，可能因同源偏差而削弱结果的解释效力。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一问题，本研究未将“产业结构”列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级指标，而是借鉴以往研究[26]，将“发展活力”列为评估指标，并选取了“体育产业增加值占比”和“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比”2项指标作为其下辖三级指标。前者评估的是体育产业整体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同时还能体现体育产业的发展活力；而后者则被视为是体育产业发展活力的集中体现，用以评估体育服务业的发展活力。
表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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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体育领域的“三新”经济活动重点统计了体育产业中的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经纪与代理、广告与会展、表演与设计服务等行业的产值数据。 |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2.2.1 数据来源
1）本研究中的体育产业总产出、体育服务业总产出数据来源于历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体育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体育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来源于徐开娟等[27]学者的研究。
2）本研究中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指标数据来源情况如下。①体育产业总产出、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服务业增加值、体育产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数、体育新空间数量的数据来源分为两部分：2015—2019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编写的《蓬勃发展的中国体育产业（2016—2020年）》；2020—2022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网站。②体育专利申请数来源于《中国体育产业特色统计数据库》，借鉴学界普遍做法，使用滞后1期的数据。③全国体育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④经济增长贡献率和经济增长拉动率涉及的GDP增量和GDP增速的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2.2.2 数据处理
1）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以2015年为基期，以GDP平减指数对GDP数据进行平减，GDP平减指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名义GDP、GDP指数等数据计算。2）以当年消费价格指数对体育产业总产出、体育产业增加值、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全国体育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增量等数据进行平减，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3）由于专利申请的滞后性，体育专利申请数使用滞后1期的数据。4）经济增长贡献率和经济增长拉动率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 r_{\mathrm{G} t}=\frac{X_{t}-X_{t-1}}{\Delta P_{\mathrm{GDP}_{t}}-\Delta P_{\mathrm{GDP}_{t-1}}} \times 100 \%$
式中：rG t表示体育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Xt、Xt-1分别表示当年某一时期和上年同期体育产业增加值的不变价绝对值；ΔPGDP 和ΔPGDP 则分别表示当年GDP的不变价绝对值和上年同期GDP不变价绝对值。
$ r_{\mathrm{L} t}=r_{y t} \times r_{\mathrm{G} t} \times 100 \%$
式中：r表示体育产业经济增长拉动率；r表示当年GDP增长率。
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使用夏皮罗-威尔克检验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评估指标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从检验结果发现，各个评估指标的p值均大于0.05，且在0.05显著性水平时符合变量分布为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表明各个评估指标的原始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鉴于原始数据存在量纲差异，所以使用归一化后平移的方法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公式如下。
$y_{i j}=\frac{x_{i j}-\min \left\{x_{i 1}, x_{i 2}, \cdots, x_{i 14}\right\}}{\max \left\{x_{i 1}, x_{i 2}, \cdots, x_{i 14}\right\}-\min \left\{x_{i 1}, x_{i 2}, \cdots, x_{i 14}\right\}}+0.0001$
式中：x表示第i年第j项评估指标的原始数据（其中：i表示2015—2022年的各年；j=1,2,…，14）；yij表示该评估指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取值范围介于[0,1]之间。
2.3 研究方法
2.3.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基于差异驱动原理凸显局部差异的客观赋值法，可以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但是该方法对指标数据大小变化较为敏感，当指标数值变化较大时可能影响指标权重赋值，进而影响结果准确性。因此，本研究分别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单独进行赋值。其公式如下。
$S_{i u}=\sum_{j=1}^{n} W_{j} y_{i j}$
式中：y表示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第i年第j项指标的数据（i表示2015—2022年的各年；j=1,2,…，14）； n表示评估指标的数量；Wj表示第j项指标的对应权重；Siu表示第i年第u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评估值。
2.3.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主要用于分析2个系统（或多个系统）之间的耦合与协调情况，以揭示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调程度。本研究依据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和协调发展的关系构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使用该模型分析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2015—2022年的耦合协调程度，进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1）构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模型，计算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其公式如下。
$C=\left[\frac{s_{1} \times s_{2}}{\left(\frac{s_{1}+s_{2}}{2}\right)^{2}}\right]^{\frac{1}{2}}$
式中：C表示耦合度；s和s2分别表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C值介于[0,1]之间，越趋近1表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耦合越好。学界的主流划分方法为：当C值介于[0~0.3]时界定为“低水平耦合”；当C值介于（0.3~0.5]时界定为“拮抗”；当C值介于（0.5~0.8]时界定为“磨合”；当C值介于（0.8~1]时界定为“高水平耦合”。
2）计算协调指数（T），即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水平。其计算公式如下。
$T=a s_{1}+\beta s_{2}$
式中：a和β表示待定系数，且a+β=1。本研究认为，一国（或地区）体育产业发展时，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同等重要，所以在计算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指数时取值为a=β=0.5。
3）计算耦合协调度（D），即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D=\sqrt{C \times T}$
依据上述步骤计算各年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当D值介于[0,1]时，分值越大说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越协调，且两者各自发展水平越高；反之，说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越不协调，且两者各自发展水平越低。
为了更清晰地界定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依据学界普遍认同的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将耦合协调水平划分为10种程度，将耦合协调程度划分为5个层次（见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判别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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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结果
3.1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估与分析
3.1.1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在研究期的变化分析
从图1可知，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研究期持续下降，特别是在2020年下降至研究期最低点。从相关数据分析得知，我国体育产业本体产业的竞赛表演业、健身休闲业占比偏小，到2022年时占体育产业总产出的比例分别只有1.2%和5.8%①。由此推断，我国体育产业内部各细分产业在研究期的协调发展程度不足，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在逐步推进。
