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品质提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为新时代城市发展划定核心方向。在全球城市化进程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背景下，城市更新已从单纯物质空间改造转向多维价值重构[1]。体育设施作为体育产业发展的物质载体，其空间规划建设的属性与城市更新的耦合机制正引发学界关注[2]38-40。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延续并深化了“体育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将体育设施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标志着体育设施正式成为城市空间再生产的核心触媒。
当前学界对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研究呈现三方面特征：其一，从经济维度研究聚焦体育赛事经济、体育产业集群等显性效益[3-4]；其二，从社会文化维度侧重体育空间资源均衡配置、社区体育治理等议题[5-6]；其三，从国际比较维度多关注欧美体育城市而忽视亚洲经验[7]。现有成果对体育设施介入城市更新的系统性整合机制研究尚存不足，尤其缺乏对体育经济外溢效应、文化传承功能及生态协同治理作用的整体性考察。
新加坡的城市更新实践为此提供了独特范例。该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启系统性城市更新工程，持续把体育发展理念融入城市更新建设各个环节，依托1974 年颁布的《城市重建局法（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Act，URA Act）》搭建城市更新法定治理框架，后续又出台《2030体育愿景规划（Vision 2030）》，二者逐步形成政策协同机制。在空间实践方面形成以体育公园为枢纽的“10 min活力圈”；社会效应方面实现民众体育参与率从1980年的12%跃升至2020年的73% [8-9]。依托政策驱动、空间重构与社会共建的模式，成功将体育转化为城市品质提升的核心要素，其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政策架构、空间实践、社会效应”的分析框架，重点探究体育设施在新加坡城市更新进程中的功能转化机制与协同发展逻辑，旨在解决以下问题：体育设施如何嵌入城市更新的制度设计，其空间配置如何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与社会连结，其做法对我国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有何启示?
1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城市更新并非单一的空间改造，而是融合空间重构、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综合性发展过程。体育设施作为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公共服务载体，其赋能城市更新的内在逻辑需依托经典理论框架进行科学阐释。本研究以空间生产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阐释体育设施参与城市空间建设、推动城市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的作用机制，并从体育设施与城市空间布局、体育设施助力城市更新、相关国际实践比较三个维度梳理研究综述，为解析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路径与内在逻辑提供理论依据。
1.1 研究综述
近年来，体育与城市更新的融合发展成为国内外研究的前沿议题，相关研究围绕体育设施的空间布局优化、体育助力城市更新的实施路径、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形成了丰富成果：在体育设施与城市空间布局研究方面，国外研究聚焦高密度城市体育设施的集约利用与空间适配性设计，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分析体育设施的空间建设布局提供了核心分析视角，围绕体育设施的空间打造过程、不同主体在设施建设中的利益协调机制展开探讨[2]41-46；新加坡、日本东京等亚洲高密度城市的研究则重点分析了体育设施与公共住房、生态空间的融合布局模式[8]。国内研究多关注体育设施的规划布局优化，探讨了城市老旧小区、滨水区域、工业遗址等空间中体育设施的改造与活化利用路径，提出了“15 min健身圈”“立体体育空间”等供给模式，同时关注体育设施的公共服务属性与空间可达性[10-12]。
综上，现有研究为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对体育设施核心载体关注不足、亚洲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的城市相关实践探索研究不够、理论应用与实际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本研究以新加坡为案例，系统性分析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路径，以期丰富现有相关领域的研究。
1.2 理论基础
1.2.1 空间生产理论
空间生产理论由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其核心突破在于打破了“空间是自然容器”的传统认知，认为空间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非单纯承载社会活动的物质载体，而是在各类社会生产活动中被塑造、重构，同时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2]47-52。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征性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的三元辩证法，构建了该理论的核心框架。同时强调城市空间打造的社会属性与规划管理逻辑，认为城市空间的打造过程本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协调过程，而空间的高效利用与功能复合化是提升城市发展品质的关键[2]53-58。这一理论为分析体育赋能城市更新提供了核心视角：体育设施并非简单填充城市空间的物质载体，而是通过政策规划引导、科学建设落地与民众广泛参与的多重维度，在参与城市空间的优化升级过程中，推动城市从单纯的物质空间改造向综合价值提升的方向转型。在本研究中，空间生产理论为剖析新加坡体育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提供了关键逻辑线索：新加坡以《2030体育愿景规划》作为国家体育发展纲领性文件，借助配套的《体育设施总体规划（Sports Facilities Master Plan，SFMP）》明确体育设施布设准则；依靠《邻里体育布局计划（Sport-In-Precinct，SIP）》和《双重用途计划（Dual-Use Scheme，DUS）》推进体育设施的落地建设与实际使用，再通过社区体育活动、全龄友好运动场景打造等措施，赋予体育设施空间丰富的社会功能，最终通过体育设施的科学布局与高效利用实现城市空间的优化升级[9,15 -16]。新加坡的这一实践路径，与空间生产理论的三元辩证框架相契合，也让该理论成为解读新加坡体育设施如何有机融入城市更新制度设计与空间配置的核心理论工具。
