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城市竞争的持续加剧，城市形象已逐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旅游吸引、投资选择、人才流动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明确提出，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并强调大力推动城市文脉赓续、治理增效，到2030年实现文化魅力充分彰显[2]。因此，城市文化传承、精神气质塑造与整体形象建构，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作为具有持续公共关注度的文化现象，职业体育俱乐部在城市空间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存在形态，往往被视为城市象征性资源的一部分，其竞技表现、组织声誉乃至球队气质，常常被公众主动纳入对城市的理解之中[3-4]。职业体育赛事作为周期性发生的公共事件，往往能够在特定时间节点聚集社会注意力，吸引本地居民、外地球迷乃至游客参与其中，并使相关城市在舆论场中获得较高可见度。同时，职业体育俱乐部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程、相对稳定的组织延续性以及持续积累的球迷基础，其长期运营往往嵌入城市日常生活，并与城市公共文化氛围、地方记忆及群体认同发生交织。在此背景下，职业体育俱乐部逐渐成为城市象征，如皇马之于马德里、曼联之于曼彻斯特、凯尔特人之于波士顿、申花之于上海等。这种象征地位的确立很少源自正式的制度授予，更多是在公众的长期日常谈论中逐渐形成的。然而，一个俱乐部究竟如何成为城市象征?历史底蕴、竞技成绩、球迷规模等固然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因素，但它们更多是象征生成的前提条件而非生成机制本身。这些因素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有些历史同样悠久、成绩同样出色的俱乐部，却未能获得同等级别的城市象征地位。因此，在俱乐部与其城市象征地位之间，存在一个尚未被充分揭示的过程环节。
因此，本文引入话语分析视角，聚焦一个核心问题：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职业体育俱乐部何以通过公众话语成为城市象征?将分析焦点从“俱乐部做了什么”转向“公众如何谈论俱乐部”。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文提出三个递进的子问题：1）俱乐部如何进入城市公众话语?2）俱乐部如何被赋予城市情感与价值?3）俱乐部的城市象征意义是否转化为城市身份归属?通过构建一个以公众话语为核心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体育俱乐部成为城市象征的话语机制，以期为促进职业体育俱乐部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对俱乐部与城市关系的分析主要沿三条路径展开。其一，制度嵌入路径，关注俱乐部如何通过与地方政府、商业机构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制度层面获得城市治理与公共生活中的结构性位置[5-6]。其二，文化认同路径，关注球迷群体如何通过地方归属感、集体记忆和仪式实践，将俱乐部内化为城市认同的载体[7-8]。其三，品牌营销路径，关注俱乐部如何被城市管理者纳入城市营销体系，作为城市名片在官方传播中加以推广[9-10]。三种路径各有洞见，主要从“俱乐部做了什么”的角度理解俱乐部何以成为城市符号。然而，公众围绕俱乐部的日常讨论构成了城市象征生成的一个重要维度。在社交媒体深度渗透日常生活的当下，这些讨论已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的受众反馈，而是一种持续性的、公开可见的意义生产实践。每一次对比赛结果的评价、对球员表现的讨论、对主场氛围的描述，都可能将讨论从竞技话题自然延伸至城市话题。这些公众话语延伸虽广泛存在，但它们经由何种路径、以何种方式逐步凝聚为稳定的城市象征共识，既有研究并未给出系统回答。
从公众话语层面考察职业体育俱乐部何以成为城市象征，首先需要回答公众话语何以成为城市意义生产的自主场域。“媒介化”（mediatization）是近年来传播学与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概念之一，存在若干理论取向。其中：制度主义取向关注媒介的制度逻辑如何渗透至其他社会领域，强调媒介作为一种独立制度对其他社会制度的规约和重塑[11]；物质主义取向关注媒介技术本身的物质性如何能动地重构社会关系[12]；社会建构主义取向关注媒介环境的变化如何重塑了社会现实的建构方式[13]。体育是媒介化过程的典型场域，体育媒介化具有多维表现：制度层面，体育组织日益按照媒介传播的节奏安排赛事；内容层面，体育叙事越来越遵循媒介的戏剧化、情感化和人格化逻辑；体验层面，受众的体育消费越来越依赖媒介平台及其互动功能[14]。当职业体育俱乐部成为社交媒体上持续被讨论的对象时，围绕俱乐部所形成的公众话语就是一种持续性的城市意义生产，因为人们在谈论俱乐部的同时，也在界定城市、赋予城市情感与象征。因此，社交媒体上的公众话语已构成城市意义生产的自主场域，这为后文三种话语机制的分析提供了前提。
