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型体育赛事一般是指规模较大、参与人数较多（包括运动员、现场观众与媒体观众）、具有较高竞技水平与观赏价值以及较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体育竞赛活动。尽管研究大型体育赛事的文献较多，但是到目前为止，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操作性定义并未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将大型体育赛事限定为国际体育组织举办的综合性运动会（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亚运会）和单项竞技体育赛事（如世界杯、世锦赛）以及国家级综合性运动会（如全运会）。
大型体育赛事因其被认为能为举办地带来比较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而备受青睐，成为众多城市乃至国家竞相追逐的目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型体育赛事越来越多地在中国举办。特别是在成功举办了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中国更是进入了大型体育赛事的增长期，不仅相继举办了亚洲运动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22年杭州亚运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21年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等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而且许多世界顶级的单项体育赛事如世界田径锦标赛、世界游泳锦标赛、ATP1000网球大师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赛事也纷纷在中国举办，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大型体育赛事的丰富实践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率先围绕大型体育赛事的相关议题展开了持续的讨论，而国内学术界则在21世纪初尤其是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办权后也掀起了大型体育赛事的研究热潮。首先，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讨论最多，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个议题，如发表于2023年的一篇论文[1]。具体而言：Crompton是较早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效益提出质疑的学者，其曾撰文批评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效益评估报告大多存在夸大其词的嫌疑，并梳理归纳了11个可能导致经济效益评估存在偏差的原因[2]；Baade 等研究者则认为，由于长期以来有关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的实际成本披露不透明，很难确切计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收支情况，但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支出往往远超原有预算已是不争的事实，该项研究还对奥林匹克运动会能带来显著的短期经济影响与长期遗产的说法提出了质疑[3]。其次，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同样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相较而言，国内学界对大型体育赛事可能存在的经济影响似乎更为乐观。其中，董杰等学者的研究显示，北京2008年奥运会之前的4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财务上都实现了收支平衡甚至盈余，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有局限，该文显示的财务数据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4]。例如：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支出包含了“体育设施建设”，并且作为占比最大支出项达到总支出的29%；巴塞罗那奥运会则使用了“设施及辅助设施”名目，并且也是支出占比最大的类别（占比为23.49%）；悉尼奥运会与雅典奥运会则未体现体育设施相关的名目，其占比较大的支出项均显示为“技术”，分别为19.2%和17.2%[4]。因统计口径的大相径庭，使得横向比较和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较为困难。例如，雅典奥运会的最终政府支出多达584亿元，并导致希腊整个国家债务危机雪上加霜[5]，也与前文显示的雅典奥运会实现了财务收支平衡的结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最后，学者们还关注体育赛事经济影响的机理与评价问题，并且得出了与西方学界主流观点一致的观点。例如，黄海燕等学者也认为体育赛事为举办地带来新的消费，是体育赛事产生经济影响的根源[6]，其还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运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2009年上海ATP1000大师赛的经济影响，结果显示该赛事为上海带来的税收达到2 553万3 600元人民币，但与此同时，该项研究还指出由于没有政府补贴数据的相关信息，赛事的收支状况不明了，所以也就无法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确切评判赛事真正的经济影响[7]。实际上，因大型体育赛事成本构成的复杂性和官方数据的不透明导致的对赛事成本测算困难，是造成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认识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影响和其他影响难有定论的一个关键原因。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术界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关注也从经济影响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影响[8-10]、环境影响[11-13]、促进体育发展[14-15]、塑造国家形象与展示文化软实力[16-17]等维度。然而，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的争论与有关经济影响的研讨同样激烈，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非经济领域影响在评估方法上尤其是量化评估上比经济影响更为困难，从而使得相关讨论往往莫衷一是[18]。