1.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理论由霍林（Holling）等学者在生态系统理论基础上拓展而来，其核心是将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视为相互关联、协同发展的整体，突破了将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割裂研究的传统形式。该理论进一步延伸出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的概念，强调通过政策调整、技术创新与社区参与，实现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13]。这一视角为分析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生态维度与社会维度提供了重要支撑：体育设施是衔接社会健身需求与生态保护要求的重要载体，既可以通过生态化的设施设计、绿色运动空间的打造优化城市生态环境，亦可通过社区体育活动的开展、社会交往场景的营造凝聚社区发展力量，最终提升城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与抗风险能力[1]。在本研究中，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解析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新加坡将体育设施建设与绿色城市规划深度结合，体现了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其通过《邻里体育布局计划》《休闲总体规划》引导社区民众参与体育设施的规划与管理，提升了城市发展的自主协调能力与抗风险能力；而智能体育设施的应用、数字平台的搭建则进一步优化了城市发展中信息流通与资源配置的效率[9,15 -17]。这一系列实践均契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逻辑，成为解读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社会效应与生态效应的重要理论框架。
综上，空间生产理论聚焦体育设施在城市空间优化升级中的实际作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关注体育设施在推动城市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的价值，二者相互补充，共同为分析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支撑，也为后续提炼我国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路径奠定了理论基础。
2 体育赋能城市更新典型案例——新加坡
上世纪中叶的新加坡尚处于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治理滞后、城市功能不完善的发展困境。通过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计划，该国用30年时间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发达国家的跨越。这一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得益于1960年代起国家主导推进的系统性城市更新工程。在实施城市功能优化、空间品质改善等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创新性地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下城市发展相融合，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可持续发展模式[8]。体育设施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新性融入成为新加坡城市更新的鲜明特色。聚焦新加坡城市更新进程中体育设施元素的整合机制，通过系统梳理其政策架构、落地实践与实际成效，解析体育设施在城市更新中的多维价值，可为我国探索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路径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2.1 历史回溯
作为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的城市治理典型代表国家，新加坡的城市更新始于克服三重先天困境：国土空间局促性、资源禀赋稀缺性和人口高度集聚性。在1960年代城市现代化转型初期，殖民时期遗留的空间布局混乱问题集中显现：居住空间紧张、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恶化构成制约发展的“城市三难”。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将城市更新作为基本国策，通过法定规划体系实现土地效能最大化、借助PPP模式推进基建构架现代化，运用花园城市理念改善生态环境、依托数字技术创新驱动智慧城市转型，坚持科学治理原则保障更新可持续性。这种系统治理模式使城市空间从功能紊乱的物理容器转型为价值创造的活力载体，成功实现从发展中城市到全球城市标杆的跨越式发展。在智慧城市发展阶段（2000—2020年），新加坡通过空间形态优化、历史文脉传承、智能系统植入等策略，打造“三宜城市”（宜居、宜业、宜游）的全球样板，持续领跑全球城市竞争力榜单[8]。体育设施在新加坡城市更新中的发展演进与城市发展阶段高度契合，其历史演进可分为3个阶段，功能从基础公共服务供给逐步向城市空间优化、城市品牌塑造、城市抗风险能力提升多元赋能转变[8,12]。
1）萌芽期（1960—1990年代）：社区体育设施与公共住房协调发展。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体育设施被战略性地定位为空间再开发的载体。1960年代建屋发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HDB）主导的“居者有其屋”计划（Home Ownership Scheme）中，体育设施被纳入社区规划框架，例如在组屋底层设置羽毛球场、篮球场等开放空间，逐步形成社区体育综合体，作为触媒空间激活邻里单元，以多元功能融合优化空间效能，焕发社区邻里生机。1980年代新加坡河污染治理与滨水区复兴工程中，政府同步规划了长达11 km的滨水步道和皮划艇赛道，将生态环境修复与运动空间建设有机结合，构建连续公共空间网络，成为“体育设施+生态”更新的早期实践[18]。
