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成长受其家庭的直接影响，家庭在青少年身体活动方面起着教育、引导、管理等作用[1]。我国教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就强调“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 h体育活动时间……大力推广家庭体育锻炼活动”[2]。从这个角度而言，青少年校外体育锻炼的管理主要在于家庭，这就对其所在家庭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青少年的家长的身体活动意识薄弱、青少年的父母的责任缺失等多方面因素是当前我国青少年在校外缺乏身体活动的重要原因[1,3]。同时，由于当前缺乏有关家庭的结构性因素的研究，青少年的家长、学校等社会层面主体对制约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的认识还不全面，青少年的家长在促进其青少年子女身体活动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家庭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复杂与多变，亟待剖析审视。因此，我国正在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协同治理体系[4]，而该体系的首要因素就是家庭。家庭是干预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突破口，脱离家庭这一基本因素，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干预将寸步难行，由于家庭因素具有复杂性、模糊性等特征，所以厘清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至关重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一般是以婚姻与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基本社会单元，由一夫一妻及其婚生子女构成。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家庭是人类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群居形式，是儿童青少年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节[5]。从家庭结构与系统理论观点而论，青少年的家庭主要以代际养育的直系亲属对其校外身体活动产生影响，所以本研究将其称为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当前，该主题的文献主要侧重于研究青少年身体活动受学校、社区等场域的人际关系影响方面的问题，主要论及了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的部分内涵和部分家庭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笔者归纳后认为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硬件条件、家庭环境、家庭文化等，且各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以及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6]，但是由于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复杂，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又受家庭多维度因素的影响，从目前的案例研究而言，研究的全面性还有不足，诸如家庭教育观念、青少年的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等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尚无定论。因此，对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进行深入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加之针对家庭因素的内涵和家庭结构的研究还不系统，且案例证据不全面[7]，所以适宜使用质性研究。鉴于以上，笔者为了确保本研究的系统性、有效性、严谨性及程序性，基于前期已有的田野调查资料，使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方法，剖析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的具体结构及其内在关联，并构建了家庭因素模型，试图探索建立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的协同治理框架，以期为青少年的家长干预其青少年子女校外身体活动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与评述
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涉及人口经济学、心理学、体育学、社会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当前主要围绕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进行了研究，以下从2个方面进行回顾。
1.1 家庭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
对于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青少年的家庭成员主要基于其当前的家庭物质条件通过家庭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影响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诸如青少年的父母的身体活动认知行为、家庭收入等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会产生正反馈交互效应[8-9]。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父母凭借其固有的关于健康的认识与观念，一方面通过经验诠释、角色示范等方式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态度和行为，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语言交流、身体活动行为示范等代际互动直接带动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8]，尤其是对与其同性别的青少年子女的影响更明显。例如，父母大强度运动每增加20 min，其青少年子女的中大强度运动则可能增加5 min[9]。然而，当代家庭普遍忽略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6,8]。
1.2 家庭环境因素