1.2 分析框架
那么，在这个场域中，公众话语具体通过哪些机制将职业体育俱乐部建构为城市象征?媒介化回答了意义生产的场域在社交媒体上的公众话语之中，但它并未回答意义生产的过程如何展开。要揭示从公众谈论俱乐部到俱乐部成为城市象征之间的过程，需要考察俱乐部被公众话语一步步推向城市象征地位的机制性环节。因此，本文提出“嵌入—象征化—认同化”三种话语机制作为分析框架的核心。这一框架将城市象征的生成过程分解为三个递进的阶段：俱乐部话语首先需要进入城市话语网络（嵌入），继而需要被赋予城市情感与意义（象征化），最终需要内化为群体的城市身份归属（认同化）。
本文的“城市象征”，是指在公众话语中被反复激活、赋予情感强度和价值内涵，进而成为城市集体身份标记的社会文化符号。Turner（1973）在研究仪式象征时曾提出：一般符号的功能是“指代”，它指向某物，但关系是任意的；而支配性象征的功能是“凝聚”，它同时收纳了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信念，二者在象征物中融为一体[15]。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行政区划名称，可以指代这座城市，但它们未必构成城市象征。城市象征的成立，需要公众不仅“知道它代表城市”，更对其投入情感、赋予价值。城市品牌可能是管理者策划与传播的结果，城市象征则是公众话语自发承认的产物。
本文的分析框架以三种话语机制为核心，解释城市象征如何在公众话语实践中被逐步建构（图1）。其一，嵌入机制，回答“俱乐部如何进入城市公众话语”。Granovetter（1985）在其经典研究《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中提出，经济行动嵌入于持续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网络结构既约束也促成了行动的可能性，处于网络边缘与处于网络枢纽的元素，其行动能力截然不同[16]。当分析对象从经济行动替换为俱乐部话题，嵌入网络从社会关系网络替换为城市话语网络时，话语嵌入指的就是俱乐部话题在城市话语网络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结构性位置。俱乐部话题如果仅是竞技内容，便处于城市话语网络的边缘；当它通过球迷表达、赛事叙事和地域情感与城市空间、地方身份等节点建立稳定连接后，便在网络中获得了桥接位置。其二，象征化机制，回答“俱乐部如何被赋予城市情感与价值”。Turner（1967）在研究恩登布人仪式时发现，某些象征物在部落生活中具有远超一般符号的支配性力量，它们同时激发出强烈的感官情感和承载着明确的道德规范，他将这一结构概括为支配性象征的“情感极”与“规范极”[17]。职业体育俱乐部同样呈现出类似的双重极化特征，公众围绕俱乐部的表达既包含了胜负引发的强烈情绪，也包含了“这支球队是否配得上代表这座城市”的规范性判断。其三，认同化机制，回答“象征意义如何进一步转化为城市身份归属”。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归类将自我纳入特定群体，并通过群体间的比较来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18]。当公众在微博上使用“我们球队”“我们主场”时，说话者将自己纳入了俱乐部所代表的城市共同体的内部。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历史深度。申花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职业足球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之一，30多年的发展使其与上海城市社会形成了超越竞技组织的关系嵌入。第二，话语密度。申花在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拥有持续且活跃的公众讨论基础，“蓝血人”球迷文化、主场仪式以及申花精神的话语表述，为分析公众如何围绕俱乐部建构城市象征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素材。第三，理论适配性。公众围绕申花的讨论频繁溢出至城市空间、地方身份和城市精神等维度，使其成为观察俱乐部通过公众话语成为城市象征的恰当案例。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上海拥有申花与海港两支中超俱乐部，均以上海为名、均以上海为主场。本文选择申花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其更长的发展历程和公众话语中更深厚的历史积淀，并不意味着对不同俱乐部城市象征地位的比较判断。
在平台选择上，本文以微博为数据来源。微博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开放式社交媒体平台，其公开可见性、文本主导特征和话题聚合机制（热搜、话题标签等）更适合公众城市叙事的公开扩散和话语分析。同时，微博的公开API支持程序化获取时间连续、内容完整的文本数据，为长时段话语分析提供了技术条件。