2）突破期（2000—2010年代）：国际赛事驱动城市更新。2008年，全球首个F1夜间街道赛落地滨海湾，政府借此契机对滨海湾3.5公里赛道周边进行整体更新，配套建设了地铁环线、悬浮看台和商业综合体，推动该区域从工业码头转型为金融与旅游枢纽，体育赛事配套设施成为区域更新的核心支撑。2010年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体育设施助力城市推广的重要里程碑——新加坡政府投资4.3亿新元新建碧山体育城，赛后将其改造为社区体育中心，并首创“3×3街头篮球赛”模式，将赛事植入牛车水等历史街区，在活化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完善公共空间多元服务功能[19]。
2.2 政策支持与实践举措
在新加坡城市更新进程中，体育设施作为空间治理的创新媒介，被整合纳入整体政策框架之中。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建立体育设施与城市更新的耦合机制，形成从顶层规划到基层实践的完整政策体系，为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2.2.1 《2030体育愿景规划》
新加坡于2011年启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30体育愿景规划》。该规划由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与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牵头，联合各类公共部门、私营企业、民间团体、体育总会及公众共同研讨制定，旨在应对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民众健康生活诉求不断增长的发展形势。其创新性体现为将体育设施布局建设全面嵌入城市更新体系，通过推进空间布局优化、场地功能复合利用、社区社会凝聚三项内容，全面提升城市更新整体综合效益。规划核心在于建立体育设施供给与城市空间演进的动态匹配机制，让所有民众都能便捷参与体育活动、享受体育服务，实现全民健身便捷性与城市空间使用效率的双重提升[9,15]。该计划核心内容包括3个方面。
1）《体育设施总体规划》：规划布局、新建与改造升级
《体育设施总体规划》是新加坡体育设施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由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主导编制，通过系统性空间规划策略，统筹推进各类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和改造升级，满足民众的多样化体育需求。该政策是城市空间更新优化的重要手段，兼顾存量空间盘活与新增体育空间打造，使体育设施规划节奏匹配城市更新整体进程：新区开发优先配套体育场馆，以体育服务综合体带动片区整体建设；老旧城区开展嵌入式微改造，盘活零散闲置空间，充分挖掘存量土地利用潜力[16]。
规划聚焦空间可达性优化，以“10 min活力圈”为基准重构体育设施布局网络，确保民众在离家步行10 min内到达运动场所；着重推进体育设施供给模式创新，计划到2030年完成各类体育场馆的修建、翻新与升级。建设内容包含综合运动中心、隶属教育部的学校场地设施以及位于住宅区的免费运动场地等。规划落地后最终形成三大核心建设成效：全国共建成23处区域性运动综合体，内部配套智慧健身场馆、生态泳池、多功能运动场等多元体育设施；推动校园体育资源开放共享，将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场馆纳入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创新社区微空间改造路径，在组屋公共片区嵌入邻里运动设施点位依托区域大型体育枢纽、校园体育配套、社区便民健身点位逐层衔接的设施网络体系，顺利实现“10 min可达健身场所”的民生建设目标[9,15 -17]。
新加坡东北部榜鹅（Punggol）地区，历经多轮系统性城市更新规划与政策支持，逐步完成区域整体功能转型升级。新加坡政府于1996 年提出榜鹅21区域振兴计划（Punggol 21），2001年正式进入实施阶段；2007年推出升级版“优质榜鹅21（Punggol 21-Plus）”综合开发项目，将片区打造为滨水生态新市镇；2022年，通过依托《体育设施总体规划》启动体育综合体建设工程，该座体育场馆预计2026年底全面对外开放，建成之后将打造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邻里社交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平台[13]。此外，《体育设施总体规划》还包括将对老旧的体育设施进行改造和升级，以提高其使用效率和安全性。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发起的全民健身计划（ActiveSG）所属的六大场馆升级改造——碧山运动综合体、前文礼水运动中心、惹兰勿刹体育公园、裕廊东训练基地、蔡厝港游泳中心及立达运动枢纽均于2022年完成[16,21]。
2）《邻里体育布局计划》：便捷服务、绿色环保与空间高效利用
《邻里体育布局计划》是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创新实践，通过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打造便利的公共体育空间，构建覆盖全年龄段的全民健身计划服务体系，力求破解人口老龄化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难题，系统推进城市功能升级与可持续发展进程，该计划以体育设施的空间优化为核心，实现了城市空间功能升级、社区关系凝聚、数字治理转型与生态交通融合的多重效益[9]。具体体现在4个方面。
在空间功能升级方面，首创“体育微介入”更新模式，采用空间功能协同策略实现绿色空间与运动设施的协调布局，通过垂直绿化手段将平面绿地升级为立体运动综合体，将屋顶智能球场、适老化健身步道与儿童体适能训练区进行组合布局，推动社区公园功能向多功能运动空间转型。
在数字治理转型方面，通过开发AR“运动社交”平台现居民健身数据可视化管理，借助数字孪生技术优化体育设施空间使用效率；搭配动态照明与空气监测系统对公共运动空间进行智能高效管控，延长公共运动空间高峰使用时段，形成需求响应的智慧更新运行机制[9]。
在生态与交通融合层面，新加坡推动体育设施与城市交通体系整合，依托公园连道、组屋慢行步道与滨水骑行通道的绿道体系，对新加坡全国总长460 km的自行车廊道进行改造升级，打造出兼顾生态防护、休闲运动与日常通勤功能的复合型绿色交通体系。同时，城市原有慢行系统被改造为康养运动的特色空间，根据规划部署，2030年全国绿道网络规模将拓展至1 300 km。整套绿道系统配套智能照明、空气监测、紧急呼救等便民设施，让城市慢行空间既能够满足居民运动康养需求，也可承担应急避难功能[18]。
3）《双重用途计划》：实现开放共享与供给扩容
