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1]。习近平曾在2014年举办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强调，“三大球”取得辉煌成绩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2]，在2020年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进一步要求“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路径”[3]。然而，当前的中国篮球运动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日益凸显[4]。其中的主要矛盾是篮球赛事开展得不平衡和不充分。篮球赛事作为篮球运动的核心部分，是中国篮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曾明确要求，建立体系完整、布局合理、积分认证、监管有序的篮球赛事体系[5]。国家体育总局于2025年11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篮球改革发展的意见》中进一步要求，融合贯通赛事体系、改革完善职业联赛体系、完善社会篮球赛事体系[6]。在竞技体育国际竞争格局加速演变与中国体育深化改革受多重因素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篮球赛事体系如何实现突破、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追溯了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演变脉络，辨析了其功能指向，审视其当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尝试提出契合新形势的完善策略。
1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基本内涵与类别谱系
1.1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基本内涵
体育赛事始终嵌入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中，其功能属性及举办模式均呈现出动态适应性，并且还在不断发生变化[7-8]。有研究者将“体育赛事”同“运动竞赛”加以区分，并提出体育赛事是以运动竞赛为中心，同时还涉及到市场营销、项目管理、组织文化等多个方面，在运动项目普及规律、竞赛规则与经济社会变量的交织影响下向消费者输出体育产品及体育服务[9-10]。还有研究者从宏观战略层面对“三大球”整体振兴[11-13]、赛事体系结构失衡及治理创新[14-15]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探讨，提出了一体化赛事序列的构想[16-17]。从体系的概念内涵而言，“体系”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为“有组织、有系统、有秩序”，1989年版的《辞海》中将其界定为“是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据此，可以将体育赛事体系界定为以实现赛事综合价值为旨归，由相互关联的赛事要素与治理机制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18]，一般包含类别谱系和构成体系2个部分。
1）关于类别谱系。在田麦久提出的“项群理论”的基础上，笔者基于多元分类逻辑学对篮球赛事的类别谱系进行了梳理。例如：按照参赛人数通常分为五人制与三人制；按照赛事等级分为国际赛事、洲际赛事、全国性赛事与地方赛事；按照办赛目的分为政治导向的竞技篮球赛事、文化导向的群众篮球赛事、经济导向的职业（商业）篮球赛事；按照竞技水平分为专业（职业）篮球赛事与业余篮球赛事；按照参赛者年龄分为老年人篮球赛事、成人篮球赛事、青少年篮球赛事；按照赛事主办方分为学校篮球赛事、社区篮球赛事、部队篮球赛事。
2）关于构成体系。从篮球赛事的构成体系而言，一般至少包含功能目标体系、竞赛体系、组织管理体系、资金投入体系、服务保障体系、外部环境因素6个要素。笔者基于体育生态系统理论[19]将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界定为，立足多元主体的综合需求，以篮球运动为核心内容，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各级各类赛事及其治理体系耦合而成的有机生态系统。该体系具有以下4个特征。一是人民性。体现为篮球运动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篮球运动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正是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本质属性。二是时代性。中国篮球赛事体系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特定的功能指向。三是发展性。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及治理机制，同时需要广泛借鉴其他生态系统的有益经验，实现传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四是系统性。通过明确功能目标、等级结构及内外循环机制，将分散的篮球赛事整合为一个目标统一、功能互补、有序举办的有机整体。
1.2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类别谱系
当前，中国篮球赛事的办赛动力主要依次来自政府、社会及市场，并且已形成了以竞技体育系统为主导、学校体育系统为基础和社会体育系统为补充的赛事谱系。一是体育系统的篮球赛事。以举办国际赛事、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全运会”）、篮球职业联赛、全国篮球锦标赛、U系列篮球比赛等赛事为主的竞技（职业）篮球赛事体系。二是教育系统的篮球赛事。以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学青会”）、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L）、全国初高中篮球联赛、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为重点的学校篮球赛事体系。三是社会系统的篮球赛事。以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CBO）、青少年篮球公开赛（NYBO）、“和美乡村”篮球联赛（被称为“村BA”）等为典型的社会篮球赛事体系。