研究时段设定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这一时段覆盖了一个完整的中超赛季（2024年3月至11月）及其前后的赛前预热期和赛后讨论期，外加2025年上半年新赛季开局。18个月的时间跨度既能捕捉公众话语的季节性波动，也能为观察城市象征建构的中期趋势提供足够的时间纵深。
2.2 数据采集与处理
数据采集。以“上海申花”“申花”“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等核心指称词为检索关键词，通过Python程序化抓取微博公开API。采集字段包括用户ID、帖子URL、发布时间、文本内容、转发数、评论数和点赞数。检索策略以尽可能覆盖为原则，未预设城市关联前提，以确保样本能够反映围绕俱乐部形成的公众讨论的原始结构。初获原始文本14 989条。
数据清洗。第一步，去噪：去除HTML标签、URL链接、@用户指称、话题标签符号、表情符号编码、连续空格及无意义特殊字符等。第二步，去空：删除清洗后为空或仅余单字符的记录。第三步，分词与去停用词：使用jieba分词，加载中文停用词表去除高频功能词。第四步，去重：剔除高度重复文本，如机器转发、模板化内容等，避免重复计数对后续统计造成偏倚。经上述处理，保留有效样本11 850条。最终数据结构包括帖子ID、用户类型标签、发布时间、清洗后文本、城市关联标注和情感得分。
2.3 分析变量与操作化方法
依据“嵌入—象征化—认同化”的分析框架，本文构建了与之对应的分析变量与操作化方法（见表1）。
表1 话语机制、分析变量与方法对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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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关联识别。本文采用基于关键词的多级匹配方式。首先，将城市相关词汇划分为强指向、中指向与弱指向三类。强指向词包括“魔都”“这座城市”“本地”“家乡”“上海人”等，中指向词包括“申城”“沪上”“虹口”“徐汇”等，弱指向词包括“上海”“城市”等。其次，匹配前预先剔除“上海申花”“上海海港”“上海上港”等俱乐部名称中的“上海”字样，避免因俱乐部命名结构造成虚高的城市关联比例。文本中出现任一匹配词项即标记为city_related=1，否则为0。
LDA主题建模。采用Python scikit-learn库的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模型，结合TF-IDF向量化处理以增强对主题区分有贡献的词汇权重。参数设定：主题数k=12，迭代次数50，随机种子42。 k值选取综合考虑了主题间区分度与结果可解释性。主题标注基于各主题的高概率关键词和代表性文本人工完成。需说明的是，LDA输出的主题聚类是自动计算的结果，但主题标签和后续的叙事框架归纳包含研究者的诠释性判断。
情感分析。采用SnowNLP中文情感分析库，输出0至1之间的情感得分。SnowNLP在中文社交媒体情感识别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且有研究基于大规模中文文本对其三分类有效性进行了验证。在分类阈值上，本文采用保守的三分类策略：得分≥0.6归为正向，≤0.4归为负向，0.4至0.6之间归为中性，保留对情感暧昧文本的中性归类。需要说明的是，体育讨论中的负向情感，如对比赛失利的愤怒、对俱乐部管理的不满等，负向情感可能恰恰反映了高度的情感卷入。因此，本文的情感分析不单独以“正负比”作为城市象征强度的指标，而是结合叙事框架和身份话语做综合判断。
关键词共现网络。基于清洗后文本的高频词统计词对在同一文本中的共现频次，以共现频次为边权重构建无向加权网络。分析重点为节点中心度和语义社区检测。
代词与地域指代统计。对清洗并分词后的文本进行词性标注，提取第一人称代词（“我”“我们”“咱们”）。地域指代词通过关键词列表匹配（“主场”“上海人”“本地”“申城”等）。统计频次和分布，按主题和用户类型进行交叉分析。
上述方法依据分析框架分属不同话语机制，但存在互补关系。城市关联识别回答“俱乐部是否进入城市话语”，LDA主题建模同时服务于嵌入和象征化两个机制，关键词共现网络揭示嵌入的结构位置，情感分析测量象征化的情绪基础，代词和地域指代统计识别认同化的语言标记，多维交叉分析则服务于三种话语机制间的递归关系。
在分析的信度与效度方面，本文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LDA主题标注和叙事框架归纳由两位研究者独立完成后交叉核验，不一致处经讨论达成共识。第二，城市关联识别仅使用强指向词时城市关联文本占比与使用全部三级词时核心趋势一致，表明结论对分类阈值的选取具有稳健性。第三，本文的分析对象严格限定为微博平台上的公众话语，但结论的推广需考虑平台特殊性，微博用户不等于社会公众的全部，微博文本也不等于公众城市认知的全部。
2.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3 俱乐部构建城市象征的三种话语机制分析