《双重用途计划》被用于破解新加坡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的城市运动空间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其创新实践核心目标是保障民众在场地设施供给不足的现状下平等参与体育活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该计划的核心机制在于推动学校教育体育设施在非教学时间向公众开放，通过学校场地错时开放制度实现运动基础设施的全时段利用，提升体育设施使用效率、有效增加体育设施供给总量，满足公众的健身需求。计划构建教育空间与城市公共服务相融合的时空共享机制，实现双重效益：在时间维度上，将教学设施的闲置时段转化为面向社会开放的体育服务时段；在空间维度上，使教育用地成为城市体育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开发共享机制由新加坡教育部联合体育理事会共同推进，截至2023年，已有370所学校的体育设施纳入对外开放体系。民众可通过国家数字身份认证系统“SingPass APP”登录智能预约平台，精确匹配健身场地资源，实现城市体育空间的高效利用[17]。该计划对于城市更新的作用在于：通过科学调配体育资源的使用时间与空间布局，高效盘活存量场地资源；以制度创新优化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依托数字治理技术，让体育公共服务更加公平普惠。
2.2.2 《2025年总体规划草案（Draft Master Plan 2025，DMP2025）》
2019年，新加坡政府发布《2019年总体规划方案（Master Plan 2019，MP19）》，从土地复合利用、地下空间开发、文化传承保护、科学机制保障、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指导国家今后10~15年的发展[20]。2024年9月，新加坡政府在MP19的基础上修订并发布《2025年总体规划草案》，同步开展多轮公众征询活动吸纳社会意见，征询周期共计两年。该规划作为统筹新加坡城市更新的纲领性文件，搭建了“体育+”多领域融合发展框架，将体育设施布局系统嵌入五大发展主题：打造幸福健康的城市、实现可持续增长、增强城市抗风险能力、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充分发挥科技的推动作用，清晰界定了体育元素赋能城市更新的具体路径与实施细则[22]。
1）打造幸福健康的城市。该主题涵盖五大核心内容：打造宜居包容的人居环境、搭建完善的智慧交通体系、打造满足日常健身需求的复合型公共空间、构建普惠友好的适老化社区发展模式、统筹推进中心城区可持续建设与生态环境改善。体育设施作为核心介入手段通过多维路径展开：构建惠及全民的普惠性运动设施网络，方便居民就近锻炼、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在公共绿地嵌入模块化健身装置、健身步道及智能骑行系统；鼓励艺术、文化与体育活动的结合，形成文化体验与运动参与协同发展的社区生态；扩展步行和骑行道，连接住宅区、工作区和休闲区，在地铁站、公交站附近设置共享单车点和步行道，促进公共交通与运动设施的衔接配套；将屋顶及地下空间转化为运动载体以升空间利用率；开展适老化运动设施升级行动，配置低强度健身设备并制定运动指导方案；建立公众参与长效机制，依托社区赛事与志愿服务积分制度培育全民参与的健康治理模式。最终实现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增强社区凝聚力、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2]。
2）实现可持续增长。该主题的具体内容为：以培育活力经济、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为核心目标。一方面持续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引导市场主体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另一方面为工人和企业提供多功能复合空间、提供租期灵活、开发强度差异化的产业地块，助力各类创新创业活动落地生根与长效运营，贴合当下新兴产业培育演进的整体趋势。在此框架下，体育设施相关产业作为经济多元协同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系统性举措融入城市更新与经济发展之中：依托地理枢纽优势打造国际体育旅游枢纽，以体育设施为核心构建赛事经济全产业链条，有效带动酒店、休闲服务文化消费等相关业态的协同发展；推进产业融合示范工程，在公共空间创新性植入体育消费场景，建立文体商旅多领域联动机制。政府通过基础设施优化、跨部门协作平台建设，形成覆盖产业链全环节的支撑体系，通过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强化经济系统的韧性与创造力[22]。
3）增强城市抗风险能力。该主题聚焦应对气候变化、优化有限的土地资源、保障国民的高质量生活；提出充分利用海洋、地下及未充分利用的空间，开发多种用途；将自然解决方式与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提供创新的城市发展方案。体育设施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加坡增强城市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抓手：利用海洋空间开发水上运动中心，将地下空间改造为多功能体育设施，在建筑物屋顶或垂直空间建设运动场地；将自然景观与生态理念融入体育设施的规划与设计中，在自然保护区或绿色走廊中规划步道和骑行道，引导居民依托自然生态空间开展户外健身活动，在丰富群众运动场景的同时守护城市生态环境，实现运动休闲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设计能够应对极端天气的体育设施，利用智能技术优化体育设施管理，在体育设施建设中采用环保材料和节能技术等。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增强城市抗风险能力，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同时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的运动和休闲空间[15,22]。
4）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该主题以科学管护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打造民众认可的宜居城市为核心，提出强化市镇特色与遗产保护、拓展蓝绿生态空间互联互通、推动自然生态资源贴近居民生活三大举措[19]。其中多项措施与体育设施建设高度契合，重点围绕生态空间拓展、空间连通与便民利用展开实践：依托公园、绿地和滨海区域配套建设体育设施，让居民在自然环境中开展锻炼；串联公园、自然保护区与湿地资源，打造贯穿城市的绿色运动网络，为步行、慢跑、骑行等各类户外体育活动提供空间载体；充分利用蓝绿生态空间资源，在滨海或水库区域开发水上运动项目；利用建筑屋顶、建筑垂直绿化等立体空间布局运动健身设施，有效破解城市高密度建设下居民亲近自然、参与运动的难题。通过将体育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传承相融合，既能增强民众对城市自然风貌与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也能为民众提供丰富多样的运动机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市生活品质[22]。