然而，仅对基于不同动力形成的篮球赛事谱系进行分析，难以充分体现篮球赛事体系在功能实现、主体互动及治理机制上的发展性特征。这种根据主办单位属性进行分类的方式，虽然能明晰资源配置的管理体制与层级关系，却无法准确界定各类赛事在竞技水平、参与者及发展目标上的功能差异，更难以解释跨部门、跨管理体制的混合型赛事，如体现体教融合的全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和社会办篮球职业赛事的生成逻辑与运作规律。特别是随着U系列篮球赛向学校延伸、大学生联赛球员向职业联赛流动、三人篮球横跨多个系统的趋势深化，传统的“三分法”出现了边界模糊与功能交叉的问题。鉴于此，结合我国体育体制特征、篮球运动发展现状与学术研究需要，笔者将竞技篮球赛事、群众性篮球赛事、青少年篮球赛事、三人篮球赛事列为重点研究对象。以下分别进行阐述。
1）竞技篮球赛事。竞技篮球赛事以锦标主义为基本逻辑，在运动技术上体现出高水平和专业性，一般分为周期性综合赛事和周期性单项赛事，或分为国内竞技篮球赛事与国际竞技篮球赛事。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竞技篮球运动的兴起得益于群众篮球运动与竞技篮球运动的协同发展、多等级赛制的无缝衔接与后备人才梯队建设的系统推进[20]。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竞技篮球赛事进一步产生了临时性的商业性篮球赛事与周期性的职业篮球赛事。商业性篮球赛事体系呈现出高中心性、半开放、松散型、非地域根植及复杂性的特征[21]。而职业篮球赛事虽然具有产业化发展潜力，但是目前却与竞技篮球运动协同发展不充分[22]。职业体育更是存在着“体育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与部分运动项目过度市场化并存、体育市场竞争与运动员身份权利竞争并存”的治理复杂性，亟待以人民需求为导向、以体育体制机制改革为核心加以深度重建[23-24]。
2）群众性篮球赛事。该类赛事又称“社会篮球赛事”或“业余篮球赛事”。在中国体育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中，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相对应，参与者存在业余与专业之分。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群众性篮球赛事是非职业运动员自发组织的非职业赛事和业余赛事，如各类职工篮球赛事，其中的广东模式[25]、贵州省台盘村篮球大赛[26-27]、湖北大冶篮球联盟[28]等典型例子，均凸显了此类赛事的组织自发性、参与广泛性与文化本土性[29]的特点。其发展动因可归结为健身需求的制度化表达、区域发展进程的外部推力以及体育、文化产业、旅游业、商业的融合发展[30-31]。但是随着篮球运动的发展，很多参与群众性篮球赛事的球员也体现出了专业（职业）水准。从广义上，群众性篮球赛事的外延又可以扩展至学校篮球赛事与青少年篮球赛事。
3）青少年篮球赛事。青少年篮球赛事是按照参赛者年龄与身份划分的。目前，我国主要有2套并行的赛事体系，即体育系统主办的梯队篮球赛事体系和教育系统主办的学校篮球赛事体系（又称“校园篮球赛事”或“学生篮球赛事”），并且校园已成为青少年篮球活动的主场域。例如，截至2024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70 000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2亿8 600万人[32]，其中就有2 796所篮球体育传统特色学校[33]。由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构成的四级篮球赛事体系已初步形成，呈现出以教育系统赛事为主导，体育系统赛事与社会系统赛事为补充的状态，但是存在学段间缺乏按照年龄划分的赛事、赛事统筹与分类不足等短板[34-36]。因此，有研究者呼吁，以竞赛为突破口，解决赛制不同、赛历相冲突、功能适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整合体育系统设立的U系列赛事与教育系统设立的学校赛事，构建全国大中小学一体化竞赛体系[37-40]。
4）三人篮球赛事。三人篮球赛事是按照参赛人数划分的。中国三人篮球比赛的开展始于20世纪90年代[41]，经过20余年发展，于2014年被列入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42]，2017年列为第13届全国运动会新增小项[43]。2021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超三联赛”）过渡赛启动，经过2个赛季形成了“20支超三联赛球队、8支超三联赛卫星赛球队及女子三人篮球联赛（以下简称“女子三人联赛”）”的职业赛事规模[44]。三人篮球赛事完成了从业余到职业的晋级。学界对其关注始于国际篮球联合会（FIBA）在2010年前后的全球化布局，研究主题涵盖世界三人篮球赛事体系比较[45]、中国特色三人篮球竞赛体系构建[46]以及群众性篮球赛事、竞技篮球赛事、学校篮球赛事的三维发展路径[47]。
2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演变的历史考察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演变轨迹，既是中国体育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微观缩影，也是中国体育的国家治理逻辑与管理制度变迁的集中反映。因此，笔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角对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演变进行历史学考察，以期理顺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阶段性特征与功能变化。本研究以重大事件、典型赛事及时序区间为依据，将中国篮球赛事体系演变过程大致分为5个阶段（见图1）。
2.1 赛事萌芽与球队诞生（1921—1949年9月）