基于分析框架和研究设计，依次从嵌入、象征化与认同化三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首先考察俱乐部如何进入城市话语网络，继而分析这种连接被赋予了怎样的情感与意义，最后探讨象征意义如何通过话语策略转化为群体身份认同。
3.1 话语嵌入：俱乐部如何进入城市公众话语
嵌入机制的核心问题是俱乐部话语通过何种路径、以何种结构性位置进入城市公众话语?下文首先通过城市关联标注确认俱乐部话语中城市语境的存在规模与变化趋势（“进没进去”），其次通过主题交叉分布识别俱乐部进入城市话语的主要通道（“从哪些话题进去”），最后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揭示俱乐部在城市话语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与连接模式（“进去后处于什么位置”）。
3.1.1 城市关联表达的强化趋势
对全部11 850条有效样本进行城市关联标注发现，城市关联文本共2 036条，占样本总量的17.2%；非城市关联文本9 814条，占82.8%。这说明虽然围绕申花的公众讨论仍以比赛结果、球队表现和联赛信息为主要内容，但已有近五分之一的讨论将俱乐部置于“上海”的城市语境之中。对于一个以竞技为核心功能的职业体育组织而言，这一比例表明城市关联已成为公众讨论结构中一个稳定存在的组成部分。
进一步从月度变化趋势来看，城市关联表达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图3）。2024年上半年，城市关联文本占比大致维持在12%至19%之间，走势平稳；进入2024年下半年，该比例逐渐抬升，并在2025年上半年多次达到23%至25%。这一上升趋势与赛季推进节奏密切相关：随着2024赛季中超联赛推进，争冠和亚冠资格等议题不断强化，围绕俱乐部的讨论更易从竞技层面延伸至城市荣誉和地方认同层面；2025年2月新赛季开启后，阵容变化、目标预期和城市期待等话题再次集中释放，这种上升趋势贯穿整个研究期。
3.1.2 进入城市话语的主题通道
LDA主题建模的12个主题在结构上涵盖了从赛事竞技到俱乐部运营、从球员表现到平台互动的多个内容域，但城市关联表达在这些主题中的分布呈现显著差异。
从表2可见，主题1（申花+上海申花）的城市关联占比最高，达30.2%，显著高于17.2%的总体平均水平。该主题下“上海”与“申花”频繁共同出现，表明在相当数量的表达中，俱乐部名称直接嵌入了城市空间与地方身份的表达之中。主题8（俱乐部+足球）的城市关联占比同样高于平均水平（23.9%），该类主题虽表面上涉及俱乐部建设与足球发展事务，但在实际表达中常伴随“上海足球”“上海球队”等城市语境性表述。与之相对，主题4（国足+球员）、主题5（U21+体育）等更聚焦于球员个体或赛事信息的内容域，城市关联占比较低（分别为12.9%和11.0%）。
表2 各主题的城市关联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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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话语锚点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4）从语义连接的角度进一步揭示了俱乐部在城市话语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基于高频词共现关系构建的语义网络共包含31个节点、257条连接边。从整体结构看，“上海”“申花”“比赛”“球队”“足球”等词汇位于网络中心，与多类概念形成密集连接。“上海”与“申花”“球队”“比赛”等词汇频繁并置，“申花”则与“球迷”“赛季”“联赛”“中超”等概念保持稳定共现。该网络内部的连接模式呈现出三个相互关联的语义区域。其一，以“比赛”“赛季”“球员”“亚冠”等为代表的赛事竞技区域，承载对比赛过程和结果的即时讨论；其二，以“中超”“北京国安”“海港”等为代表的联赛竞争区域，承载与其他俱乐部的关系性讨论；其三，以“球迷”“超话”“微博”等为代表的平台互动区域，承载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践与粉丝文化。
从话语嵌入的角度审视，“申花”在这一网络中是一个具有桥接属性的话语锚点。它将城市空间（上海）、赛事事件（比赛、联赛）与社会主体（球迷）连接起来，使得围绕俱乐部的讨论能够不断从竞技层面延伸至更广泛的城市公共语境。正是这种桥接位置，使得俱乐部获得了超越竞技本身的城市嵌入能力，成为连接多个话语域的枢纽节点。
综上城市关联标注表明，在围绕申花的公众讨论中已有不少文本将俱乐部置于城市语境，说明俱乐部话语已稳定嵌入城市话语网络；主题交叉分布表明，这一嵌入在身份自指性话题（主题 1）和发展议程性话题（主题 8）中更为集中；关键词共现网络表明，“申花”在城市话语网络中占据桥接节点位置，其将赛事话语、城市话语与社群话语编织为同一语义网络，已获得超越竞技本身的城市嵌入能力。
3.2 象征赋义：俱乐部如何被赋予城市情感与价值
象征化机制的核心问题公众赋予了什么样的情感与意义?下文通过情感分析考察公众围绕俱乐部表达的情感结构与卷入强度（“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情感”），其次通过 LDA 主题聚类归纳公众话语中反复出现的城市叙事类型（“这些情感与意义以何种叙事框架被组织起来”）。