5）充分发挥科技的推动作用。该主题的具体内容为：利用科技发展机遇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提升生活质量，提出通过推动新兴科技改善民众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通过创新规划设计与配套政策支持优化提升土地资源利用率。科技在体育设施领域的应用成为重要实践方向：引入智能体育设施、可穿戴技术，搭建数字体育平台；利用创新设计建设多功能体育设施，在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的城市区域利用建筑垂直空间和地下空间建设体育设施，缓解地面空间压力；采用模块化设计建设临时或可移动的体育设施，灵活满足社区体育需求。这些措施不仅推动了体育产业的发展，也为建设智慧城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18]。
2.2.3 《休闲总体规划（Recreation Master Plan，RMP）》
《休闲总体规划》将休闲空间建设与城市更新统筹推进，构建一体化治理模式，借助休闲空间与配套设施的整体优化，破解城市多元土地利用之间的矛盾，以此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呵护居民身心健康，同时凝聚社区发展共同理念、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规划围绕“绿色、蓝色与活力之岛”“日常休闲运动空间”“社区参与共建”三大领域展开布局，体育设施在整个体系中不仅是休闲活动的重要载体，更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凝聚社区共同理念、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适应能力层面发挥关键作用。其具体内容如下。1）绿色、蓝色与乐趣之岛。在新加坡全岛范围内打造多样化的休闲节点和步道，提供差异化的体验；通过优化公园、湿地、河流和海岸线等蓝绿空间，提供更多休闲运动机会；依托骑行道、公园连通廊道等交通体系串联全国各类休闲资源，便于居民便捷抵达各类户外空间。2）日常休闲运动空间。在社区内就近规划建设便民运动休闲场地，持续完善社区体育设施布局；将体育运动、艺术设计、健康康养与社区本土特色融入空间设计，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体育需求；盘活屋顶绿地、地下空间、临时用地等存量场地，持续扩充民众的休闲供给。3）社区参与共建。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体育休闲空间的规划和设计，保障设施建设贴合大众实际需求；依托体育场地常态化开展赛事活动、艺术活动等文体项目，以空间为纽带、体育设施为载体，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通过志愿者计划和公私合作等形式，推动休闲运动空间的管理和维护[23]。
该规划通过统筹蓝绿空间体育设施布局、打造融入日常生活的运动空间、引导公众参与体育设施治理等举措，持续丰富居民日常休闲供给，在提升城市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不断增进社区凝聚力与居民归属感。规划在兼顾当下民生诉求与城市建设发展长远目标的同时，为新加坡城市更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充分彰显出体育设施在身心健康养护、生活品质提升、社区共同体塑造等方面的多元价值。
3 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新加坡经验
3.1 顶层设计与政策驱动：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战略框架
新加坡依托国家规划统筹与配套政策引导，将体育设施作为城市更新的核心驱动力，构建了系统化的战略框架，实现了经济增长、社会治理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发展。首先，新加坡政府将城市更新纳入国家治理重点，通过优化土地利用、提升空间品质和保护历史风貌等措施，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环境。体育设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增强凝聚社区发展合力和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15-17]。其次，新加坡在体育设施的规划与建设中，逐步构建起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过去十年间，政府累计拨款约6 000万新元（折合人民币约3亿元）用于既有体育中心的设施更新，而与《2030体育愿景规划》相关的设施建设总投资规模更高达15亿美元。在社会参与层面，企业与民间资本亦广泛参与到社区体育设施的共建中。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官网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全国体育设施升级改造项目中，社会资本的参与比例已达到35%，逐步形成了以政策为引导、以市场为补充的投资格局[14]。新加坡通过制定《2030体育愿景规划》《2025年总体规划草案》，明确了体育在城市更新中的战略定位。这些政策不仅强调体育设施的普及与优化，还通过《邻里体育布局计划》《双重用途计划》等创新举措，推动民众广泛参与体育活动，提升居民健康水平；此外，新加坡将体育与绿色生态、文化遗产保护和科技创新相结合，构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体育赋能城市更新体系[9]。例如，通过优化蓝绿生态空间、开发水上运动设施和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多功能体育场馆，新加坡不仅提升了城市抗风险能力，还增强了居民对自然环境与本土文化的认同。新加坡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驱动，成功将体育融入城市更新的各个环节，为全球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9,23]。
3.2 空间重构与设施优化：体育基础设施的多维布局与空间高效利用