从理论层面而言，产业结构高级化必须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基础，即产业内部细分产业之间协调发展水平与关联水平均合理[28]。然而，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体育产业高级化在研究期内出现了相互制约的抑制现象，即尽管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却在逐渐下降，说明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其高级化的协同变化并不是同向的。从图1可知，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其高级化水平在研究期呈现出非对称性变化的特点，尽管从长期而言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能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从短期来说对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却产生了制约作用[29]。这其中的原因可能与库兹涅茨假说有关。从该假说进行分析，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库兹涅茨假说化过程，即资源配置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的过程，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出现了“逆库兹涅茨假说”现象，即当国内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体育产业结构演化呈现为由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占比较大转变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产业占比较大，从而出现体育产业整体劳动生产率显著下降的现象[30]。例如，有学者对我国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长三角地区的研究显示，尽管该地区体育服务业聚集，但是促进体育服务业聚集的主要动力并非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31]。由此可见，即使体育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显著提高，而仅仅是其规模扩大便会产生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但劳动生产率反而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假说”现象。
3.1.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的演化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以质为核心的内外部协同发展，是产业规模扩大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结构趋于均衡协调、效率和效益均提升的状态，体现为发展质量、产业结构、产业规模、发展速度、产业效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从图2可知，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总体呈波动式上升态势。其原因与我国政府于2015年至2022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关。具体来说：在宏观政策层面，自2014年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后，又先后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专项规划层面，国家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了运动项目产业发展规划，并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国家顶层设计相衔接。上述一系列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精准有力，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体育市场主体、增强要素创新驱动等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引导我国体育产业逐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从图2的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维度指标来分析，除了个别指标在个别年份出现较大波动以外，大多指标值相较2015年是在持续增长的，即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体育产业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呈现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发展动力持续增强、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以及产业效益持续提高的特点。
从图2具体来看，在2015—2019年，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指标得分持续提高，到2019年时仅低于产业规模得分，但明显高于生产效率、产业效益和产业规模的得分，说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动力在日益增强。有关资料显示，在该阶段，我国体育“三新”经济占体育产业总产值比例由3.35%增长到11.02%②，体育产业新空间数量由25个增加到219个②，体育专利申请数量由30 500件增长到100 000件③，也说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动力在持续增强。总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9年之前持续提高，但是体育竞赛表演业、健身休闲业这2个体育产业内部极具发展活力的细分产业的产值偏少，不利于进一步促进以体育产业本体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级化[4]。换言之，我国体育产业结构在研究期还不够合理、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产出不够均衡、各细分产业协调发展程度不足、与体育产业整体结构最优化仍有差距，未形成系统性的体育产业整体发展，对体育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有一定制约作用。
3.2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3.2.1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演化分析
耦合度是反映不同系统之间的关联强度的指标，耦合度值越高说明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越稳定，反之则表明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不稳定。从时间演化角度来看，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度数值变化整体呈现“M形”，并且波动幅度较大（如图3所示）。图3显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5—2017年的耦合度得分持续上升，由低水平耦合跃升至高水平耦合；在2017—2019年的耦合度得分降幅较大；至2019年时耦合度水平下降至研究期历史最低。从前文可知，尽管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显著提高，但是产业结构并未产生同步的优化演变效应，而是显现出日趋明显的转型帕累托最优效应，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现象的效应会进一步增大。其原因可能是该阶段产业结构过度高级化，却忽视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2019年底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改变了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规律，但是体育消费新形态的悄然产生并迅速扩散，为体育产业转型带来了新契机，特别是以线上聚集性管理活动为主的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大幅提高，尽管此时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速度放缓，但是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显著提升，两者的耦合度重新转变为高水平。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相互作用，但是两者的相互作用并不处于稳态。
从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内部结构来看，虽然体育产业本体产业规模显著扩大，并且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在体育产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依然很小，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体现为体育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与体育用品无效供给增多[32]。加之受体育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还不足、核心技术缺乏、新材料研发和应用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体育产业还无法完全改变以资金投入大、资源消耗大为特征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由此便导致了高端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供给不足、中低端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供给过剩，从而对高质量体育产品和体育服务的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可见，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研究期还没有充分形成耦合，应进一步探索推动两者协调演化的路径。
3.2.2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演化分析
