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日益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3，低于平均水平[1]。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3.5%[2]，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面对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中国通过“单独二孩”（2013年）至“全面三孩”（2021年）的生育政策迭代，推动人口结构优化与长期均衡发展。同时，辅以产假延长、育儿补贴、教育减负、住房支持等配套措施，旨在缓解生育成本、改善育儿环境，以提升家庭的再生育意愿。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生育意愿并未出现实质性回升[3]。当前我国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愿意生育一孩的家庭数量也在减少[4]，2022年、2023年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即便政策开放，许多家庭尤其是育有一孩的家庭并无强烈的再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呈现出“意愿低-行为少”的态势，居民的再生育动力不足已经成为现实难题。当前，提振持续走低的生育率与增强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效，是我国亟待突破的关键难题。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居民的再生育意愿，成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居民再生育意愿不仅受社会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生育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5-6]。家庭收入、健康状态、幸福感等微观因素同样对再生育意愿具有重要影响[7-8]。在家庭经济学研究中，“成本-效用”理论对生育意愿具有较强的解释力[9]。莱宾斯坦（Leibenstein）认为，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符合经济理性的行为[10]。养育孩子虽然可以带来幸福感、家庭稳定性等“效用”，但同时也会付出经济、精力、健康以及职业发展受限等“成本”[11]。由此观知，生育决策并非单纯的生理或情感行为，其结果取决于个体对养育成本的综合判断，特别是收入和健康在孕育过程中至关重要。
体育参与作为一种健康投资选择，不仅能改善个体的身体机能与心理健康水平，还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与社会资本积累影响收入水平与风险认知，逐渐成为解释生育行为的新线索。因此，体育参与可能通过改善健康水平、收入水平，降低生育决策的感知成本与风险，从而影响居民的再生育意愿。目前关于体育参与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研究利用2018年、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从实证角度探讨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影响的机制。本研究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是否存在直接正向影响；2）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在体育参与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之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检验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为政府制定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体育参与与居民再生育意愿
根据“成本-效用”理论，再生育意愿是个体或家庭在资源有限与未来不确定条件下作出的理性决策。家庭收入、身心健康状态、幸福感等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2-14]。体育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健康投资行为，对“成本-效用”结构会产生影响[15-16]。首先，体育参与对增强居民幸福感、婚姻满意度等积极心理状态具有重要作用[4,15]，积极的心理状态与再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7]。同时，根据情绪维持假说[17]，处于积极状态下的个体，往往为了维持积极情绪而会采取规避风险措施。对于家庭生活和谐的人群，为了稳固婚姻关系，维持幸福感，可能会选择再生育[8,18]，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育对居民再生育意愿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其次，体育参与通过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增强健康信心与生活掌控感[19]，降低孕育风险[20]，提高对生育决策的安全感与确定感。此外，体育参与者通常具有更强的时间管理与自我控制能力[21-22]，可以有效地平衡工作、生活与育儿时间，缓解育儿带来的时间成本压力。综上，体育参与可能通过提升健康水平、时间利用效益与降低风险，影响居民的再生育意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1。
H1: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健康水平的中介作用
健康水平是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23]。良好的健康状况意味着更低的医疗支出与孕育风险，能够减少生育带来的经济负担，对再生育意愿具有积极的影响[23-24]；消极的健康状态会削弱夫妻之间的情感联系，降低生活、婚姻满意度[25]，影响再生育意愿[26-27]。体育参与作为健康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规律的体育锻炼参与可改善生理功能[28]，提高整体健康水平和健康满意度[29-32]，减少孕育过程中的身体负担、降低健康的不确定因素，增强再生育意愿的信心[33]。此外，健康资本理论指出，个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可降低未来生产与生活中的风险成本，从而在家庭决策中提高效用水平[34]。从“成本-效益”权衡来看，体育参与通过改善生理机能、调节内分泌系统，提高健康资本存量，降低孕育相关的健康成本和健康风险，增强其生育信心。据此，提出研究假设2。
H2：体育参与通过健康水平间接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
1.3 收入水平的中介作用
家庭经济收入是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13]。体育参与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有效投资方式，对居民的劳动生产效率、劳动力市场表现和收入增加具有显著的作用[35-36]。研究显示，规律运动的人比不规律运动的人收入高3.79%[37]。庄家炽等研究发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确实能获得额外的工资收入，收入溢价水平为7.36%[38]。具体而言，体育参与可通过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程度和促进社会交往提升工资收入。收入的提升可显著缓解生育的“经济成本”约束，确保家庭在面对养育成本时具有更充足的支付能力，从而增加生育的理性可行性[39]。此外，较高的收入水平往往伴随着更好的社会保障与生活安全感，降低了个体对未来经济风险的担忧，减少对未来支出的焦虑感，从不确定性规避来看，这种经济感知风险的降低有助于增加再生育意愿[40-41]。同时，收入的提高也能通过购买托育、家政等服务、优化时间分配等方式减轻育儿过程中的时间约束。因此，体育参与通过提升收入水平改善经济条件与风险承受力，间接影响居民的再生育意愿。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
H3:体育参与通过收入水平间接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8年、2022年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调查通过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确保了抽样的科学性与代表性。样本覆盖中国大陆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青海和海南等地区外，其覆盖人口约占中国大陆总人口的95%，能够较好地反映全国总体情况。考虑到2016年中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部分人口重新有了生育意愿[42]。故研究选取2018年、202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调研对象为截至调查时间男性年龄22~60岁、女性年龄20~49岁的育龄群体。删除了核心变量缺漏值、控制变量缺漏值等无效样本，获得有效样本21 834个。