从国内外实践来说，既有大型体育赛事促进主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案例，也不乏赛事使主办地背负较为沉重的债务负担或其他负面影响的典型，而对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成本预计不足以及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系统性与两面性认识不够则是导致申办决策失误和赛事举办效益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全面解构和审视大型体育赛事的成本构成和预算收入，尤其是政府公共支出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深入探讨，有助于更为全面和系统地认识大型体育赛事对主办地的综合影响，为大型体育赛事的申办决策以及办赛效益的最大化提供有益参考与启示。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同时也是举办成本很高的赛事之一（尤其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对举办地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一直是有关大型体育赛事的研究焦点，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创和引领了大型体育赛事现有的市场开发模式。因此，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从学理层面对大型体育赛事进行成本与效益分析，具有较大的示范意义。选择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国际奥委会的大力推动下，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力度加大了，使得本研究能获得更多的、统计口径前后也更为一致的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收支数据，同时也更有利于基于多届赛事对成本与收益进行纵向比较分析。
1 从“烫手山芋”到“香饽饽”：大型体育赛事商业价值的显现与市场开发模式的形成
包括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许多大型体育赛事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与青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赛事本身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使得赛事通过市场开发能产生较为可观的收益。商业化运作和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效的市场开发模式是大型体育赛事商业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但在早期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国际奥委会和多数国际单项体育协会都坚持业余原则和排斥商业化，所以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并不显著。而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举办成本的不断上升，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在经济上一度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即使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陷入了无人问津的窘境。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成功化解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财务危机，并创立了全新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市场开发模式，也成为大型体育赛事市场开发的样板，对大型体育赛事的成本收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2-35。因此，在讨论大型体育赛事的成本与收益之前，本文将在简要回顾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商业化和洛杉矶奥运会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首先探讨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的相关问题及其对赛事成本收益的影响，尤其是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典型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市场开发模式。
1.1 筚路蓝缕——在危机中前行的早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早期举办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公众对其认知度低且缺乏稳定的收益，国际奥委会（IOC）在筹集资金方面常常面临巨大困难，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不得不依赖募捐和政府拨款。1896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在财务上主要得益于几位希腊富商的捐赠[20]。之后，包括1900年巴黎奥运会和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在内的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作为世界博览会的一部分而得以举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创立者，包括顾拜旦在内，秉持业余主义理念，这一理念主导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将近一个世纪[19]26。顾拜旦曾公开反对 “将体育作为表演”，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商业化可能会腐蚀业余精神[21]。他的这种态度也被几位继任者所延续。曾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就坚决捍卫业余原则，并强烈反对任何使奥林匹克运动会更商业化的举措，宣称国际奥委会 “不应与金钱有任何瓜葛”[22]。在业余主义理念的影响下，只有业余运动员才能参加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如果是职业选手，将失去参赛资格，甚至被剥夺已获得的奥运奖牌。
到20世纪80年代，在卫星电视赋能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盛事，同时也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媒体盛会。然而，由于国际奥委会坚持业余体育原则，拒绝体育职业化和商业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市场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开发。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收益有限，有几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举办城市的一种财务负担。例如，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使蒙特利尔纳税人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需要用30年才能偿清总额105亿元(按当前汇率由外币折算为人民币，下同)的债务[23]。此外，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还先后经历了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以及数届规模不等的多国抵制参赛。在多重危机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一度被视为既耗资又有政治风险的“烫手山芋”，以至于198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仅有美国洛杉矶和伊朗的德黑兰申办，洛杉矶最终因德黑兰中途退出而获得该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之后，洛杉矶市政府迅速通过公投决定，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只能完全自行筹措资金[24]。至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因此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1.2 转危为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商业模式创新