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波动较大（见表3）。由表3可知：1）两者在2015—2017年的耦合协调度水平持续提高，由勉强协调转变为初级协调，耦合协调程度则由过渡协调转变为基本协调，表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时，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在提高；2）两者在2018—2019年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耦合协调水平由初级协调转变为勉强协调，耦合协调程度由基本协调转变为过渡协调，表明当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下降、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时，对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形成了制约作用；3）在2020—2022年，随着体育消费新场景、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兴起，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显著下降，但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耦合协调水平保续在初级协调状态，耦合协调程度由2019年的过渡协调转变为基本协调。
表3 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2015—202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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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质量在2015—2019年显著提高，发展势头向好。从前文可知，这主要是因为体育产业规模的扩大、体育产业发展动力的增强、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对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较小。同时，由于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幅度波动较大，加之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拮抗”现象，导致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在2018—2019年有所下降，说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未充分耦合。特别是，2019年底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改变了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规律，并且由此促进了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但是体育产业结构优化还不充分。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是不断变化的，在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甚至会出现相互制约的情况，但是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应当进一步探索使两者同向协同演化的路径，通过两者的相互促进推动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协同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从研究期而言，我国体育产业未形成系统性的整体发展，诸如体育产业结构还不够合理、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产出还不均衡、体育产业内部各细分产业协同发展程度不足、与体育产业整体结构最优化仍有差距，但是相较2015年，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在提升、产业规模总体在持续扩大、发展动力总体在持续增强。尽管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波动较大，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相互制约，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但是从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序演化角度来看，在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并且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是不断变化的，两者耦合协调度提升在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波动，甚至出现了相互制约的情况，但是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今后应当进一步探索使体育产业结构优化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向耦合协调演化的路径，通过两者的相互促进推动体育产业内部细分产业协同发展。
4.2 建议
1）以体育科技创新赋能体育产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此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动力在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鉴于我国体育产业在2015—2020年的发展动力依然不足，应当把体育科技创新作为补短板、强动能的重要突破口，在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体育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牵住体育科技创新的“牛鼻子”。首先，要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体育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力量。应围绕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立足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优化现状，精准识别体育产业内部各细分产业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关键核心技术的类型与特点，把握体育产业领域科技创新的方向，从国家宏观层面进行体育科技创新攻关，增强政策导向的精准性。其次，要协调好体育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体育行业龙头企业等社会力量，有效配置体育科技创新资源，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体育科技创新网络，以协同方式联合攻关，着力解决制约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关键难题，发展体育领域的新质生产力，促进体育产业领域产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和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实质性突破，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2）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重点，进一步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尽管我国体育服务业在2015—2020年占比有所增加，但是劳动生产率并未同步提高，并且体育产业的结构合理化与结构高级化之间的“拮抗”现象进一步加剧，说明单一依靠体育产业规模扩大并不能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体育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时，应当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重点，在有效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促进体育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体育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协调演化，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具体措施上，应当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于体育传媒与信息服务、体育经纪与代理服务、体育场馆管理等业态，政策应向引导产业结构合理化倾斜，通过加强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等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对于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业，应持续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如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和工艺创新，开发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促进该行业企业向知识密集型和创新驱动型转型。
3）以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为导向，深化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研究表明，我国体育产业在2015—2020年存在着产业内部细分产业协同发展不足、主体产业产出偏低、产业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波动较大的短板，因而要促进体育产业结构优化必须高度重视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破解体育产业主体业态发展不充分、要素短板突出、供需错配等难题。一是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先进数字技术，创新体育用品、体育场馆、体育赛事等体育产业实体经济传统业态，激发体育产业实体经济传统业态发展动力，促进其向高端化、智能化及低碳化方向发展。二是要培育新兴体育产业业态，如智能体育促进健康、体育文化创意空间、电子竞技赛事等新经济形态，进一步探索“体育+”产业的创新发展模式。三是聚焦人机交互、数字孪生等方面的核心技术，推动体育赛事创新，聚焦我国重点推广的运动项目的赛事，培育具有示范引领性的元宇宙应用场景，促进适应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与体育赛事融合发展，同时培育一批有知名度的体育科技创新企业，抢占体育领域未来产业新高地。
注释：
①该数据根据2022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计算得出。
②该数据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站发布的相关资料整理得出。
③该数据根据企研·社科大数据平台的《中国体育产业特色统计数据库》数据整理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