2.2 变量选取
2）解释变量：体育参与。参照已有研究[44]，构建0、1取值的二分类变量。2018CFPS问卷中通过“过去一周，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测量体育参与情况，该题项的取值范围为0~50次。其中，0表示过去一周未参与体育锻炼，赋值为0；大于0表示过去一周参与体育锻炼，赋值为1。2022CFPS问卷关于“过去12个月锻炼次数”设置了8个选项。其中：①“平均每月不足1次”、②“平均每月1次以上，但每周不足1次”、⑧“从不参加”，表示过去一周未参与体育锻炼，赋值为0；③“平均每周1~2次”、④“平均每周3~4次”、⑤“平均每周5次及以上”、⑥“每天1次”、⑦“每天2次及以上”，表示过去一周参与体育锻炼，赋值为1。
4）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户籍、婚姻状况、生活满意度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解释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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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二分变量的百分比均为选择取值为1的选项的样本占比。 |
2.3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应用Stata18.0对数据进行清洗。由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为保证回归结果准确性，采用固定效应Logit回归分析检验体育参与对我国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影响（H1），采用KHB检验体育参与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的路径机制，即健康水平（H2）和收入水平（H3）的中介作用。通过引入体育参与的一阶滞后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检验结果稳健性。
3 结果
3.1 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以再生育意愿为被解释变量，体育参与为解释变量，同时选取人口学特征、家庭和社会特征等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见表2），样本量为21 834。
表2 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回归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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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
本研究设定嵌套模型估计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在模型1中加入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的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加入体育参与变量以考察体育参与的净效应。模型1的结果显示，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与居民再生育意愿存在显著相关。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体育参与，结果显示，在固定个体变量与年份变量以及控制了其他所有因素的情况下，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体育参与的系数为0.536，且在0.1%的水平显著。因此，H1得到验证。
3.2 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研究结论的可信度，本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为缓解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干扰，引入体育参与的一阶滞后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验证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影响的时间滞后效应。模型3显示（见表3），滞后一期的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育参与的系数为0.395，且在0.1%的水平显著，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前一期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其再生育意愿在当期也更高，进一步验证了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积极作用。
表3 体育参与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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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KHB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该方法可在非线性模型中准确拆分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48]，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总效应为0.536，加入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2个中介变量后，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直接效应为0.272，中介变量健康水平、收入水平的间接效应为0.264，间接效应的贡献率为49.25%。由表4可知：健康水平的间接效应为0.109，其95%的置信区间为[0.094,0.124]，不包含0，H2得到验证，健康水平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0.33%；收入水平的间接效应为0.155，其95%的置信区间为[0.108,0.201]，不包含0，H3得到验证，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8.92%，收入水平的贡献率更大。
表4 KHB中介效应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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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研究发现，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不仅具有直接的影响，还通过健康水平、收入水平的单一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再生育意愿。丰富了“成本-效用”理论在生育行为研究中的应用范围，体现了体育与人口之间的独特联系，这种独特联系与体育的属性密切相关。体育参与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再生过程，是家庭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子集[49]，能够给家庭或个体带来幸福感[50-51]、生活满意度等积极情绪[52]，这种心理资本的增加会降低生育过程中的心理焦虑，提高生育信心[7]。进一步而言，体育活动在家庭情境中的参与形式具有促进家庭互动与提升亲密度的社会功能，有助于改善家庭氛围，增强对子女数量增加的预期。与此同时，从体育参与的外部环境来看，体育锻炼参与作为一种重要的健康生活方式无疑受到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刻影响，具备促进再生育意愿的独特功能。换言之，全民健身战略所强调的高水平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设，在无形中构筑了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其影响机制包括降低家庭健康焦虑、丰富家庭活动机会与提升生活质量等方面。可见，全民健身战略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之间存在深层联系，且具有尚未充分挖掘的政策协同效应，这为科学构建跨部门协同的公共政策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行动指南。