篮球运动是在19世纪末由美国人来会理传入中国天津的，中国篮球史上的第一场比赛也是在天津举办的[48-49]。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红军队伍中出现了第一支篮球队。该球队是贺龙在建设湘西革命根据地时期亲手组建的，并称为“战斗篮球队”[50-51]。之后：在长征途中，朱德参加了红军篮球队与遵义三中篮球队的友谊赛[52]；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发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著名体育号召，八路军第120师积极响应并恢复了湘西时期创建的“战斗篮球队”，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媒介[53-54]。球队队员们在战斗之余每到一地，不仅联谊地方篮球爱好者打球、和友军进行友谊比赛、向青少年和农民普及篮球运动，而且通过篮球赛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极大地扩大了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力和激发了青年农民的参军热情。
2.2 赛事初创与暂时中断（1949年10月—1971年）
1949年10月1日，“战斗篮球队”与临汾党校代表队展开的篮球友谊赛被誉为“新中国的第一场篮球赛”[55]。之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成为体育工作的指导方针，中国篮球运动得到快速普及与发展。1949年10月举行了北京市体育大会，并进行了篮球比赛[56]。1951年5月举行的全国篮球、排球比赛大会，以及国家体委（时称“中央体委”）在1954年至1955年连续2年举办的全国篮球联赛[57]33-53，标志着新中国竞技篮球的体系化开端。1956年，中国篮球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篮协”）成立，开始举办全国篮球锦标赛，同年将全国篮球联赛分设为甲级队联赛和乙级队联赛，并于1957年增加了丙级队联赛和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57]55-78，至此，形成了甲、乙、丙三级联赛制[57]79-96。同时，篮球运动三级训练网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运动大会（以下简称“军体会”）、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以下简称“工运会”）、全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的篮球赛事相嵌套，形成了篮球项目的举国体制雏形。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缩短战线，保证重点”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篮球赛事体系出现普及与提高的结构性分离，并在竞技水平上呈现出专业与业余的两极分化。1966年，根据原国家体委关于“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指示精神，中国篮球队在5年多时间与多国篮球队进行了多次主客场篮球比赛。期间，国内各级篮球赛事停赛[58]243。直到1971年，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开始重组篮球队，才开始进行系统训练与比赛[59]。
2.3 赛事恢复与体系重建（1972—1991年）
1972年，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和全国篮球分区赛宣告中国篮球赛事体系全面重启[58]503-504。从1973年起，全国篮球联赛[60]、全国青年篮球联赛[61]66等赛事逐渐恢复。其中，全运会、军体会等综合性运动会的篮球赛事被重新锚定为高水平竞技平台。而全国中学生运动会（以下简称“中运会”）的篮球赛事、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以下简称“大运会”）的篮球赛事、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则成为青少年高水平篮球赛事。中国于1976年和1978年分别主办了北京国际女子篮球友好邀请赛[62]和北京国际男子篮球友好邀请赛[63]241，并逐步引入国际篮球联合会的篮球竞赛规则。1978年，全国篮球联赛分为甲级队、乙级队、丙级队的等级比赛制度得以重建[63]167-186，但是在1980年取消了丙级队联赛，1983年国家体委又将全国篮球甲级队联赛与乙级队联赛合并为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分为男队与女队），并对全国竞赛制度和竞赛方法做出了新规定[64]。之后，国家体委提出了国家办体育与社会办体育相结合的指导思想，社会力量开始参与邀请赛等赛事的筹办，为后续篮球赛事职业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到1991年，除了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全国俱乐部杯男子篮球赛、全国篮球联赛、全国少年乙组篮球赛、全国少年篮球赛、全国行业职工篮球赛等赛事以外，中国还分别举办了世界篮球锦标赛、国际男子篮球邀请赛、亚洲篮球锦标赛、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篮球锦标赛等国际赛事[65]。
2.4 职业化探索与体系初成（1992—2012年）
1992年6月，北京“红山口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运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方向，同样为中国篮球职业化发展提供了改革思路。1995年，全国男子篮球甲级联赛启动（现“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前身），并开始了竞技篮球职业化运作。1996年至1998年，中国篮协又将全国男子篮球联赛分为全国男子篮球甲级联赛（2005—2006年更名为“CBA职业联赛”[66]，2007年又更名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并沿用至今）、全国男子篮球甲B联赛及全国男子篮球乙级联赛3个等级，并实行升降级制度。1997年，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篮管中心”）成立，成为具有篮球项目管理职能的国家体育总局直属单位。至此，中国篮球赛事步入市场化运作阶段，呈现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力量共同驱动的治理特征。职业篮球联赛、学校篮球赛事、群众篮球赛事作为三大支柱，在中国篮球运动发展过程中有序分化、并行不悖，其制度设计与功能定位也在不断变化。