尽管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几届耗资不断加大且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但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因尤伯罗斯带领的该届奥运会组委会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措施而扭转了不利局面，在举办了一届精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同时，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债务，还创下了16亿3 000万元盈余的历史纪录[25]。该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商业手段的成功至少可以归因于3个因素。1）尤伯罗斯通过竞价的方式以15亿7 500万元的价格将电视转播权卖给了某广播公司[26]，这一价格几乎是上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3倍，并且成为之后的奥运转播的新标准,而该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的全球转播权销售总收入达到了创纪录的20亿元[19]33。2）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以排他性的赞助权益的方式通过大幅减少赞助商数量但给予有限的赞助品类的措施实现了赞助收入最大化。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主赞助商数量虽然只有30余个，赞助收入却达到了8亿6 000万元[27]，相比之下，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赞助商数量超过600余个，赞助收入却仅有50 000 000元[19]100。3）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尽可能多地使用已有体育设施，运动员村也仅是租用了当地大学的学生宿舍，从而将体育设施的建设成本降到了最低。最终该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仅新建了3个体育场（馆），尤伯罗斯还通过商业手段让赞助商支付了其中2个体育馆（自行车馆和游泳馆）的建设费用[28]。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商业模式被视为之后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乃至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的典范，也极大地提升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全球范围的受欢迎程度。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国际奥委会进一步加快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商业化和职业化的改革步伐，逐步取消运动员参赛限制，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1985年，国际奥委会推出了名为奥运计划（即后来的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简称“TOP计划”）的全球赞助项目，旨在拓展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收入来源。“TOP计划”每4年一个周期，与奥林匹克运动会4年举办1次的周期一致，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有限的赞助品类范围内为赞助商设置了全球排他性的赞助权益。首个“TOP计划”使国际奥委会产生了6亿7 200万元收入，到第8期（2013—2016年），“TOP计划”收入超过了70亿元[29]。除了TOP计划，国际奥委会还直接与全球广播电视网络谈判转播权协议，电视转播费也逐渐成为其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国际奥委会凭借电视转播权和“TOP计划”获得的资金实现了财务收支平衡，并且收入实现了持续增长。例如，在2017—2021年奥运周期，国际奥委会总收入达到532亿元，是2001—2004年奥运周期的2.5倍（见图1）[29]。其中，转播权与“TOP计划”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61%与30%，两者合计超过总收入的9成（见图2）[30]。
国际奥委会集中出售电视转播权与销售排他性的赞助权益，逐渐成为大型体育赛事市场开发的标准模式，使得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但是，由于大部分大型国际赛事的所有权属于国际体育组织，其往往不仅控制着赛事的全球转播与全球赞助计划的经营权，也控制了收益的分配权。换言之，大型体育赛事商业化产生的收益可能只有一部分会成为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地的收益。例如，国际奥委会虽然声称将其总收入的90%分配至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方（另外10%为国际奥委会自身组织管理成本），但其中分配至当届奥运会组委会的比例相对有限，以2013—2016年奥运周期为例，国际奥委会仅将总收入的41%用于支持当届奥运会组委会举办赛事[31]，其余部分则会分配至包括成员国家/地区奥委会（NOCs）、奥运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Fs）以及一些相关的国际体育组织（如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和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31]。不仅如此，国际奥委会的全球赞助计划还可能与举办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当地赞助计划产生冲突，对当地赞助计划的设置产生诸多限制。因此，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过程中，必须严格区分国际体育组织的收入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的收入，分析国际体育组织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地之间的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机制，更加科学地制定赛事预算。
2 大型体育赛事的成本之争：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本构成与资金来源解构
2.1 奥运会组委会的成本构成与资金来源
1）奥运会组委会（OCOG）的预算。奥运会组委会是由东道主国家/地区奥委会（NOC）成立的独立法人实体，专门负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织管理与运营。奥运会组委会层面的成本包括2个部分：服务支出和体育场（馆）相关成本。这部分成本涉及赛事的直接运营。其中：一部分是指服务支出，包括组织竞赛、场馆运营、交通运输、安保等方面的购买性支出；另一部分为体育场（馆）相关成本，如临时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升级服务等方面的购买性支出。