从生态系统理论观点而论，个体的发展会受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家庭环境因素。家庭环境是指在家庭住宅进行身体活动所处的人造空间的构成部分，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起着双向调节作用。其中，家庭住宅人造空间因素主要包括物质拿取便捷性和住宅所在社区的体育设施使用便利性，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例如：网络电子产品既可以作为青少年在家庭住宅进行身体活动时使用的便捷的体育学习工具，也可能会使青少年因沉迷于网络而久坐和缺乏运动；住宅所在社区体育设施便利性、家庭住宅院落或内部空间大小、家庭住宅所在社区安全性与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正相关[11-12]，并且家庭住宅距离体育设施的步行时长每增加10 min，青少年身体活动参与率就会降低6%[13]。此外，非机动车道便利性、家庭住宅与商店的距离均与青少年交通方式有直接关系，如果交通出行适宜骑自行车或步行，则有利于提高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13]。
1.3 文献评述
当前，从相关文献可知，仅研究了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一部分家庭因素。与社会不同场域相联系的家庭是一个复杂整体，其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或直接、或间接、或交互地影响着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虽然目前已有研究者对涉及父母收入、亲子互动、家庭居住区环境支持的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是诸如家庭成员自身的身体活动等其他可能性因素如何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机制尚不明确[13]，说明对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的研究还不全面，所以探究全部的家庭结构性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影响，有助于更系统地认识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场域要素。同时，这些要素的影响还具有模糊性、主观性等属性，较难量化，所以需要深入剖析其构成。鉴于以上，需要从广泛的实践中分析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由此，笔者通过访谈和对文献资料进行理论抽样和连续性交互比较，根据家庭结构与互动理论、健康行为过程论以及社会分层理论，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逐步归纳出家庭因素的范畴，并进一步细化家庭因素的构成，进而分析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影响机制，以期为应用《身体活动指南》促进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概念模型构建流程
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是一个较新的、复杂的研究领域，且不同家庭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影响路径也不同，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产生影响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强、研究的操作难度大，并且很难量化，需要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构成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建模与阐释，适宜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扎根理论是通过系统化的研究程序对复杂现象进行归纳式探索性研究，主要是从经验资料中分析、凝练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概念，并构建用于理论分析的概念模型，是一种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被誉为质性研究最有效的方法[14]1。笔者通过对田野调查资料和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形成了确切的问题。之后，在一边收集资料、一边分析资料的过程中，又逐字逐句地分析、编码、提炼因素，并通过逐级编码归纳了副范畴和主范畴，又基于原始语境对以上范畴进一步进行了归纳与演绎，最终建立联系，构建了理论与资料相吻合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并对该模型进行了饱和度检验。
2.2 资料获取
2.2.1 文献资料
为了更全面地搜集资料和信息，在相关文献数据库检索了发表在中英文核心期刊的文献[限定在中文核心期刊（北京大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SCI、CSCD）、SCI、SSCI、优秀硕博士毕业论文）]，并尽可能地确保时效性，将检索时段设定为近15年（即2007年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之后），选择其中高被引文献，依次按照标题、摘要、全文进行筛选（见表1）。文献选取标准为语句包含家庭因素的各类信息。文献剔除标准为会议记录、信函、同一学术团队重复发表的文献、仅为摘要。
表1 文献检索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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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访谈资料
2.2.2.1 施访者
施访者准备的访谈资料包括《受访者招募说明书》《知情同意书》《受访者一般资料表》以及访谈提纲。1）在提取文献信息的基础上，提炼董宝林、胡月英、郑家鲲、郭强的博士学位论文相关信息[6,9,15-16]，结合前期的田野调查资料，以家庭因素-校外身体活动为主线，设计辅助性问题，并根据问题展开访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一般性问题、深入性问题等开放式问题，在访谈过程中尽可能地激发被访者的兴致。2）拟写了6~8个初步提纲和访谈注意事项，并在访谈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以获取尽可能全面的信息。其中，为了获取尽可能完整的资料，设计了“学生访谈提纲” “家长与监护人访谈提纲” “教师访谈提纲”，包含的问题如“您认为家庭对于青少年来说意味着什么”“青少年身体活动内容有哪些”“您可以继续谈谈如关于父亲、母亲等的影响”“这些家庭因素您认为有哪些”。3）结合2位学界专家（华中师范大学与成都体育学院从事学校体育研究的博士生导师）对访谈提纲的建议和访谈时的注意事项进行了补充，补充的问题如“您闲暇之余会做什么”“您会对青少年提出哪些要求呢”。4）对青少年身体活动相关领域专家、孩子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父母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盘问了青少年日常身体活动的内容、频率、态度等方面的问题。为了确保访谈顺利进行，还营造了适宜的氛围，如安排了茶话会、提前沟通、增加引导语。