从职业篮球赛事来说，2004年，中国篮协将全国男子篮球甲B联赛和乙级联赛合二为一，成立了全国男子篮球联赛（CBL），又因该联赛英文简称与中国棒球联赛相同而于2005年更名为NBL，并沿用至今。与此同时，全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于1998年设立（由“全国女子篮球俱乐部联赛”改制而来，现“中国女子篮球联赛”的前身），并与其次级联赛——全国女子篮球乙级联赛形成升降级机制。这些标志着我国五人制职业篮球赛事体系初步形成。从学校篮球赛事而言，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以下简称“大体协”）于1998年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之后出现了中国大学生篮球超级联赛（CUBS）。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基本形成体育局和教育委员会（教育局/厅）联合举办省级学生篮球比赛的局面，参赛主体主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级各类体育传统学校。这标志着我国学校篮球赛事的体系化发展。从群众篮球赛事而论，全国企业职工篮球比赛和全国行业职工男子篮球赛是群众篮球赛事的典型[67]。此外，还有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三人篮球赛都是这一时期群众性篮球赛事的主要形式。这些群众性篮球赛事的逐渐兴起，意味着群众篮球赛事市场化运作的开始。
2.5 结构优化与国际接轨（2013年至今）
2012年，中国篮球赛事体系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6年，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篮联”）成立，标志着中国职业篮球联赛进入规范的市场化运营、推广及开发阶段。2017年，中国篮协开始实体化改革。2021年，深篮体育（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篮体育”）成立，成为三人篮球赛事推广、中国三人篮球联赛运营以及举办全国性篮球赛事的市场主体。自此，形成了由篮管中心、中国篮协及其下设地方篮球协会、中篮联、深篮体育、各类承办单位构成的篮球赛事治理主体结构。在此基础上，中国篮球赛事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1）职业篮球赛事矩阵日臻完善。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中国女子篮球联赛（由“中国女子篮球甲级联赛”改制而形成）及全国男子篮球联赛三大职业联赛之外，又增设了中国篮球发展联赛（CBDL）、超三联赛、女子三人联赛以及中国男子篮球职业俱乐部杯赛，形成了当前的中国职业篮球赛事体系。2）竞技篮球梯队赛事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一方面，承办了国际篮联三人篮球职业赛、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世界大运会、亚运会、世界运动会等各类国际赛事。另一方面，不断优化全国青（少）年篮球U系列赛（含U21锦标赛和U19联赛）、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含U17、U15、U14、篮校杯、基地U15、传统校等）、全国三人篮球锦标赛、全国体校U16篮球锦标赛、全国U18三人篮球锦标赛、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等梯队赛事体系。3）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篮球赛事不断进行结构调整。例如，全国城市运动会（以下简称“城运会”）更名为全国青年运动会（以下简称“青运会”），中运会与大运会合并为全国学生运动会（以下简称“学运会”），学运会与青运会合并为学青会，2017年天津全运会增设群众篮球赛事，基本形成了由全运会、学运会及青运会构成的篮球赛事格局。4）学校篮球赛事已成体系。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中国大学生3×3篮球联赛、全国体育院校篮球联赛（SCBA）、中国中学生篮球锦标赛、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中国中学生三对三篮球联赛以及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已完成了大学、中学、小学赛事的贯通。5）群众篮球赛事蓬勃发展。肯德基全国青少年三人篮球冠军挑战赛、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YBU）、中国小篮球联赛（MCBA）、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3×3黄金联赛、“体总杯”中国城市篮球联赛、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等群众篮球赛事日益增多，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等省份已日渐形成区域性业余篮球赛事体系。
3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阶段性功能指向
功能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作用或效能，是事物属性的外在作用的体现。中国的篮球赛事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活动，兼具文化、经济等多重属性，其功能随着国家体育治理目标与时代变化而动态调适。笔者基于“属性-功能”分析框架对中国篮球赛事在不同时期的功能进行梳理，进一步厘清了变化过程。具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篮球赛事的功能是抗日宣传需要与动员群众；新中国成立后的篮球赛事的功能是新的社会制度认同与企业文化建设；改革开放初期的篮球赛事的功能是国际交流和外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完善时期的篮球赛事的功能是经济建设与寓教于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篮球赛事的功能是促进社会进步与满足多元需求。