奥运会组委会的这种财务模式，反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在资金筹措方面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并且各届奥运会组委会的预算存在显著差异。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终预算情况为例（见表1）展开分析。表1显示，东京奥运会组委会在2021年的总收入达到406亿元，其中日本当地赞助成为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占比将近60%，而国际奥委会的拨款占比为22%。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现场采取了无观众模式，导致东京奥运会组委会未能从门票销售中获得原本预计的约56亿元的收入。在支出方面，约有280亿元（占总支出约70%）用于服务类项目，包括体育场（馆）与赛事运营、市场营销等，临时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成本支出为126亿元。总而言之，尽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关于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预算仍实现了收支平衡。国际奥委会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尽管各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具体财务情况上有所不同，但在近期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组委会层面均实现了收支平衡，甚至有小幅盈利[33]。
2.2 非奥运会组委会的成本构成与资金来源
非奥运会组委会（Non-OCOG）的预算（以下简称“非OCOG预算”）指的是前述奥运会组委会预算之外的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直接相关的预算。该部分预算通常由举办地政府承担，主要依靠财政资金，一般包括2个部分：一部分是与永久性竞赛体育场（馆）及非竞赛体育场（馆）建设直接相关的财政资金；另一部分是公共部门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提供运营服务的运营预算，具体包括安保、交通运输、医疗等内容。由于各个主办城市的经济条件存在差异，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非奥运会组委会的预算可能呈现出显著差异。许多举办地政府并未对外公开非奥运会组委会的预算信息，而已公开的信息显示，非奥运会组委会预算中的财政资金一般会多于奥运会组委会预算中的财政资金（见表2）。需要指出的是，成本超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办过程中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时最终成本可能会远远超出最初的申办预算。以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东京奥运会组委会的总支出为910亿元，将近是东京2013年申奥成功时原预算511亿元的2倍[34]。其中，非奥运会组委会的成本为504亿元，全部由财政资金承担，这意味着总支出的55.4%以上来自财政资金（见表2）[32]。然而，东京并非唯一面临这种窘境的城市。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其公共部门的最终支出多达735亿元[35]，这一数字将近是伦敦在2005年申奥时预估的259亿6 000万元的3倍[36]。Preuss等研究者同样发现，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到2018年平昌奥运会，所有有据可查的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非奥运会组委会（Non-OCOG）预算内的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的重大项目支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超支现象，而这些超支部分主要也还是由财政资金补充[37]。总的来说，尽管奥林匹克运动会如今在组委会层面基本能实现收支平衡，有时甚至还能产生小额盈余，但是一旦将非奥运会组委会的成本纳入考量范围，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体上仍然处于亏损状态，这意味着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于政府支持。
表2 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支出构成及占比示例 |
| 支出构成 | 2008年北京奥运会 | 2012年伦敦奥运会 | 2020年东京奥运会 | ||||||
|---|---|---|---|---|---|---|---|---|---|
| 支出金额/亿元 | 占比/% | 支出金额/亿元 | 占比/% | 支出金额/亿元 | 占比/% | ||||
| 奥运会组委会的支出 | 216.3 | 46.6 | 266 | 26.7 | 406 | 55.4 | |||
| 非奥运会组委会的支出 | 247.8 | 53.4 | 735 | 73.3 | 504 | 100 | |||
| 合计 | 464.1 | 100 | 1001 | 100 | 910 | 100 | |||
资料来源：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公开数据。 |
2.3 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在非体育设施及常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用于非体育设施及常规基础设施（如道路、机场和铁路）建设方面的资金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本之一。显而易见，这部分资金无疑也是以财政资金为主。严格来说，将常规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入奥林匹克运动会成本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其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换言之，即便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些常规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主办城市来说也是需要的，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筹备与举办可能会加速其中一部分投资的进程。而当此类支出被认为明显超出合理范围时，仍可能引发关注与争议，因为这些投资常常是以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名义进行的。例如，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了2014年索契奥运会，其举办成本多达3 570亿元，被称为是史上最昂贵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尽管这一数据显然包括非体育设施和常规基础设施投资，但仅凭这一数据就足以引发关注与争议，尤其是对索契这座仅有300 000人口的城市而言，如此巨额的投资确实难免令人质疑。
3 大型体育赛事的收益之争
3.1 关于经济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知，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财政资金。随着举办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奥委会和东道国政府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质疑，因此，对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使用公共资源的合理性便越来越具有解释的必要性，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巨额投资也成为需要阐释的重要部分。