新加坡通过空间优化与体育设施升级，实现了体育基础设施的多元布局与高效利用，为城市更新提供了重要支撑。针对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新加坡依托《体育设施总体规划》，系统推进各类体育场地的新建与改造。截至2025年，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管理的体育中心共21座，均衡分布于各公共居住区。结合智能化改造的专项球馆、教育部对外开放的开放体育设施，以及社区普惠性健身设施，形成了覆盖广泛、便捷可达的“10 min步行圈”体育空间网络[1,16]。为突破地面空间局限，新加坡积极开发立体空间与地下闲置资源，通过建设屋顶运动场、地下健身房等多元场地形态，有效缓解了城市用地紧张问题。例如市区重建局将高架桥下空地和组屋楼顶改造建设休闲步道与社区运动场地。新加坡本土健身公司Arkkies在碧山（Bishan）和宏茂桥（Ang Mo Kio）的防空洞内开设了健身房，依托其独特的密闭结构与隔音优势，打造力量抗阻训练的特色运动场景，实现城市闲置空间的盘活与利用[9,18]。在功能激活层面，《邻里体育布局计划》将社区内的闲置空间改造为屋顶球场、慢跑步道、室内外健身房等多功能体育场地，大幅提升了城市存量空间的利用效能。裕廊西街裕泉区邻里公园通过空间功能整合与创新分层设计，实现场地价值最大化。公园顶层打造生态运动体验平台，兼顾健身运动与景观观赏功能；下层建设标准化多功能体育场地，可满足居民日常健身、社区文体活动等多元场景，实现了场地功能的高效复用与动态转化。得益于《邻里体育布局计划》的积极推行，此类旨在促进日常体育活动的邻里公园及公共绿地在新加坡境内广泛分布[15]。在制度创新层面，《双重用途计划》通过开放学校体育设施供公众使用，学校体育设施年均使用人次超300万，周末及节假日使用率较工作日提升40%，进一步提高了设施的利用率。覆盖全国的体育设施网络与多形式的供给模式，让新加坡体育设施整体保持较高的使用效率。由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管理的各体育中心，年使用总人次已超过1 000万，平均每座中心每年服务对象约52万人次[15-17]。其中，位于金文泰、裕廊东等核心区域的体育中心，相关设施预约率长期维持在85%以上。此外，作为大型综合性体育地标的新加坡体育城，在非赛事期间的公众使用率也达到70%，其内部配套的商业零售空间与运动设施形成了有效的客流联动，平均每日接待访客超过1.2万人次[20,24]。在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的城市环境中，通过体育设施的多元布局与高效利用，不仅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还切实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3.3 生态融合与可持续实践：体育设施与生态城市的协同发展路径
新加坡通过体育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的融合创新，构建了以城市更新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规划实践中，政府将体育设施布局与城市空间升级深度结合，依托公园、滨海区等生态基础嵌入运动功能，既盘活存量空间又提升生态环境价值。通过构建贯通全国的绿色运动网络，将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脉与居民生活有机串联，其公园连接线和休闲走廊系统不仅支持低碳出行，更重塑了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城市的空间结构，促进新旧城区的功能融合。在技术层面，采用太阳能照明、雨水回收等绿色技术建造的气候适应性运动设施，既降低了环境负荷，也增强了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的韧性。这种将运动场景植入城市更新进程的实践，通过生态功能整合利用和历史空间活化升级，有效破解了土地资源约束难题，使全民健身服务网络成为推动城市更新、提升空间品质的重要载体。目前新加坡已建成总长360 km的休闲网络，串联全岛公园连道与慢行步道，并依托铁路走廊、加冷河公园、大乡村海岸等特色廊道，整合城市历史遗产、生态资源与休闲功能，形成复合型城市休闲体系。2023年9月，新加坡国家公园管理局启动南部超长步道建设，全线串联13 座城市公园。该步道不仅拓展了居民亲近自然的休闲空间，也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打造沉浸式生态运动场景，同时提供了充足的亲子活动场地，极大丰富了城市户外休闲与运动功能[9,15 -17]。
3.4 社区参与与人文关怀：体育设施在促进社会包容与幸福感中的作用
新加坡通过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将社区参与与人文关怀融入体育发展规划，显著提升了社会包容性与居民幸福感。新加坡在《邻里体育布局计划》中，通过优化社区公共空间，打造了全龄共享的体育设施。例如，在组屋区设置健身角，为儿童、青年和老年人提供共同运动的场所，促进了跨代际互动与邻里融合。这些设施不仅嵌入绿色景观环境中，还通过艺术与体育结合的设计，强化居民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双重用途计划》通过开放学校体育设施供公众使用，打破了公共资源的时间与空间限制，鼓励不同社会群体参与体育活动。市民通过政府APP平台预约场地，进行足球、飞盘等集体运动，有效增强了社区凝聚力[9,15 -17]。在《休闲总体规划》中提出“社区参与共建休闲空间”理念，鼓励居民参与体育空间的设计与管理。例如，通过志愿者计划和公私协作模式，居民可直接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策划与体育设施维护，形成“共建共享”的治理机制。此类举措不仅提升了体育设施的利用率，还通过体育活动弥合了社会圈层隔阂。例如在老龄化社区中设计适老化运动项目，保障弱势群体的参与权利。2016年，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发布《残障人士运动蓝图（disability sports master plan，DSMP）》，鼓励并保障更多残障人士参与体育运动。计划到2026年，全国27个隶属于新加坡政府的健身房将全部配备方便残障人士的包容性设施[25]。新加坡通过体育设施促进社会包容的一系列实践，提升了民众的主观幸福感。
3.5 科技赋能与数字化转型：智能体育设施与数字服务平台的应用与创新
在新加坡的城市更新实践中，科技赋能与数字化升级通过系统性政策框架与创新技术落地，重构了体育设施的功能形态与城市空间的治理逻辑，成为推动智能体育设施与数字服务平台发展的核心动力。
3.5.1 科技赋能：智能体育设施的规划创新与空间重构