3.2.1 城市象征建构的情感基础
情感分析结果显示，在全部有效样本中：正向情感文本8 304条，占70.1%；负向情感文本2 867条，占24.2%；中性文本679条，占5.7%。整体来看，围绕申花的公众讨论以积极表达为主。
从城市象征建构的角度，情感分布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正负比例本身，而在于它所揭示的情感卷入强度。与一般信息型传播的低情感投入不同，围绕职业体育俱乐部展开的讨论具有显著的情绪参与特征。公众并不满足于传递赛事信息，更倾向于通过支持、鼓励、批评、惋惜等带有明确立场的方式参与表达。正向情感的高占比（70.1%）意味着公众围绕俱乐部的讨论已经积淀了积极的情感基调，使俱乐部被赋予城市正面象征意义的心理门槛大幅降低。典型文本佐证了这一判断。2024年8月17日，用户uid7716073676写道：“捍卫申花，就是捍卫上海！”2024年10月18日，用户uid7233445590在讨论申花精神时将其与“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并置，认为“这才是代表上海的足球”。
这种象征关联并不只在正面表达中出现。在负面舆情中，公众同样会以“丢上海的脸”“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之类的说法，将俱乐部行为直接投射到城市形象层面。例如，在比赛失利、球迷冲突或俱乐部管理问题引发争议时，部分用户会明确以“作为上海人”的立场对申花提出批评，认为其行为有损上海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但负面评价并不意味着“申花-上海”关系的削弱，相反，无论是赞许还是批评，公众都倾向于将球队置于城市身份框架中加以理解。不同之处在于：正向表达强调俱乐部对城市精神的承载，负向表达则体现出公众对其“代表资格”的重新审视。换言之，公众并非无条件地接受申花作为城市象征，而是在持续讨论中不断界定“什么样的申花才配代表上海”。
3.2.2 公众赋予俱乐部的城市叙事类型
LDA主题建模的聚类结果揭示了嵌入的通道，也有助于识别城市意义的内容结构。综合主题聚类的内容特征及其在城市关联文本中的代表性表达，可以归纳出三种典型的城市叙事框架。
城市归属框架。以主题1（申花+上海申花）和主题10（比赛+球队）为代表，核心叙事逻辑是将俱乐部定位为城市的内在组成部分，而非附着于城市的外部组织。高频词中“我们”“球迷”“主场”与“上海”之间的稳定共现表明，俱乐部与城市之间的归属关系是天然的而非建构的，这正是象征化机制运作成熟的标志。
城市自豪框架。以主题6（联赛+亚冠）和主题9（上海申花+中超联赛）为代表，核心叙事逻辑是将俱乐部的竞技表现与城市荣誉挂钩。在争冠、亚冠资格等关键节点，公众倾向于以“上海”而非仅仅“申花”作为评价主体，将球队胜负上升为城市荣辱问题。这一框架中“代表上海”的表述尤为突出，“代表”一词意味着俱乐部超越了其作为竞技组织的本位，成为城市荣誉的象征性载体。在Turner的理论框架中，这恰好对应了支配性象征的规范极功能，俱乐部不再仅仅是“上海的俱乐部”，而被赋予了承载和表达城市价值规范的使命。
城市场所框架。以主题3（超话+上海申花）和城市关联文本中涉及上海体育场、训练基地等空间的内容为代表，核心叙事逻辑是将特定的比赛与训练空间锚定为城市情感地标。“主场”一词在全部样本中极高的出现频率（2 014次）说明，比赛空间已成为公众连接俱乐部与城市的重要感官锚点。场所框架的功能在于为城市象征提供了物质化的感知依托，附着于具体的物理空间（上海体育场、虹口足球场），并通过反复的现场体验和媒介再现进一步强化。
城市关联文本的词云图（图5）进一步揭示了象征化机制的成熟标志——符号凝缩。高频词中，“上海”“申花”“足球”“主场”等词汇居于中心位置并形成聚集态势。这些高频词中的相当一部分既可以被理解为竞技语义，也可以被理解为城市语义。这种语义的双重性使得俱乐部的符号体系具有了凝缩功能，公众在讨论申花时不必明确区分这是在谈论一支球队还是在谈论一座城市，因为二者已在话语实践中高度融合，这也意味着俱乐部已完成了从一般的城市关联符号到高度凝缩的城市象征的转化。
综上，情感分析表明：公众讨论以正向情感为主，但象征化的情感基础在于情感卷入的深度，俱乐部已成为公众持续投入情感关切的对象；LDA 主题聚类分析表明，文本揭示了归属、自豪、场所三种城市叙事框架；词云分析表明，“申花”与“上海”在话语实践中已高度融合。
3.3 身份认同：象征意义如何转化为城市身份归属
认同化机制的核心问题是象征意义如何进一步转化为群体身份认同，即公众在赋予俱乐部城市象征意义的同时，如何将自己纳入俱乐部所代表的城市共同体内部?下文通过代词和地域指代词的分布识别身份边界的话语标记（“用什么语言手段完成群体归类”），其次通过主题×代词×城市关联的交叉分析，考察身份语言与城市话语的共现模式（“认同化与象征化机制如何交叉运作”）。
3.3.1 第一人称代词与群体身份的边界
第一人称代词和地域指代词的统计分析揭示了身份边界的话语标记方式（见表3）。第一人称代词中“我”出现频率最高（6 840次），“我们”次之（2 891次），“咱们”极少（24次）。表面上看，讨论以个体化表达为主，但“我们”的使用频率并不低，且在相当数量的文本中与球队名称、比赛空间及地域指涉共同出现，如“我们申花”“我们球队”“我们主场”等。从身份建构的角度看，当个体以“我们”而非“我”发声时，其已从旁观者切换为群体成员，即说话者将自己归类为俱乐部所代表的城市共同体内部成员。