经济效益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目标。赛事主办国或主办地政府也经常公开表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能拉动新的投资，促进旅游收入增长和产生新的就业机会，能显著提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而使东道国（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受益，所以使用财政资金进行补贴也就顺理成章。例如，东京都政府在2017年曾公布，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从2013年起的18年内为日本创造总计19 880亿元的经济效益，并提供约1 940 000个就业岗位[38]。
然而，这些关于经济效益的观点正日益受到质疑，尤其是来自学术界的批评。学者们广泛分析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经济效益方面的相关数据，认为许多有关大型体育赛事的效益研究属于事前预测，通常由既得利益的团体委托进行，所以很难经得起赛后的实证检验。此外，还有学者认为，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夸大经济效益的内在缺陷[3]。
首先，基础设施投资经常被误用于计算经济效益的提高。许多研究者通过体育设施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的投资预测大型体育赛事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就业岗位数量的影响。由于多数投资来自东道国，尤其是举办地政府，所以这些投资不应用于评估经济效益。
其次，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地居民的支出被列入大型体育赛事经济效益评估的计算范围。这些支出不应包括在内，因为其不是来自外部的新投入资金，而是东道国内部的货币流通。即使在不筹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情况下，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地居民消费通常也会产生货币流通，所以这些货币流通并没有使举办地形成额外增加的经济产值。
再其次，外地游客的甄别有误。一些外地游客可能因其他原因恰好在东道国主办城市，并选择顺便参观赛事。还有一些游客原本已经计划前往东道国主办城市，但选择在体育赛事举办期间成行。在这2种情况下，将其列入评估经济效益范畴都存在问题，因为这些消费者支出并不说明主要是因赛事而产生的，或者是即使没有赛事的举办，这些游客仍旧会前往主办城市进行消费。
最后，挤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有的人希望享受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也有人选择远离奥林匹克运动会。因此，一些潜在的外地游客可能会改变旅行计划，选择其他旅游目的地。此外，还有一些举办城市居民会选择在举办城市之外的地区旅行，以规避奥林匹克运动会可能带来的种种不便。在这2种情况下，东道国的一些社区会因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而损失一部分消费者支出，这些应作为净损失扣除，但在实际的赛事经济效益评估时却很少被考虑。
进一步审视东京都政府关于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经济影响的声明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数据凸显了上述几乎所有方法论存在的缺陷。相比之下，学界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经济学研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实际经济效益要么接近于零，要么低于赛前预测值。例如，一项关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2年盐湖城奥运会的赛后研究显示，没有证据表明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其举办期间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东道国地区，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40]。媒体关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东道国游客数量下降的报道也显示，如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办时当地的大量旅馆闲置，表明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旅游的直接影响实际上甚至可能是负面的[41]。尽管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经济影响存在批评和争议，但是许多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国政府仍采用了不合理的赛事评估报告，夸大了赛事的经济影响。
由于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能为主办地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的说法受到学术界较为广泛的质疑，对大型体育赛事关注的焦点也开始由经济影响逐渐拓展至其他维度，诸如基础设施完善、城市更新、东道国旅游目的地营销、体育发展等大型体育赛事可能产生的更为广泛的潜在效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批评和质疑，国际奥委会近年来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国际奥委会发布了《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奥林匹克2020议程：奥运会新规范》，以降低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成本，并为东道国留下更为持久的遗产[42]。其中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奥运会新规范》旨在重新建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方式，以确保奥林匹克运动会成本可控、效益广泛且发展可持续[43]。
3.2 关于体育设施遗产
在奥运遗产中，那些大型体育场（馆）虽然只占少数，却常被视为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最耀眼的遗产。但是这些耗资巨大的体育场（馆）往往在赛后要么因为设计过时或过于超前而变得无人问津，要么因为使用率低成为财政负担。悉尼、雅典、里约、索契等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城市都曾遇到这样的困境：精心打造的奥运场馆在赛后或闲置，或需要持续的财政补贴维持运营[44]。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可能更为棘手，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城市为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往往需要新建更多体育场（馆），但是赛后这些大型体育设施的持续利用却面临更大挑战，例如，因发展中国家举办大型体育赛事较少，职业体育发展相对滞后，修建的大型体育场（馆）在赛后利用率较低，有的甚至成为举办地政府沉重的经济负担。对此，《奥林匹克2020议程:奥运会新规范》围绕降低奥运会设施成本制定了诸多措施。例如：升级/翻新/改造场地；最大限度地利用各城市现有及规划中的基础设施，并考虑使用临时性及可拆卸场馆；通过利用国际奥委会的利益相关者网络，协助未来主办城市/国家制定并实施其遗产战略[45]。2019年6月，国际奥委会的改革更进一步，允许多个城市、地区乃至国家共同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且明确鼓励利用现有或临时场地[42]。