3.1 抗日宣传需要与动员群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篮球运动是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中的重要体育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这一时期，红军队伍中的篮球赛事呈现出军民联谊、形式简易、时空弹性的特征，尚未形成制度化的竞赛体系，但是功能十分明确，在抗日宣传、增强红军号召力及凝聚抗日共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以其“星火燎原”之势，为新中国篮球赛事的制度化奠定了社会心理与文化认同基础。
3.2 新的社会制度认同与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篮球赛事在1950年至1970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3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为过渡时期；1956年至1966年为探索时期；1966年至1970年为中断时期。篮球运动在前2个时期快速普及与蓬勃发展，呈现出2个显著特点：一是竞技篮球赛事的举国体制、等级联赛及综合性运动会在篮球运动员的选拔与培养方面相互嵌套；二是群众性篮球赛事蔚然成风与风靡一时。其中的原因是，篮球赛事能促进广大民众对新中国的社会制度的认同，功能主要体现为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随着时间推移，毛泽东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体育事业开始服务于生产和国防建设，特别是篮球赛事对企业文化的塑造功能不断凸显。与此同时，“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赛训指导原则使得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篮球运动竞赛体系，国内篮球赛事成为培养和选拔竞技篮球人才的途径和手段。由此，中国竞技篮球事业得以迅速发展。
3.3 国际交流与外交
3.4 经济建设与寓教于乐
在改革开放以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篮球赛事体系逐步呈现出系统上和功能上的双重分化，逐步分化形成职业篮球赛事、综合性运动会的篮球赛事、学校篮球赛事、群众性篮球赛事等多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功能也有所不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释。1）职业篮球赛事旨在产生经济价值。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中国女子篮球联赛、全国男子篮球联赛等职业篮球赛事体系初步形成。如果说1992年之前作为计划经济时期产物的中国篮球赛事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完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系列建设目标，那么1992年之后的中国篮球赛事则发生了功能分化，即开始探索竞技篮球赛事的经济功能。2）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承担一定的政治任务。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篮球比赛（如全运会、城运会、农运会、青运会）仍以政府主导，从赛事属性、目的及功能而言，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篮球赛事体现的是准公共产品属性和高水平竞技性，是行政区域间的体育交流盛会。3）学校篮球赛事服务于教育目标。目前，教育系统的学生篮球赛事体系初步确立，形成了由教育系统联合体育系统举办的大、中、小学系列篮球赛事体系。4）群众性篮球赛事具有动员全民健身的功能。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十分繁重[69]，因此，发挥体育赛事（包括篮球赛事）的文化、教育与社会动员功能的作用十分必要，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各级各类组织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地举办或参与着群众性篮球赛事，使群众性篮球赛事发挥了动员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功能。
3.5 促进社会进步与满足多元需求
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篮球赛事体系又呈现出从分化到整合的特征，不仅要体现时代变化，还要满足各方利益主体的多元价值需求，最终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目标。此时的篮球赛事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竞技篮球赛事逐步与国际竞技篮球赛事接轨，体现出塑造体育大国形象与促进体育产业升级的功能叠加。除了为国争光以外，通过引进国际赛事与洲际篮球赛将篮球世界杯、篮球亚洲杯等赛事纳入中国竞技篮球赛事体系，从而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与打造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并且还同步带动了体育服务贸易、智慧场馆建设等体育产业链的升级。2）综合性运动会竞技篮球赛事与群众性篮球赛事融合发展，实现了以运动员引领与动员群众参与的功能融合。篮球运动不再只局限于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而是在不断向群众普及。例如，全运会增设群众组篮球赛、街头三人篮球赛进入全运会。贵州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等各类特色篮球赛事的涌现，使得“看篮球、打篮球、聊篮球”成为民众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3）学校篮球赛事尝试与职业篮球赛事挂钩，实现校园篮球育人与职业篮球后备人才选拔的功能衔接。尽管当前中国的学校篮球赛事的主要功能是育人，对中国竞技篮球的支撑与促进作用也有限，但是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推进，学校篮球赛事的人口优势将会逐步发挥作用，成为职业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与选拔的关键路径。