表3 代词与地域指代总体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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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指代词的分布进一步揭示了身份建构的语言特征。“主场”的出现频率（2 014次）远高于“上海人”（43次）和“本地”（27次），展示出体育话语中城市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归属的表达并不直接宣称“我来自上海”式的直接声明，而是通过主场这一体育特有的空间被间接承载的。主场一词天然具有排他性和归属暗示，当球迷说“守住主场”时，被捍卫的不只是比赛比分，更是城市空间的象征性边界。
将代词、地域指代和典型文本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公众在讨论申花时形成了较稳定的身份认同。“当我被主场的蓝色海洋淹没时，我感觉到我是幸福的，因为这座城市的万千市民跟我有着相同的梦想。”（2024年12月10日，uid1038479291），从“我”→“主场”→“城市”的递进，完成了个体经验向城市共同体体验的转化，“一日为蓝，终身为蓝。”（2025年6月25日，uid7474867843），申花象征色成为一个跨时间的身份标记，将个体生命历程绑定于俱乐部及其城市归属之中。
3.3.2 身份语言与城市话语的主题共现
为考察认同化机制与其他两个机制的交叉运作关系，表4给出了不同主题中主要代词与城市关联的交叉分布。第一，城市关联表达与集体身份语言的耦合具有明显的主题选择性。那些城市关联占比高的主题（主题1、主题7、主题9），“我们”的城市关联绝对数量也相应更高，说明身份建构与城市话语在这些主题中存在较强的共现倾向。第二，“主场”作为一个空间化的身份标记，其在不同主题中的分布模式与“我们”相似。在主题1中，城市关联文本中“主场”的出现频次远高于其他多数主题，进一步证实了主场不仅是竞技术语，更是城市身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一些城市关联占比并不突出的主题，如主题4（国足+球员），虽然“我们”的总体频次不高，但“主场”的频次却相当高（155次），说明身份空间的话语标记有时可以不依赖于显性的群体代词，而通过空间范畴间接实现。
表4 不同主题中的代词分布与城市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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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第一人称代词“我们”和地域指代词“主场”是身份边界最突出的两类话语标记，两者均在不直接宣称城市身份的情况下完成了群体归类；主题×代词×城市关联的交叉分析表明，身份语言与城市话语的共现具有主题选择性，在城市关联密度高的主题中“我们”和“主场”的城市关联频次也相应更高，说明认同化的发生紧密依赖于嵌入和象征化所提供的语境与意义基础。
4 讨论
4.1 三种话语机制的互动关系
第一，嵌入并不是均匀覆盖的。城市关联表达占样本总量的17.2%，但各主题之间的分布差异显著，主题1（申花+上海申花）的城市关联占比为30.2%，而主题5（U21+体育）仅为11.0%。这说明，公众在话题中关联城市时有明确的主题选择性。能够调用城市身份、地方情感与集体荣誉感的话题框架，构成了俱乐部进入城市话语的主要通道；以信息传递或个体评价为主的话题，则在城市意义的生成中处于边缘位置。公众之所以在某些话题中更倾向于将俱乐部城市语境化，正是因为这些话题更适合承载城市意义。
第二，归属、自豪和场所三类叙事框架从象征强度看存在递进关系。“申花是上海的球队”（归属框架）仅确认了俱乐部与城市之间的从属关系，象征意味最弱；“申花代表上海”（自豪框架），则赋予了俱乐部超越竞技本位的城市荣誉载体功能；而当“申花”与“上海”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高度融合、在词云图中共同占据核心位置时，象征化已经推进到了语义凝缩的阶段，提及申花即同时激活上海的城市意义。这种递进在18个月的研究时段中持续深化：城市关联占比从2024年上半年的12%~19%上升至2025年上半年的23%~25%，说明象征化的成果反过来增强了后续的嵌入强度。
第三，城市身份的表达通过“我们主场”“守住主场”等体育话语措辞间接完成。这种间接性说明，说话者是在无意间完成群体归类和空间锚定的，身份建构的日常性降低了它被察觉和质疑的可能。情感分析表明，尽管经历了赛季起伏和比赛失利，正向情感占比始终未出现系统性崩塌。当公众以“我们”而非“球迷”或“他们”来表达时，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负向的批评，都预设了“我是这个城市共同体的一员”。