3.3 关于城市更新
奥林匹克运动会通常被视为推动区域更新的“加速器”，尤其是成了老旧城区改造与更新的“利器”。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该届奥运会申办时的重要承诺就是使伦敦东部的下利河谷区域实现城市更新。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曾在2010年表示，奥运遗产将“使伦敦东部从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蜕变为共享发展红利的繁荣之地”。然而，这种美好愿景却难掩复杂现实：当伦敦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契机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时，该市传统社区重建、房价与物价飞涨，最终导致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因生活成本急剧增加而被迫搬离[46]。因此，伦敦因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促进城市更新后，城市区域的发展加深了当地居民间的矛盾，以及因传统社区被中产阶层化而陷入士绅化困境[46]。
3.4 关于主办国（城市）形象提升与旅游目的地营销
对于东道国，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如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通过赛事巨大的媒体聚焦效应与放大效应，使举办地成为旅游目的地和塑造东道国（主办城市）形象的有效手段[47]。从理论而言，大型体育赛事对主办城市形象的塑造可以视为是一个品牌企业形象塑造的迁移过程，即由大型体育赛事的形象塑造迁移至主办城市形象的塑造[48]；此外，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而言，大型体育赛事还可以成为展示主办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有效方式[49]。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奥林匹克运动会通常被视为东道国向世界展示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从长期效益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主办地产生的这种城市形象塑造效应可能比短期的经济效益更大。但与此同时，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对主办国（城市）形象的塑造也不是必然的，甚至有可能是负面的。以2016年里约奥运会为例，相关调查显示，该届奥运会后，里约热内卢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水平的评价相较于该届奥运会前不但没有更高反而降低了，这或许与赛前以及赛事举办期间出现了大量关于里约奥运会的负面新闻有关[50]。
3.5 关于心理收入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经常被认为能产生心理层面的好处，如激发赛事举办地居民自豪感以及使其产生积极情绪，学术界将此称为心理收入。虽然有的人认为观看体育赛事只能产生短暂的兴奋，但有关证据显示，体育赛事也可能产生更持久的美好回忆[51]。例如，有研究者发现，北京居民因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产生的自豪感，在该届奥运会结束后的5年内仍能明显感受到[51]。然而，慕尼黑申办2022年奥运会时被当地51%的公民投了反对票，以及有的届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期间频繁出现抗议活动，这表明，从举办国而言，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不是一定得到国民的赞成和产生积极情绪。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从社会交换理论、认同理论等视角探讨大型体育赛事心理收入产生的原因与原理，但对其发生机制的认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10]。
3.6 关于体育发展
3.7 概述
总之，除了经济影响之外，大型体育赛事还可能对主办地的体育设施、城市更新、城市形象、心理收入、体育发展等许多其他方面产生潜在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此外，受赛事主办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因素制约，加之赛事组织管理和运营水平的不同，不同国家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对主办地产生的影响也会存在显著差异。
4 其他相关议题
4.1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成本收益比较
与大型体育赛事成本收益论争紧密相关的一个议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可能造成的赛事举办成本与收益的差异。大型体育赛事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男足世界杯等国际赛事，因为其高昂的举办成本和复杂的举办条件，一度成为少数发达国家的专有权利。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入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行列。南非、巴西先后举办了男足世界杯，巴西还在举办了男足世界杯后又举办了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则在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进入了大型体育赛事发展期。从赛事举办的成本收益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在成本、体育场（馆）赛后利用等方面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首先，绝对成本更大。由于发达国家体育设施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往往无需为大型体育赛事修建新体育场（馆），可以节约大量办赛成本。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需要新建更多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从而导致绝对举办成本往往更大。其次，相对成本更高。即便最终的成本相同，经过购买力平价换算后，发展中国家大型体育赛事的实际举办成本仍然更大。再其次，机会成本更大。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条件相对更好和设施更完善，所以使用公共财政投入体育赛事的机会成本较小。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资金较为欠缺，国计民生投入缺口较大，使用公共财政资金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机会成本相应更大。最后，大型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面临更大挑战。发展中国家不仅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成本较大，赛后场馆利用也可能困难更大。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频率较低，职业体育发展相对滞后，对已修建的大型体育场（馆）的赛后利用率低。