2.2.2.2 受访者
采取理论抽样、滚雪球式抽样的方法确定受访者。1）根据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中小学生父母年龄特征、多数家庭的人口结构特征，选择青少年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和具有话语权的人作为受访者，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表2。2）向受访者解释本研究的目的、意义等，并发放《招募说明书》。其中：成年受访者如果同意接受访谈，则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约定访谈具体时间和地点；未成年受访者则在其家长许可的前提下进行访谈。上述受访者中有一部分人在访谈前已通过网络接收了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信息，以利于其为接受访谈提前做准备。还有2名无子女的30~40岁的受访者，这2人在我国华东地区、华西地区、华北地区及华南地区的一线城市和某些农村均居住过。4）允许受访者根据实际情况自由扩展谈话内容，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需要引导推进访谈，直到理论饱和。5）访谈时间设定为10~30 min。
表2 受访者描述性特征统计结果 （n=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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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编码
3.1 开放式编码
使用随机抽签转盘法随机转动转盘，停转时随机指向一个数字，根据数字指向标定文献顺序或访谈文本页码。最终对20篇中文文献、70篇外文文献、访谈资料总页数1/3页的资料进行了饱和度检验。对数据的分析主要使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提问、备忘录的方法进行。其中，备忘录是对各研究阶段的思考随笔，贯穿于本研究始终，而提问主要应用于访谈过程，是为了增强受访者对谈话内容的敏感性。例如：P4家长在接受访谈时提到，他的孩子每天在学校嬉皮笑脸的，老师经常反映太活泼了。此时，研究者提问：“嬉皮笑脸”与身体活动有什么关系?于是就将问题指向下一个访谈方向，探讨活泼型和安静型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受家庭因素影响的情况。
表3 开放式编码（非全部）形成的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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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轴式编码
表4 主轴式编码提炼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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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选择式编码
在前两步基础上，提炼核心范畴并分析其内在关联，建立核心范畴和主范畴的概念之间的逻辑框架（如图2所示）。本研究的核心范畴是“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根据主范畴和初始范畴的内涵及其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多层次主线：家长认知转化是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内驱力，赋能支持因素与社会人口因素分别是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基础和支撑，文化因素和环境因素分别是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助力和保障。家庭赋能支持因素可以纵向整合和横向协调其他各个因素，通过社会人口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产生影响效应，在家庭住宅内外环境与文化因素的附加作用下，青少年因受到其家庭熏陶而实现身体活动的代际认知转化，从而可以使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发生变化。该主线揭示了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治理需要多方协同和赋能每个青少年的家庭。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了检验以上概念模型的理论饱和度，对预先保留的1/3的相关文献进行了逐一检验，没有发现新的概念和类属，也没有发现新的关联。之后，由3位本领域的专家对编码和概念模型进行检验，3位专家相互屏蔽，以“已饱和、较饱和、一般、较不饱和、不饱和”为选项对上述概念模型进行检验，所有专家均认定已饱和。
4 对概念模型的阐释
4.1 家长认知转化是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促动因素
青少年的家长对其子女校外身体活动的理性与感性的综合心理特征可以反映家长的人格、意识与情感迁移，会影响青少年对不同的身体活动的认知和践行。依据奥尔波特的观点，人格是人的本质特性的综合体现，而意识是人与自身内外部认识互动形成的觉察[19]，并且是认知的基础，而认知又可以通过信息互动潜在地内化到人的知识结构中[20]。人格健全的家长会通过其主观能动性提高自身对身体活动的理性认识水平，通过情感迁移，可以将身体活动的科学知识转化到促进自己孩子的校外身体活动实践中（如图3所示）[21-22]。家长如果在思想上支持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就会通过多种手段促进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有研究者就发现，青少年对家庭支持的感知程度与其校外身体活动有因果和跨时段正相关关系[10,21]。而家长的言传身教、情感迁移、健康行为示范、积极的生命观都会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效度。例如，青少年的母亲的运动热情对其子女运动行为有正向影响[10]。因此，青少年的家长通过深化认知，诸如正向观念、强化感知等，可以驱动其青少年子女进行积极的身体活动[23]。
基于以上，笔者认为：一方面，要通过学校、社区等治理主体协同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公益性家庭体育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的家长的身体活动素养，使青少年的家长遵循促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的养育准则；另一方面，应编写《家庭身体活动指南》，并构建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评价体系，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过程加强监管，特别是要发动体育教师和社区体育工作者参与监管。
4.2 家庭赋能是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基础因素