4 完善中国篮球赛事体系面临的实际难题
随着电视与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中国篮球赛事的被关注度在不断攀升，消费者市场规模在逐渐扩大。相关报告显示：2024年某体育赛事平台全年新增赛事9861个，接入比赛276 000场，其中三人篮球赛事占比达到14.67%、青少年篮球赛事占比更是达到56.78%[70]。然而，中国篮球赛事体系在提高国家队竞技成绩、满足群众参与需求、畅通篮球后备人才选拔路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功能缺陷。这些表征问题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贯穿于举办篮球赛事的各主体横向协同、赛事体系结构调整、篮球后备人才纵向流动、与篮球赛事体系外部互动等各个关键环节，既制约着篮球赛事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影响着篮球赛事体系自身的可持续性。由此，本研究从横向联动、结构要素、纵向流动、内外交流4个维度剖析进一步完善中国篮球赛事体系面临的实际难题，并基于此提出优化路径。
4.1 不同系统横向联动缺乏协调机制
当前，逐渐形成了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及社会系统3个子系统所办篮球赛事并行发展的局面。一是体育系统以篮管中心、中国篮协、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篮球运动协会及以下各级体育组织为主导举办的篮球赛事；二是教育系统以教育部、各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体育组织为主导举办的篮球赛事；三是社会系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下设各级工会组织、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及其下属各级组织、各类市场主体为主导举办的篮球赛事。3个子系统举办篮球赛事的目标侧重点不同。从目标管理角度而言，目前，竞技功能和经济功能是体育系统举办篮球赛事的主要工作目标，体质健康促进功能和育人功能是教育系统举办篮球赛事的主要工作目标，而社会活动功能与满足体育参与需求则是社会系统举办篮球赛事的主要工作目标。尽管体教融合是推动体育系统和教育系统举办的不同类别的篮球赛事协调发展的导向，并且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举办的篮球赛事的融合作为体教融合的关键环节，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如中国篮协与其全资控股体育企业主办了U系列青少年篮球赛事，但还是没有与教育系统的青少年篮球赛事形成深度融合，且当前整体融合工作推进得还不顺畅，中国篮球赛事整合效能未充分体现。
4.2 赛事体系关键结构要素缺失
当前，国际竞技篮球赛事逐渐明晰、全国性篮球赛事逐步确定、省级及以下业余篮球赛事不断兴起，截至2025年10月，全国超过14个省级行政区已设立了其行政区内的篮球联赛。从办赛成本和赛事结构要素而言，因跨区域的篮球赛事缺失，省级业余篮球赛事、全国性篮球赛事及国际篮球赛事的结构功能出现了失调。这种失调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杠杆功能失调，即当前4年举办1届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如全运会、学青会）对国际篮球赛事的调节作用不大[40]，而诸多全国性业余篮球赛事又无法产生全国综合性运动会的杠杆调节作用。二是培养功能失调，即业余篮球赛事与竞技（职业）篮球赛事之间存在技术过渡问题，省级行政区的业余篮球联赛运动员进入全国性业余篮球联赛或竞技（职业）篮球联赛，一方面不能确保晋级过程中参赛单位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国内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断层问题。三是选拔功能失调，全国性篮球赛事的重要功能就是选拔篮球专业人才，但是如果业余青少年篮球赛事体系中的优秀篮球竞技人才无法通过适配的赛事完成关键的晋级，那么对优秀篮球竞技人才的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
4.3 篮球人才纵向流动通道有限
赛事体系的良性运转和功能协调不仅需要横向系统之间能协调联动，而且还需要构建以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为核心人才的职级纵向流动通道。然而，当前的中国竞技篮球人才的职级晋升路径高度依赖体育系统。尽管教育系统的篮球赛事在近些年有所调整，如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选秀时来自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一级联赛的球员占比常年超过50%，一些优秀运动员通过学校篮球赛事路径进入了篮球职业联赛。但是总的来说，仍存在路径狭窄、效力时间短等问题。例如，截至2021-2022赛季，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一级联赛球员进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后的平均效力年限仅为3.1个赛季[71]。笔者认为，出现上述现象有3个原因：一是按照四级学制划分教育系统篮球赛事等级，未采纳国际篮球联赛或体育系统执行的年龄标准；二是学校篮球赛事缺少功能上的晋级通道，普通学校的中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即使达到很高水平，也不能参加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和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即便参加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选秀，也还是要求具有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俱乐部的推荐资格；三是学校篮球赛事在高考升学机制中缺少权重，在学训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主课学习时间仍然会挤占篮球运动训练与运动竞赛的时间。