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收益方面有一定的比较优势。首先，城市营销的效果更为明显。鉴于发达国家的办赛城市已具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且频繁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就会使通过赛事塑造城市形象和城市品牌资产的边际效益递减。相较而言，大型体育赛事对发展中国家主办地的城市形象与城市品牌资产产生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当然，前提是赛事本身必须有很高的质量。其次，增强国民自信与增加心理收入的潜在价值更大。发展中国家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机会相对较少，所以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对举办国公民的心理收入和自信心的影响往往更为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北京2008年奥运会对中国公民的自豪感产生了持久而显著的正向影响[51]。最后，促进体育参与的效果更为显著。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体育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为其提供了改善体育设施、普及运动项目的机会，所以促进举办地体育运动发展的“涓滴效应”可能更为显著。
4.2 体育赛事生态系统与体育赛事体系的构建
随着对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与收益并存认识的深化，无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对大型体育赛事关注的焦点也逐渐从“是否”和“多少”向“为何”以及“如何”转换,即从检验大型体育赛事各种效益的存在与否和成本收益的量化评估转向大型体育赛事风险与收益的发生机制以及办赛效益的提升路径的分析。其中，除了大型体育赛事经济社会影响每个具体维度的产生机制与作用原理这一研究主题之外，还有至少2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主题。
二是体育赛事组合与体育赛事体系的构建。其中，体育赛事组合主要是指异质性（如不同运动项目）且相互关联的多个体育赛事通过时间、空间等维度的排列组合，在功能上实现相互补充与相互促进，同时通过规模效应与产业集群效应可以降低办赛成本和提高办赛效益[55]。而体育赛事体系则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由一系列不同等级且相互关联的体育赛事构成的有机整体”[56]。与体育赛事组合相比，体育赛事体系更强调不同等级的同质性赛事（如同一运动项目赛事）之间的相互衔接（如资格赛、升级赛等），所以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不同竞技水平的参赛者和观赛者的需求。无论是体育赛事组合还是体育赛事体系，都旨在突破单一运动项目赛事的局限，通过多个运动项目赛事之间的相互补充或衔接提高办赛效益。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大型国际赛事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但是赛事的商业收益往往归属于国际体育组织，国际体育组织与赛事主办方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大型体育赛事与转播（直播）商、赞助商的合作使得大型体育赛事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转播（直播）商的转播权收入、商业赞助都成为大型体育赛事越来越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国际体育组织往往主导着多数国际赛事的转播、市场开发和相关收益的分配，赛事主办方只能从国际体育组织获得一部分收益用于赛事的举办，所以国际体育组织与赛事主办方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分化。
2）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成本高，且依赖主办国政府补贴。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成本至少包含3个方面，即赛事本身的运转成本，与赛事举办直接相关的体育设施、安保等方面的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即使赛事主办方在赛事本身的运转方面能通过市场开发实现收支平衡，但由于体育设施、安保相关的其他直接成本主要由财政资金承担，且比重往往超过赛事运转所需资金。这就意味着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仍依赖于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
3）从收益的角度而言，大型体育赛事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不必然，并且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从理论层面来说，政府之所以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因为大型体育赛事被认为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能对赛事举办地产生正外部效应，包括经济效应、体育设施遗产、城市更新、举办地城市形象塑造、心理收入增加等，但实践表明，大型体育赛事在上述各维度的正向效应的显现并不是必然的，会受各种因素制约。具体而言，经济效应取决于赛事吸引新增外地游客的数量及其消费情况，体育设施遗产则取决于赛后是否能得到充分利用，城市更新效应取决于能否有效化解举办地居民间的阶层矛盾、抑制物价飞涨等潜在负面影响，对主办地城市形象的塑造取决于赛事筹办与举办本身是否顺利和精彩以及有效的营销策略，心理收入则取决于赛事对居民的影响和在此基础上居民对赛事的认知与感受。
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往往意味着需要更高的成本，同时面临大型体育场（馆）赛后利用更困难等挑战，但是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挑战时，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在塑造举办地城市形象、增强举办地居民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及促进体育发展等方面获得更大的收益。
5.2 建议
1）大型体育赛事申办之前要做好充分的评估，在科学评价赛事的举办成本、办赛条件的基础上结合赛事举办地的实际审慎选择赛事再作出是否申办的决定。
2）赛事主办方向大型体育赛事所有权机构争取成本分摊与收益分配的最大可能的比例。
3）通过遗产战略规划和赛事市场开发，提升赛事的综合效益，减少各种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体育产业与旅游业联动，尽可能吸引外地观众到现场观赛，并通过整合营销等多种途径促进消费，最大可能提升赛事的经济效益。二是办赛要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设施，新建场馆则应在赛前做好赛后利用规划，以降低办赛成本和提高赛后利用率。三是无论是赛事的选择还是赛事的申办与举办，都要充分考虑举办地居民的需求、利益与感受，建立利益相关者沟通机制，提升居民的参与感、获得感与自豪感，以获得良好的城市更新效果与心理收入效应。四是通过有效的营销策略与媒体策略，促进体育赛事对主办地城市形象产生积极影响。五是促进体育赛事与举办国居民体育健身的融合，通过体育赛事与举办国居民的信息互动、体育明星发挥示范效应、体育设施的改善、体育服务质量的提高等多种方式催生“涓滴效应”，为主办地留下可持续开发的体育遗产。
4）从未来的研究而言，要进一步加强立足于中国主办的大型体育赛事的经济社会影响发生机制和路径的研究，如中国特色办赛模式的构建与创新，为中国主办的大型体育赛事提供更有建设性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