新加坡政府以“智慧城市”战略为依托，通过跨部门协同、空间资源优化与数字技术整合，将体育设施从传统公共服务设施升级为多维度助力城市发展的技术与社会融合综合体，实现了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社区发展活力增强与全民健康水平提升的协同目标。智能体育设施建设以《2030体育愿景规划》《2025年总体规划草案》为纲领，通过空间规划创新与技术创新双重路径，重塑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城市的体育空间供给模式。1）模块化与垂直化设计。为应对土地资源紧缺，新加坡采用模块化设计构建可移动或临时性体育设施（如屋顶多功能球场、地下健身中心），并通过立体拓展空间开发（如立体运动公园）缓解地面空间压力。例如，《邻里体育布局计划》将组屋区绿地改造为分层式运动空间，集成儿童游乐场、屋顶球场与智能健身设备，实现有限空间的高效整合利用[9]。2）智能技术嵌入。体育设施广泛引入物联网与可穿戴技术，实时监测体育设施使用率与用户健康数据，并通过动态预约系统（如“Singpass”平台）优化资源配置。例如，《双重用途计划》通过数字平台整合370余所学校场馆的开放时段，实现设施共享与社区需求精准匹配。3）抗风险导向的生态场景融合。在《2025总体规划草案》“增强城市抗风险能力”主题下，新加坡将体育设施与自然生态景观系统深度融合，如：在滨海湾开发智能水上运动中心，利用潮汐能供电；在自然保护区打造太阳能照明步道，通过环境传感技术动态调节设施运行参数，实现设施低碳运营与气候适应性发展等[14,22]。
3.5.2 数字化转型：数字服务平台驱动民众广泛参与的治理范式变革
新加坡以数字服务平台为纽带，推动体育资源管理从“政府主导”向“数据驱动”转型，构建民众广泛参与的体育服务治理体系。1）平台化资源整合。通过国家级数字平台整合体育设施预约、健康数据追踪、社区活动报名等功能，形成“一站式”服务网络。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行为，动态调整体育设施布局与活动策划，例如基于热力图优化社区健身角的器材配置[16]。全民健身计划ActiveSG 旗下12个智能升级的羽毛球馆，因安装专业地胶和 LED 测速系统，使用率提升40%，新加坡私营羽毛球场馆SG Badminton Hub采用动态定价系统，非黄金时段预订率仍达85%[24]。2）社区协同共创。数字技术赋能公众参与决策，如《休闲总体规划》通过VR模拟社区运动空间设计方案，并依托社交媒体开展公众投票，使居民从“设施使用者”转变为“空间共创者”。3）体育产业生态激活。政府通过开放数据接口，鼓励企业开发运动健康类应用程序、旅游、文化数据平台联动，打造“体育+”经济生态圈[23-24]。
3.6 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经济社会效益
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为新加坡带来显著的经济回报。大型体育盛事成为消费增长引擎：2024年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体育城举办的6场演唱会，吸引30万观众，创造3~5亿新元（约16~26.8亿元人民币）旅游收入，占新加坡当年一季度 GDP的0.2% [26]；2025年世界游泳锦标赛和新加坡足球节期间，入境游客预订量同比分别增长31%和50%，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游客增长尤为显著[27]。在推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体育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同样显著，其最为直接的体现是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提升。新加坡卫生部2024年全国人口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居民每周达到足量运动的参与比例已升至84.7%，较2023年的74.9%提升了9.8百分点；同年居民每日吸烟率为8.4%，较2019 年的10.6%呈持续下降趋势；18~74岁居民中不良心理健康的患病率也从2023 年的17.0%下降至2024年的15.4%[28]。居民健康指标的积极向好，与体育设施可及性、便捷性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与此同时，全国性体育活动“Steps挑战计划”的参与规模持续扩大，注册人数从2023年2月的近70万人增长至同年8月的86万余人[29]。体育设施成为联结邻里、促进社区居民互动与融合的重要纽带。在运动中心与社区健身路径的日常使用中，跨年龄、跨民族的互动比例达到60%，有效增强了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整体幸福感[28-29]。
4 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实践为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结合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发展要求，立足我国城市发展的地域差异、空间特征与发展需求，从政策框架、空间供给、生态协同、治理范式、产业升级五个维度提出经验借鉴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体系。
4.1 构建“体育+”政策协同框架，强化顶层设计系统性
新加坡经验表明，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核心在于政策目标的整合性与实施路径的协同性。我国需以《“十五五”规划纲要》《城市更新行动实施方案》为纲领，构建跨部门协作的“体育+城市更新”政策框架。在目标整合上，将体育设施建设、全民健身推广与城市空间优化、产业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等目标统筹纳入城市更新指标体系。例如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将社区体育设施覆盖率（如步行10 min可达率）作为强制性规划指标。老旧体育场馆改造是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的重要路径，西安市人民体育场改造项目是我国颇具代表性的实践案例之一。不断推进管理机制创新，搭建发改、住建、体育、文旅多部门协同治理体系，统筹规划体育设施布局与城市更新工程，推行一体化审批流程与整合式资金管理制度。例如成都市在“公园城市”建设进程中，把体育场景嵌入绿道规划体系之中，实现了公共财政资源的高效整合[10]。在立法保障上，推动《体育法》与《城乡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协同修订，明确体育用地混合开发（如地下运动空间权属界定）、学校场馆开放共享（突破安全管理权责壁垒）等法律依据，破解制度性障碍[11]。
4.2 探索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城市的“立体化体育空间”供给模式