从自我决定理论而言，家庭赋能是指青少年的家长通过运动能力、信息互动、支持行为、科技工具等使其青少年子女获得身体活动相关的知识、技能和资源，为其青少年子女的身体活动赋予时空能量，是通过家庭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基础。其中的家庭住宅是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首要场域，而青少年的家长给予其青少年子女的信息和支持，是促进其青少年子女养成良好的校外身体活动习惯的最有效和最基本的要素。例如，男生往往通过家长的支持行为与其家长互动，而女生则倾向通过家长的信息支持与其家长互动[4]，青少年与其家长的信息互动、青少年的家长对其青少年子女的身体活动的支持行为的影响效度主要取决于家长的身体活动能力、观念和意志[24]。因此，青少年的家长能否基于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特点给予其青少年子女适宜的支持，决定了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干预的效果。以上可谓是家庭主体责任赋能，而科技工具是物质赋能。随着体育锻炼器械逐渐智能化，在青少年的家长的掌控下，可以辅助提高其青少年子女的校外身体活动能力，以及引导其青少年子女科学运动。如果青少年的家庭可以为其青少年子女提供有利于激发运动动机的健身设施、智能运动装备等，就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诸如有调查者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很多青少年的家长通过手机软件、直播平台带动其青少年子女居家进行瑜伽、操舞等身体训练[13]。因此，家庭赋能实质是通过资源共享直接地、根本地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
4.3 家庭环境是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诱导因素
从交互决定论的角度分析，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环境既可能是人的行为的原因、也可以是人的行为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与环境形成的相适性可以决定人的行为。因此，青少年的家庭住宅环境及其周边环境因素主要通过青少年的环境感知、主观情绪体验以及行为决策围绕校外身体活动形成的适宜的条件体系产生诱导效应。
因此，营造15 min健身圈、创建体育友好型社区环境和形成适宜的自然环境是诱导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有效策略。
4.4 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是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核心
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人口结构关系和经济社会阶层，是家庭的主要特征因素，根据社会差异化理论，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可以直接或间接驱动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起着核心作用。家庭人口结构关系几乎可以通过所有方式影响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其一，随着青少年的年龄增长和行为自主性增强，其行为变化的父母效应会逐步转变为同伴效应。如兄弟姐妹的身体活动聚合效应比亲子效应大，且轻体力活动具有最大聚合效应[26]。其二，忽视、放任和专制的家庭教养方式会使青少年缺乏自主管理能力，但是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可使青少年更独立和更自尊[22]，前者可能是因为没有形成积极的亲子沟通机制，从而导致青少年在校外的身体活动欠缺主动性。
此外，家庭收入、家长受教育程度等不同属性的经济社会阶层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会产生权重不同的效应，并与其他因素有交互作用。其一，父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可能会通过观念的中介效应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产生影响，还可能会通过经济因素对其校外身体活动产生直接作用。如有研究者发现，父母收入及职业与其青少年子女的身体活动无关[4]，但是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子女不会参与付费的体育活动，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则可以正向引导其青少年子女的身体活动[27]。其二，青少年的家庭住宅所在地的经济发达程度、青少年的家庭住址搬迁均对其校外身体活动有潜在负面影响。家庭住宅所在地的经济越发达，该家庭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水平越高。例如，纽约、上海、黑龙江的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依次减少，且城市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多于农村[28]。由农村搬到城市居住的家庭，其青少年子女的身体活动不足的风险可能更高[23]。
因此，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具有关键调节作用。
4.5 家庭体育文化是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中介因素
家庭体育文化是指家长的体育教育价值观与其在家中的体育教育行为形成的总和[29]，包括家庭伦理道德、家长体育锻炼行为等多个方面，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会产生正向作用。其一，我国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政策督促青少年参与家庭体育活动。如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实施体育家庭作业制度，并动员青少年的家长监督和指导其青少年子女的校外体育锻炼。其二，协作式家庭体育文化能够通过相互鼓励、以身作则、同质转换等方式对其青少年子女的校外身体活动产生积极作用，个人主义式家庭体育文化则可能因为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消极结果。如“每天傍晚全家锻炼身体，有利于提高该家庭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水平以及使其养成体育锻炼习惯”[30]。再如我国还有一部分家庭存在家族体育仪式习俗[31]，对该家族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其三，家长的体育教育观是其青少年子女形成良好的校外身体活动习惯的前提。如家长通过指引其青少年子女购买健身器材、参与运动训练课程可以推动其子女参与运动[32]。而家长认为“体育可有可无” “女生不应该参与运动训练”则会产生负面效应[22]。因此，青少年的家庭形成的体育文化是其校外身体活动的中介因素，通过家庭体育文化熏陶可以使青少年体现出与其父母相似的体育锻炼习惯或运动项目的传承。