综上，三种话语机制构成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嵌入是象征化的结构性前提，俱乐部必须先出现在城市话语图景之中，才有可能被赋予城市象征意义；象征化是认同化的意义基础，只有俱乐部被赋予了城市情感和价值意蕴，个体才可能以城市成员身份认同俱乐部；认同化则将象征关系稳固化，群体身份的锚定使俱乐部与城市之间的象征关系获得了社会心理层面的持久支撑。同时，三者互相交织，象征化的成果会增强后续的嵌入程度，认同化的成果则能为情感表达提供更持久的身份根基。
4.2 公众话语何以具有象征生产力
17.2%的城市关联占比、70.1%的正向情感、月均600~800条的发帖量，这些数字单独来看都不算惊人，但它们所表征的话语实践却在18个月的跨度中持续产出了俱乐部与城市之间日益深化的象征关联。这说明，公众在不经组织协调、不以建构城市形象为自觉目标的前提下，仅凭日常讨论就持续生产了城市象征意义。而职业体育俱乐部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象征生产力的有效载体，是因为它同时满足了以下条件。
一是高频性。围绕申花的月均发帖量稳定在600至800条之间，即使在赛季间歇期也从未低于月均500条。这种频率不像大型赛事如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可以在短期内激发极高的城市话题热度，但每周一轮联赛所驱动的、从不断档的日常节律，为象征意义的递归积累提供了时间条件。只有当话语场持续运转时，上一次讨论中已经建立的象征共识才能被下一次讨论继承和强化。
二是高情感性。正向情感（70.1%）与负向情感（24.2%）合计覆盖了94.3%的文本，仅有5.7%的文本属于情感中性的信息传递，这表明围绕俱乐部的公众讨论几乎都是在对俱乐部投入情感立场。感受比认知更难被遗忘，也更难被官方品牌的替代性叙事所覆盖。一场胜利带来的城市自豪感、一次失利引发的愤怒，尽管在情感价值判断上方向相反，但都同样使俱乐部与城市之间的象征关联得到了再一次激活。
三是高地域性。职业体育俱乐部与城市之间本身存在空间绑定。命名中的城市、主场的固定位置、球迷群体的地域构成，使得“谈论俱乐部”与“谈论城市”在话语实践中具有天然相邻性。在识别城市关联时，本文特别排除了俱乐部名称中“上海”字样的干扰，但仍有17.2%的文本将讨论延伸至了城市空间。可见，俱乐部的地域标签只是起点，公众话语在此基础上自发生产了更丰富、更深入的城市意义关联。
重大庆典、自然灾害等城市事件具有高情感性但缺乏高频性，情感冲击虽然强烈但消退迅速；城市交通、天气等日常话题具有高频性和地域性，但缺乏情感张力；许多官方品牌符号具有高地域性，但缺乏公众自发的情感卷入。而职业体育俱乐部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因此围绕俱乐部形成的公众话语场是其他城市话题难以企及的。
4.3 俱乐部何以被公众话语选中
高频性、高情感性与高地域性解释了职业体育俱乐部何以具备象征生产力，然而，并非所有职业体育俱乐部都能成为城市象征，在同一联赛体系内，不同的俱乐部获得城市象征地位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虽然本文并未采集其他俱乐部的对比数据，无法给出直接的比较性回答，但申花案例本身所呈现的特征，可以概括出俱乐部更可能在公众话语中被“选中”的原因。
一是足够的时间纵深。申花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职业足球现存历史最长的俱乐部之一。30多年的时间跨度意味着俱乐部已经经历了多轮竞技周期的起伏、多代球迷的更替、多个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从小看申花”“爸爸带我看比赛”“一日为蓝终身为蓝”这类表达表明，围绕申花的公众话语已经携带了代际传承的意义。时间本身不自动产生象征意义，但它为嵌入、象征化与认同化三种话语机制的积累提供了空间。
二是稳定的空间位置。城市场所框架表明，“主场”一词以2 014次的频次成为地域指代中使用最多的词汇，远超“上海人”和“本地”。上海体育场、虹口足球场是申花的比赛场地，更是公众将俱乐部与城市空间进行感官连接的物理节点。看台上蓝色海洋的视觉淹没、万人呐喊的听觉震撼、与身边陌生人因同一支球队而瞬间建立的情感连接，这些体验附着于具体的物理空间，成为可以被身体记忆所确证的存在。频繁更换主场的俱乐部，即便城市冠名未曾变更，也难以在公众话语中积累具有情感厚度的场所叙事。
三是充沛且多样的情感素材。职业体育竞技天然提供胜负荣辱的情感素材，但不同俱乐部所能提供的情感素材的质量和类型丰富度存在差异。申花面临的上海德比、亚冠联赛中的城市荣誉叙事、赛季末的争冠或保级悬念，为公众话语提供了反复激活城市象征的燃点。更重要的是，这些事件的情感类型足够多样，使城市象征的表达不限于赞美，愤怒、焦虑、失望同样参与其中。而俱乐部的竞技成绩则为情感素材的供给提供了基础，没有一定水平的竞技表现，公众讨论便缺乏持续的话题来源；但竞技成绩本身并不直接转化为象征地位，关键在于它所激发的情感素材的丰富度和卷入度是否足以支撑多类型城市叙事。