针对我国大城市土地资源紧张与体育设施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可借鉴新加坡经验构建立体化体育空间体系，即通过垂直建筑分层、空间多维拓展和功能整合等方式重构体育设施空间规划逻辑。该模式突破平面布局限制，重点实施屋顶运动场、地下智能健身中心与地面绿道的立体分层开发，如上海杨浦滨江将工业遗址屋顶空间改造为极限运动场地，深圳前海通过地下空间智慧化升级拓展健身服务供给，二者均实现了土地高效利用与运动场景的延伸。在存量更新方面：各地积极探索高架桥下空间的体育化改造，如广州桥下体育公园便是代表性实践；各地也普遍开展旧厂房改造，北京首钢园区、北粮国际体育小镇均是老旧厂房改造为体育空间的典型案例，充分挖掘城市闲置低效空间的体育服务价值。数字技术赋能是该模式的关键支撑，能够有效破解资源配置低效问题：青岛市依托“全民健身一张图”城市级智慧平台，借助设施使用热力分析、实时预约调度与需求预测算法，动态调整立体体育空间的功能布局与服务供给；青岛市与酒泉市则引入专业信息化技术力量，分别搭建“全民健身互联网平台”与“全民健身信息化服务平台”，通过物联感知监测与智能决策系统提升场馆运营效率，有效缩小了设施分布与居民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11]。依托空间分层开发与大数据精准调控相互配合的模式搭建完整运行机制，为人口建筑密集城区推进体育空间供给侧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4.3 建构体育设施与生态相融的韧性城市
立足我国生态导向下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可借鉴新加坡发展思路，实施依托生态基础、运用低碳技术、推进多元功能协同的实施路径：实施生态廊道与运动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依托城市公园、滨水区域、生态廊道等绿色空间，植入智慧骑行线路、生态友好步道等对自然环境改变较小的体育配套设施，兼顾环境动态监测、生态科普宣教与大众健身服务等多重功能。如北京温榆河公园规划建设30 km智慧骑行线路，整套线路搭载环境监测设备与运动数据采集系统，打造出生态景观与全民健身融为一体的公共空间[30]；各地在城市绿道建设中同步配套健身驿站、运动打卡点，让生态廊道成为全民健身体育设施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体育设施的气候适应性与低碳技术应用，在体育场馆、社区健身空间建设中广泛采用可拆卸式遮阳棚、地源热泵系统、雨水回收球场、太阳能照明等低碳技术，形成可复制的低碳技术包；创新生态资源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依托生态徒步等特色运动项目盘活生态资源。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完整的生态徒步体系是典型实践案例，园区借助体育文旅项目吸引客流获得经营收益，再将所得资金投入区域生态保护工作，逐步构建起户外运动带动生态资源开发、生态品质优化反哺文旅发展的良性循环[31]。这些举措通过空间一体化布局、低碳技术嵌入、运营机制创新三重维度，系统性破解生态环境保护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矛盾，为不同地域条件的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解决方案——既可在新城建设中整体植入“蓝绿运动网络”，也能在建成区通过生态化升级改造释放运动空间，最终形成生态价值提升与民生需求改善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更新模式。
4.4 打造数字赋能与社区参与协同推进的体育设施治理范式
针对我国城市更新中公共空间改造难以贴合居民实际需求的现实问题，新加坡经验可转化为“数字协同、社会参与、空间适配”的更新实施路径。通过开发搭建搭载数字化应用场景与空间热力分析功能的社区体育共建规划平台，将居民运动偏好数据实时接入城市更新项目储备体系，实现老旧街区健身空间选址能够精准契合各年龄段人群的健身诉求。创新“政府、专业机构、社区”协同治理体系，依托社区体育基金会吸纳各类社会力量投身体育空间建设。成都武侯区依托该类基金会搭建起完备的社会资本引入机制，通过体育设施运营权置换、运动空间冠名等政策手段，推动存量空间更新中的多元主体共建共享[32]。重点推进城市微更新中的体育设施全龄适应性改造，采用模块化、可变形的设计思路，在社区微空间中植入适老化健身步道、亲子活动场地、青少年体能训练区等多元功能板块，在有限空间内实现体育服务效能提升。上海长宁区打造的生境花园是该类改造的典型代表，能够在狭小场地范围内最大限度提升公共体育服务水平[33]，全龄友好设计提升空间与服务的包容性，系统性破解城市更新中公共服务供给与社区实际需求的错位矛盾，形成政府统筹引领、社会力量协同配合、居民主动参与的长效更新体系，为人口与建筑高度集聚城市存量空间的功能优化提供参考。
4.5 培育“体育经济生态圈”助推产业升级
新加坡推行体育、旅游、科技深度融合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为我国城市更新中的动能转换提供参考。可尝试进行体育设施场景化消费创新，在历史街区、工业遗址等城市更新重点区域，依托老旧建筑改造建设特色体育设施，植入沉浸式运动体验、体育文创、运动社交等消费场景，培育“体育遗产旅游”新业态。进行数据价值链延伸，鼓励体育企业接入城市公共数据平台，研发面向大众的运动健康数字化产品。华为与深圳市联合搭建的城市健康指数测算模型，现已运用于社区慢性病预防管控工作，可为基层公共卫生治理提供科学决策依据[34]。强化国际赛事牵引与体育设施赛后可持续利用，借助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等重大赛事，推动城市体育设施升级与城市品牌增值。赛后需建立场馆可持续利用机制，杭州奥体中心赛后整体转型为全民健身综合场馆，通过持续对外开放运营，有效规避大型体育场馆赛后闲置的难题，避免“赛事孤岛”效应[11]。
5 结束语
新加坡体育设施赋能城市更新依托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精准高效的体育设施空间布局，以及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本质是通过体育设施空间规划逻辑的创新与社会治理方式转型，实现城市空间环境提质与人文服务价值提升的协同发展[15]。但新加坡模式亦存在其适用边界与局限性。该模式高度依赖政府财政持续投入，社会资本参与比例仅为35%，出于财政风险管控需求，新加坡最终放弃申办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同时，集中式的设施布局模式具有明显适用局限，仅能适配国土狭小、人口结构相对单一的城市国家，难以应对幅员辽阔国家内部显著的城乡与区域差异。与之相比，我国以《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为引领，采取“存量空间活化”与“增量设施补充”双轨并行的供给策略，并通过多元投入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深度参与，逐步形成了一种能够兼顾城乡差异、体现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径。新加坡模式中具有借鉴意义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精细化运营思路与“就近服务”的社区服务理念。在借鉴过程中，我国需立足本土语境，充分结合目标地区的空间规模、财政能力及发展阶段进行必要的本土化调适，方能在实际应用中取得预期成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城市更新理论体系与实践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