尽管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选秀从2019年开始允许非职业球员个人报名，相当于畅通了社会系统篮球赛事运动员晋级通道，但是到目前为止，现役运动员中只有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的某位运动员在各类商业扣篮赛中崭露头角后又参加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全明星周末扣篮大赛决赛，才最终跻身于篮球职业联赛。与此同时，教练员与裁判员同样面临着流动的困境。例如，篮球青训体系的教练多数是在体校或篮球俱乐部体系执教，缺乏进入篮球职业联赛执教的通道，且继续教育与国际认证机会极少。而裁判员因受限于晋升机制封闭、执裁平台单一，所以达到高水平职级的人数不多。中国篮协于2023年发布的公示显示，在2023—2025年这一周期，篮球现役国际级裁判仅有14人[72]，且无一人入选2023年男篮世界杯执法名单[73]。
4.4 国际交流机制构建与融合发展滞后
从社会系统和组织发展的角度而言，中国举办的篮球赛事如果要形成良性运转和功能协调的体系结构，必须要与系统外部进行资源整合与信息交流。当前，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国际交流机制还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竞技篮球赛事体系中的球队的国际交流面窄。国家队及少数顶级篮球俱乐部虽然能通过国际篮球赛事体系参与世界杯、奥运会以及亚冠联赛，但是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中国女子篮球联赛的多数俱乐部及其梯队缺乏与更高层次篮球联赛球队的同场较量与交流的机会。尤其在中国境内承办的国际篮球赛事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较难提升中国竞技篮球整体水平。2）青少年篮球赛事体系国际交流协调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为国际赛事承办少、国际赛事参赛路径窄、国际赛事交流机制不健全。例如，截至2025年，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员虽然能参与国际篮球联合会的U16世界杯赛和U18亚洲杯赛，但是因梯队建设不足、后备人才选拔体系断层，经常出现参赛资格缺失或成绩波动，U19及以上组别甚至多次无缘世界大赛。更为关键的是，当前，中国篮球俱乐部青少年梯队、校园篮球队与国外篮球青训体系的交流尚处于项目制、偶发性阶段，缺乏制度化、周期性、联盟化的常态机制。3）职业篮球赛事体系与会展业、旅游业等关联产业融合不充分。当前，我国职业篮球相关赛事仍以竞赛为主，未有效嵌入文化产业、会展、体育旅游等业态，“职业篮球赛事+”的资源整合不充分。
5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的优化路径
时至今日，以赛事为核心的篮球运动已扎根中国130余年，成为中国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后，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应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篮球赛事体系（如图2所示）。由此，笔者从4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5.1 不同系统的赛事体系统一管理与进行赛事分级认证：构建全面协同治理机制
分阶段、分步骤地推进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系统的篮球赛事的赛系融合。所谓赛系融合并非是指主办单位或主办单位所办赛事进行融合，而是按照中国篮协建立的统一的赛事分级标准，由中国篮协竞赛部推进具体赛事定级的常态化工作。一是统筹各系统篮球赛事。通过赛事定级与积分管理，使体育、教育、社会3个系统的篮球赛事实现统一管理。例如：在体育系统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全国男子篮球联赛及中国篮球发展联赛试点实行升降级制度，形成竞争性流动的赛事结构；在教育系统，依托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按照年龄标准（U8~U23）重构小学生篮球赛事、中国初中篮球联赛、中国高中篮球联赛、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等类别体系，鼓励高水平中学生球员直接进入职业篮球青年队；在社会系统扩大群众篮球赛事的定级认证面，设立“全国业余篮球精英赛”，将其作为职业篮球运动员选秀补充途径。二是细化目标定位与功能属性。对于竞技篮球赛事，如全运会、学青会等国家级赛事侧重竞技选拔，强化杠杆功能。对于职业篮球赛事，如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中国女子篮球联赛、超三联赛、全国男子篮球联赛等职业联赛以市场化运作为主，衔接国际赛事，强化经济功能。对于群众篮球赛事，如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中国业余篮球公开赛、省级篮球联赛、学校篮球赛事等赛事均应纳入官方分级认证体系，强化“塔基”功能。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实现不同等级赛事之间的定级衔接，如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篮球联赛或学校篮球赛事中的优秀球员可以直接进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俱乐部青年队、全国男子篮球联赛、中国女子篮球联赛、超三联赛或女子三人联赛。三是组建赛事分级认证评估小组。依托中国篮协实体化改革，统筹整合资源与进行赛事认证管理。例如，可以由中国篮协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篮球协会代表、学生体育联合会代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俱乐部人员代表、社会篮球赛事经营机构代表、大数据公司代表、裁判员代表、体育专业人士或专家构成赛事分级认证评估小组，定期对各级各类篮球赛事进行等级认证与竞赛积分赋值，并结合赛事举办实际情况，依据大数据系统实时统计结果进行年度性动态定级与竞赛积分管理。
5.2 增设区域性赛事与优化赛事结构：建构功能互补、有序晋级的赛事体系