4.2 健康水平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体育参与作为最重要的健康资本积累形式之一，不仅直接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还通过健康水平间接影响再生育意愿。体育参与通过增强身体素质、调节内分泌代谢、参与免疫调节、优化精子表观遗传标记和改善身体机能[16,53]。这种健康水平的增强是孕育子女的身体机能健康保障，可能降低自身的疾病易感性和后代的疾病易感性[28]，同时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从而降低孕育过程中的健康风险，大幅增加生育的健康资本信心[54]。健康水平的中介作用表明，生育决策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个体在“成本-效用”框架下对健康资本综合权衡的外化体现。体育参与通过健康资本积累，优化了这一权衡过程，从而实现了健康收益向再生育意愿的有机转化。这种靶向转化机制与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推进密切相关，全民健身战略通过扩大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体育可及性，提高居民体育锻炼参与率，从而有效提升健康水平，增强再生育意愿。这表明，全民健身战略在有效改善国民健康整体水平的过程中，驱动社会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外溢效应。健康水平作为体育参与影响再生育意愿的中介路径，不仅深化了体育参与影响再生育意愿的驱动作用与聚合效应，也为全民健身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全面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崭新的政策纽带。
4.3 收入水平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体育参与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举措，除了直接影响居民再生育意愿，还可以通过收入水平间接影响再生育意愿。由于生育及养育子代的直接成本这一经济因素始终占据主要位置[13]，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增加了家庭可支配资源，也提升了家庭在应对养育成本（教育支出、生活支出、各种培训支出等）时的承担能力[55]，从而有利于增强再生育意愿[13]。体育参与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56-57]、劳动供给能力[58]、扩大社会网络[59]、改善心理状态等途径[38]，增强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与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再生育意愿。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再造过程，居民通过体育锻炼参与影响收入水平，释放“经济成本”约束，规避孕育过程中的经济风险，降低生育决策的经济风险感知。从收入水平的中介效应来看，其本质是体育参与将个体的健康资本转化为人力资本收益，从而实现了体育参与对再生育意愿的间接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系链条中可能存在“共同前因”的影响。例如，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如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及家庭资源禀赋等）既可能影响体育参与机会与参与程度[60]，也可能直接影响收入水平及生育决策偏好[61]。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还可能发挥调节作用。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其体育参与更容易转化为人力资本收益[62]，从而在收入增长与生育决策中产生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一转化路径可能受到就业机会与职业结构等因素的限制。
此外，体育参与转化为生育意愿离不开宏观政策环境的支撑。全民健身战略与健康中国战略通过优化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不仅增强国民健康，也提高劳动力整体质量，从而在宏观层面改善再生育的经济环境。
5 结论、建议与局限
5.1 结论
研究利用CFPS2018年、CFPS2022年两期数据探讨了体育参与对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机制，得出以下结论：1）与不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相比，参与体育锻炼的居民表现出更高的再生育意愿；2）体育参与通过健康水平、收入水平的单独中介作用影响我国居民再生育意愿。
5.2 建议
体育参与是提升居民再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各级政府部门应大力推进“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全民健身工作，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鼓励引导居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通过体育参与提高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增强其生活满意度、幸福感和婚姻满意度，降低生育焦虑，提升再生育意愿，缓解少子老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首先，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政策体系，持续增加对公共体育设施和服务的投入，扩大全民健身与健康服务体系覆盖面，保障体育资源均等化。一方面，加强公共体育活动设施、场所，如多样化的运动场馆、户外休闲运动场所、体育公园等的投入建设；另一方面，推动社区、公园、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的共建共享，确保场地设施的便捷性，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激发居民特别是育龄群体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我国居民再生育意愿中的关键作用。
其次，政府要重视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在促进居民再生育意愿中的关键作用，并采取措施促进居民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增加。一方面，应加大对居民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倡导“运动促进健康”的理念，引导育龄人群将体育锻炼纳入日常生活，提升身体素质和生育信心，降低再生育的身体成本。另一方面，鼓励用人单位将体育活动纳入职工福利体系，提升员工健康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增强居民收入增长预期，通过“收入水平”间接促进再生育意愿的提升。
最后，各级各类社区组织、各企事业单位要将引导社区居民、单位员工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体育赛事，引导和鼓励居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营造良好的体育运动氛围。通过体育活动形塑居民的生育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观念，转变居民的生育观念，进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居民的再生育意愿。
5.3 局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1）本文仅采用CFPS2018和CFPS2022两期面板数据，缺乏对居民生育行为的后续追踪数据，可能难以反映体育参与与居民再生育意愿的动态变化趋势，未来应采用长期追踪数据验证结论稳健性。2）囿于CFPS问卷中测题设置限制，对体育参与、健康水平的测量仅仅通过单一题项测量，再生育意愿以“理想孩子数量与实际孩子数量的差值”来测量，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后续研究应使用多维度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