四是自我维持的公众话语生态。“蓝血人”球迷文化的代际传承、超话社区的持续活跃、跨时间的身份标记的反复使用，共同形成了一个去中心化、自我维持的话语生态。这一生态形成之后，竞技成绩的波动可能影响短期内的话题热度，但不会动摇业已形成的象征结构。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为案例，基于微博文本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职业体育俱乐部通过公众话语成为城市象征的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俱乐部成为城市象征的过程，由嵌入、象征化与认同化三种话语机制共同完成。嵌入机制回答了俱乐部如何进入城市话语网络，俱乐部与城市之间的话语关联是在城市语境中被反复激活的；象征化机制回答了俱乐部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情感与意义，归属框架、自豪框架和场所框架三类城市叙事，分别从身份从属、荣誉承载和空间附着三个维度赋予了俱乐部城市象征意义；认同化机制回答了象征意义如何转化为群体身份，公众在讨论俱乐部的同时，已经通过日常措辞将自己归类为城市共同体的内部成员。
第二，职业体育俱乐部之所以具备象征生产能力，源于高频性、高情感性与高地域性三个条件的共同满足。每周一轮的联赛节律提供了从不中断的话题供给，高情感卷入率使象征意义以感受而非认知的方式被公众接受，城市冠名和固定主场使俱乐部与城市在话语实践中天然相邻。
第三，俱乐部是否被公众话语“选中”为城市象征，取决于多个原因。足够的时间纵深使归属叙事获得历史厚度，稳定的空间位置为城市场所叙事提供了物质依托，充沛且多样的情感素材支撑了象征表达的多类型覆盖，而公众叙事自我维持的生产系统则标志着象征生产从外部驱动转向了内部自我驱动。
5.2 建议
对职业体育俱乐部而言，城市象征地位是公众话语长期积累而自发授予的资产，俱乐部应当珍视这种公众情感的托付。第一，保持俱乐部与城市之间历史纽带的连续性。俱乐部的名称、主场和视觉标识一旦被公众赋予了城市象征意义，便不再是普通的商业资产，其变更应以审慎态度对待。通过球迷座谈会、社交媒体意见征询等方式系统收集公众反馈，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变更可能造成的公众情感损失进行独立评估。第二，为公众叙事提供叙事素材而非叙事脚本。将碎片化参与串联成完整的情感旅程[19]，如训练场与社区居民的互动片段、球员探访本地街区的日常记录、老球迷口述历史等，让公众自己去赋予它们城市意义。第三，保护球迷文化的自发性和多样性。球迷文化不是俱乐部策划出来的，是球迷群体在数十年互动中自然形成的。俱乐部应尊重这种自发性，避免以官方化的方式收编或规训球迷文化。例如：为球迷组织提供场地、宣传渠道等资源支持，但不干预其内部组织方式和表达风格；对看台上的助威形式（横幅、歌曲、视觉呈现）保留创意空间，避免以统一模板替代球迷群体的自发表达。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公众围绕职业体育俱乐部的日常讨论，已经在客观上为所在城市持续生产了具有情感黏性的形象资源。城市管理者应意识到，这种自发话语所建构的城市形象，在可信度和感染力上往往超过官方策划的品牌叙事。第一，将城市品牌工作的重心从“策划新叙事”调整为“识别和呼应已有叙事”。城市管理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话语分析，了解公众已经在自发生产哪些关于城市的叙事，并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文旅推广和政策话语中予以关注。第二，将职业体育俱乐部视为城市文化治理的合作伙伴。俱乐部嵌入城市日常生活的深度、连接市民情感的广度，使其具备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功能，可探索将俱乐部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路径。例如，将俱乐部主场场馆在非比赛日向社区开放，使其成为社区体育活动和青少年体育教育的场所，将俱乐部参与的公益项目与城市社区治理需求对接等。第三，避免以行政手段过度介入俱乐部与公众之间的象征关系。公众自发建构的城市象征之所以具有真实感，恰恰在于它的非官方指定性。城市管理者与俱乐部运营者应共同塑造球队与城市的文化共同体[8]，培育各具特色的城市体育文化。
对职业体育政策制定者而言，我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多年来经历了频繁的更名、搬迁和股权变更，并曾引发过球迷的强烈反应。近年来，中性名政策、限制俱乐部异地搬迁等制度安排，已经为俱乐部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稳定框架，但还需进一步关注俱乐部与城市之间的象征纽带。第一，拓宽对职业俱乐部的评价维度。当前准入机制以竞技成绩、财务状况、基础设施、青训建设等内容为主，建议逐步将俱乐部与所在城市的社会文化融合程度纳入评价视野。编制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量表[20]，进一步发挥俱乐部的社会文化功能。第二，支持对职业体育与城市关系的基础数据建设和学术研究。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多依赖研究者自行采集数据，缺乏可供多案例比较和纵向追踪的数据资料，可通过项目合作和数据开放等方式，为更系统的学术研究、更高效的决策咨询提供良好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