逐渐打造全国锦标赛（如全运会）、区域锦标赛（如长三角区域联赛）、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专业篮球联赛（如省级争霸赛）、市级或县级业余篮球联赛（如城乡篮球冠军赛）的晋级式赛事体系，重点促进区域性赛事发展，填补省（自治区、直辖市）级赛事与全国性赛事、国际赛事间的结构性断层，构建基础夯实、中间衔接、顶级引领的三级赛事网络。1）增设区域性赛事，填补结构性断层。所谓区域性赛事，主要是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举办的篮球联赛。这类赛事既能利用地理位置临近的优势，又能深度融入国家战略规划。例如，可以基于第十五届全运会在粤港澳大湾区举办的经验，探索形成可跨省协同配置的赛事品牌资产和构建跨区域篮球赛事协同发展机制。2）扩大基层赛事分级认证面，夯实赛事育人基础。促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办赛标准一致的业余篮球联赛，加快将学校、社区、企业等主体已举办的特色篮球赛事纳入中国篮球赛事分级认证体系，如广东、贵州、浙江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办的省级篮球争霸赛，通过统一的赛事分级认证，促进该类赛事向区域性赛事跃升。3）增强顶级赛事的选拔功能。全运会等全国性运动会的篮球赛事应进一步增强竞技篮球后备人才的发掘功能。一方面，构建全国统一接口的竞技篮球后备人才选拔数据采集系统，在中国篮协推出的“K8标准”基础上，通过规定赛事数据采集维度与提高数据采集质量，增强竞技篮球后备人才评价的客观性与可行性。另一方面，加强篮球竞赛体系赛事等级衔接，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篮球联赛对标中国篮球职业联赛全国性篮球赛事平台，形成基层篮球赛事竞赛积分、区域性篮球赛事晋级、国家篮球队选拔的进阶路径。
5.3 竞技篮球人才流动与进阶通道重塑：构建覆盖全部系统的晋级赛事网络
完善以运动员、裁判员及教练员为核心的“三员”纵向流动机制，持续深入推进“三员”竞赛积分体系建设，继续优化“三员”积分规则，为“三员”的培养、考评及晋级构筑制度基础。以动态赋分量化评价竞技能力、以赛事分级认证消除竞技篮球人才流动壁垒、以系统培养释放竞技篮球人才潜能，从3个方面构建起基层篮球赛事遴选、职业篮球赛事晋级、国际篮球赛事跃升的竞技篮球人才进阶机制。具体可采取以下措施。1）差异赋分与积分动态衰减。在形成赛事十级认证及积分体系的基础上，优化积分制度，实现从参赛等级到积分权重的精准匹配。例如：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一级联赛运动员单场比赛的基础积分可以设定为1000分；省级联赛（七级赛事）则调整为200分，并且同步建立竞赛积分动态衰减机制；裁判员执裁达到3年时可以设置积分衰减75%，以避免懈怠现象；教练员执教积分则设置10年衰减缓冲期，以提高人才流动效能；职业篮球赛事俱乐部设置胜方追加系数（胜方积分加50%），以强化竞争激励。2）定向输送人才与赛事履历关联。首要的是畅通篮球人才纵向进阶通道。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各级学校设置定向的特色篮球赛事培育项目，赛事积分达标者可直接获得省级赛事认证资格；运动员选拔实行竞赛积分晋级与专项测评相结合的双轨制，如篮球职业俱乐部青训梯队成员通过参加认证赛事可获得额外推荐权重；地方试点则实行教育系统与体育系统互认学分，促进竞技篮球人才双向流动，如参加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球员依据已认证的高校赛事累计积分可直接进入职业篮球俱乐部的青训体系，而裁判员每年30%的执裁场次应来自低等级赛事（七级及以下）；积分可横向跨系统兼容，允许省级联赛积分进行累计，并取消地域限制。3）量化晋级与违规惩戒。一是要明确设定晋级门槛。例如：裁判员晋升国际级时要求满足“累计3400分与主裁10场一级赛事”的条件；职业篮球教练员认证要求总积分的40%（约10 500分）来自职业联赛执教成绩。二是要同步强化监管。例如：明确制定对虚报场次、篡改胜负数据等行为取消积分并禁赛的罚则，确保篮球赛事的公平性；使用大数据系统实时更新“三员”积分榜单，确保数据的公开。
5.4 国际交流机制与中国本土篮球文化创新：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思路
按照“走出去”与“请进来”的思路，可以通过以下3个策略健全篮球人才国际交流机制，以及对篮球文化进行本土创新。其一，拓宽竞技篮球运动员国际交流途径。在保障国家篮球队和顶级篮球俱乐部参与国际篮球赛事的基础上，促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中国女子篮球联赛的俱乐部及其梯队常态化参与国际高水平篮球对抗赛，通过财政补贴与市场机制，鼓励篮球俱乐部自主组织海外拉练、友谊赛及联合训练营。此外，还可以通过在中国境内承办国际邀请赛、季前赛等方式，扩大篮球后备人才参赛规模，促进其竞技水平提升。其二，构建青少年篮球赛事国际协同机制。一方面，打通U系列篮球赛事的中国国家队与国际高水平球队的竞赛衔接路径，申办国际篮球联合会U系列世界杯等青少年篮球赛事，加强职业篮球青少年梯队建设，增强篮球后备人才选拔连续性。另一方面，促进职业篮球俱乐部青训队、体教融合校园篮球队与欧美国家知名青训机构建立合作，开展联合培养、教练互访与海外集训，确保中国青少年球员在关键成长期能参与高水平对抗赛。其三，深入推动篮球赛事体系与关联产业融合。可借鉴国际经验，将篮球赛事与城市文化宣传、体育旅游、篮球装备展销等活动进行整合，促进中国篮球赛事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产业联动，如举办中国篮球嘉年华、国际篮球文化周等配套活动，促进中国篮球竞赛业态融入将文化产业发展与城市营销协同推进的产业生态系统，使国际交流赋能中国本土篮球文化创新以及通过中国本土篮球文化创新增强中国篮球文化软实力形成良性循环。
6 结束语
中国篮球赛事体系作为中国现代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其功能指向也体现出随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与时代变化而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中国篮球赛事体系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应以赛事分级认定与不同系统赛事体系融合为核心，重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篮球赛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