4.6 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各个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机制
综上所述，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具有复杂性、多元性的特征，各个子要素之间相辅相成，各自产生主效应的同时，又存在交互效应机制。
其一，家庭赋能取决于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与家长认知转化因素相辅相成，或作为家庭体育文化的外显因素，通过家庭体育文化熏陶促进青少年产生认知校外身体活动的动机，可以使青少年主动地参与校外身体活动。根据系统动力学的基本观点，同时借鉴健康行为过程论与自我效能的重要思想，笔者认为，通过夯实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基础，激发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动机，从而强化青少年自我驱动，进而促进青少年在校外的身体活动。而家庭体育文化效应则是指挖掘家长的体育教育潜能、培育青少年的体育文化自信，发挥家庭教化作用。如父母通过体育锻炼经验引导其青少年子女或效仿，或对体育锻炼促进健康形成认知，形成代际传授效应，从而促进其青少年子女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此外，由于认知是行为结果的主导因素，所以应强化家庭赋能，通过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正向作用于家庭环境因素[33]，诱导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如建成家庭体育锻炼环境，以此使青少年达到适宜的身体活动水平。
其二，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与家庭赋能因素相互补充与相互协同，分化形成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物质环境与家庭体育文化观念，会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情绪体验。文化是知识传承和技能迁移的载体，文化创新性传承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在驱动力，环境是人类参与社会活动的外在前提，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在这种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协同作用下，通过强化信息与物质支持[34]，可以促进青少年产生积极的校外身体活动行为，所以家庭赋能与家庭体育文化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影响效应大于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效应。如父母每天向其青少年子女分享健康知识和陪伴体育锻炼，就有利于培育家庭体育文化，既能直接提高青少年校外体育参与度[35-36]，也可以通过认知转化的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37]。
其三，从社会生态动力学理论而言，基于家庭住宅建成环境的改造，家庭环境因素可以成为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转化为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重要“孵化器”。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综合因素，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主客观条件的总和[38]，所以家庭环境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产生的作用取决于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的转化。
5 结论
1）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复杂多变，而厘清多种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是当务之急。本研究发现，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5个家庭因素不仅各自单独存在主效应，还存在相互补充与协同作用以及交互效应。青少年的家长为其青少年子女筑牢身体活动知识、身体活动技能、身体活动信息、身体活动科技工具的赋能根基，建成适宜身体活动的家庭住宅内外环境，通过自身认知转化产生的驱动作用，形成家庭体育文化，可以促使青少年参与校外身体活动。
2）本研究的贡献。一方面，本研究进一步探究了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家庭赋能、家庭体育文化、家庭环境、家庭社会人口学特征因素的相关分析，可以为家长促进其青少年子女参与校外身体活动提供策略参考，以及为今后制定《家庭体育调控指南》提供研究依据。另一方面，目前的文献主要侧重研究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评估、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现状、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促进机制和对策，本研究验证了已有研究中的部分家庭因素，并且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了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的概念模型，使影响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因素更全面，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构建了多学科交融的复杂因素体系，可以为我国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家庭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此外，还厘清了5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为通过家庭干预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提供实践参考。
3）研究不足与展望。虽然本研究尽可能地将访谈资料与文献资料进行充分融合，以期达到全面性，但是访谈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诸如电话访谈可能无法根据受访者情绪进行话题引导，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受家庭因素影响的路径分析还不够充分。因此，未来应该对家庭因素中的各子要素进行权重分析，进一步论证和补充该概念模型。此外，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全面干预需要对家庭、学校、社区更多主体联合干预的相关体系进行研究。
